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写而想

本文参加6g选手文字彩梦第四期征稿

我常常想到写文章的事，但是我实际上是不会写文章的。对于文章是什么，小说是什么，诗歌是什么，我始终抱着一种近乎可悲的茫然。如果要听从坪内先生所言，如何说话就如何写，那我连说话恐怕都要不会，毕竟任何研究，就像是把一个完整的东西剪碎了再去分析一般，让人不知所措。

横光氏曾说过，文章要紧的在于诚，可是他自己的文章也会被人认为不诚。以其诚之过于人情所识所见之极，反近伪饰。或者以笔之长不继气之力，笔至而气不得至，气至而笔不能至，这就是汪曾祺对李太白的叹息。也是前人所说的，无苏辛之气概不能为苏辛之豪放的缘故。

在古代的研究中还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张耒曾有“玉环妖血无人扫”之句，则见人诘问，贵妃缢死，何来妖血？非要在引证典故“血污游魂归不得”，来以老杜做声势，才许用妖血一词，不亦荒谬。又如欧阳修道《枫桥夜泊》不通，引起一群人研究唐朝半夜敲不敲钟这等话来，以及沈括问峨眉于蜀地于《长恨歌》之谬，引人争双流峨眉之旧，皆可发一笑。我曾遇见有人问我王摩诘“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之句，既为春山春涧，为什么还有桂花之落？春天桂花未必是不开的，但就算如此解释，又有什么意义呢？诗歌既然为诗歌，那么它所重要的无非是给予人的艺术感受，而如果他累句砌词，不能成文，自然就算不上是诗歌，则不能够用诗歌的眼光去看待它，其他就无从谈起了。

以评论家的眼光看，诗人也并非是一味写诗的，诗人所写的许多也称不上诗，比如有研究者就曾说白居易、陆游的许多诗，虽然符合韵律，但是已经没有了诗意。或者就该说是文学性，为了研究什么是文学性，此前从俄国开始便有许许多多的研究，后来出现语言学，也是为了确定文学性的规范。毕竟人即使读书，所能领会的也无非是字的形音义。诗歌必然包含是声音的文学，而我国诗歌使用的汉字，也是一种视觉的文字。音和形一直是诗歌很重要的两个点，魏尔伦的音乐至上论和阿波里奈尔的图像诗，就是一种发展。

文学像是水，它最好的状态，应当是流动的，改变的，多元的。每一个新的时代，每新的一个人，每一篇新的文章都可以说是它的活水。然而这每一种新，又会飞快的变成另一种旧。有作家说，当一种文体被时代和文坛接受时，它就已经开始过时了。任何成熟一但趋向完满，那么所面临的就是泛滥。从觉得一种主义、写法新奇可爱到觉得这是陈词滥调，用不了五六年的时间。比如古代很多以赋为诗，以诗为词，化用典故，引述议论，加上俗语衬字这样的手段，都是一种对本来文学形式的丰富。当然，他们主要是作诗。再到民国，小说兴起，汪曾祺曾经说过，不会外语的作家很吃亏。想想看，使用单一语言的作家，没有另一套思维文法，就只能写一种纯粹语言的话，除了外文这样的方式，也有使用方言来辅助文字，像沈从文的湘西话，汪曾祺本人的高邮话，老舍的北京腔调，都对文章的生动很有帮助。

很多会用文字的好作家，他们有的仅仅凭借本能在创作，自然成了好文章。不怎么思考自己用着什么样的语言这回事，但并不是语言就是不重要的。如今也有人研究语言的规则来。不过我想，以法度规矩来写，是能写的出好文章，毕竟许多规矩法度都是因为对文章本身有益而被总结出来的，而若能合于法度却似在法度之外，那么突破法度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又有哪个作者是愿意一辈子固步自封的呢？过于相信规范，所得到的仍然是文章的僵化。香草美人经历千年，不止成为了诗人老一套，也成为批评家一见就来的牵强附会。而现代很多艺术是不僵化了，又走入了不明所以的怪诞，仍然遭到嘲讽。

斯坦纳说我们世界不会终结于一声呜咽，他质问当下倾泻的言有多少是载有道的，这种质问是古典对现代的质问。如果把古典比做一杯苦精，那么现代就是放了一粒盐的白水。哪怕是作者，当他过于轻率地说起陈词滥调，文学性也会从他的文字中流逝，有旧时的学者问，一本全唐诗里到底有多少算得上是诗呢？甚至在这种压力面前，最恐怖的应当在于，我们说了一切，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表达。有评论家说，为什么不认为语言也是有生命的呢？当各种各样的音译词语，也成为一种待消化的产物进入本来的语言体系，磨损着旧日的语言体系。以当下信息的增长和翻译的任务来看，词汇的膨胀跟语言的萎缩难道没有关系吗？正如许多字眼，我们并非感同身受，而只是麻木演说，成为一种程序而死。

当现代成为一种模糊的，没有形状的东西，人们就难免纷纷回味古典。所有固执纯文学与古典地位的，类似渡边或布鲁姆，最后死的好像是个顽固不化的卫道士。而如沈从文这样的，他曾形容现代是个粗犷、夸侈、褊私、疯狂的时代，于是在留下了边城这样的净土。

也许机械化和形式化最终都会随着现代的脚步吞没一切，就像海会淹没高塔的顶尖，一切问题都不能通过回到过去解决，甚至与复古本身也包含一种革新的精神。上世纪有人提出人成为一种抽象的东西，世界被噪音包裹，雪片一样的信息，成为浅尝辄止与麻木的罪魁祸首，高雅的被滥用变成了比低俗更令人厌烦的东西。一切被一种浅而易见的东西瓜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