《货币文化史Ⅳ》:启蒙时代货币泡沫与价值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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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到了 17 世纪,货币讨论的基调发生了变化。尽管中世纪的重商主义者几乎投入了他们全部的注意力和学识,但他们的努力仍然限于延续历史的传统货币体系范围内。

中世纪之后的政治评论家们开始背离传统体系,与启蒙运动乐观主义相呼应,在这样的认识变化中重新审视货币及其作用。

最显著的变化是,他们认为政府可以重新设计货币并制造硬币的替代品,从而更好地支持社会的经济发展。因此,布劳顿的寓言以其简洁的构思和充满希望的目标闪耀着光辉。只要参与者之间能达成一个协议,他们就可以构建他们自己的类似于货币的工具,这种媒介会使“地产没有债务, 促进贸易,并为租户创造大量财富”。

同样地,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或“发放的信贷”也是通过公私合作来设计的,可以有效地扩大货币供应量。银行为获得的每一“便士”而发放的每一“英镑” 贷款同样会使公众和私人受益。于是,启蒙运动对货币的态度开始有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转变,即在理论上将货币视为一种能够设计和重新设计的制度。

这种新的讨论方向有几个来源。在广泛的层面上,它遵循了政治哲学关于社会秩序有其契约根源的集体辩论。

依照这一观点,人类有能力实际上也有责任去塑造他们的环境。他们应该采取行动去支持生产性企业、缓解贫困或改善政治秩序,而不是假设存在一种神圣的秩序或翘首期盼神意的干预。

另一群与塞缪尔·哈特利布(Samuel Hartlib)有关的改革者、学者和自然哲学家,他们断言“通过不断追求知识、创新和工业”,人类有可能取得内在发展的进步。他们特别关注货币实现生产性交换的能力,认为货币可以开发出原本无法获得的资源。

炼金术提供了一种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方法,他们以对科学技术的培根(Francis Bacon)b 式投入来进行这项努力。当这一切失败后,他们将试验性的努力转向信贷,致力于将信贷重新设计成一种货币形式。……

启蒙时代,货币被空前地重新审视。

18 世纪伊始,英格兰银行要求政府延长刚获批不久的特许状期限,这预示着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变革正在酝酿。当流通公债成为欧洲各政体不可或缺的主权工具,现代货币扮演日常交易的媒介,一套全新的货币运作方式在激烈的思想交锋中被“设计”出来。

彼时,战争加剧了国家债务的上升,新兴资本市场在迭次出现的激变中形成。而与此同时,以现代模式组织起来的商业银行迅猛发展,带来高能货币的储备扩张。这是一个在货币理论上极富创造力的时代,以激进的货币制度创新,塑造了西方的经济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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