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尔雅
爾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詞典，具有同義詞典和百科詞典的性質。
晉郭璞爾雅序曰：“夫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絶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兿之鈐鍵，學覧者之潭奧，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
關於爾雅的作者與成書年代，歷來衆說紛紜，或謂孔子門人所作，或謂周公所作，或謂秦漢學者纂集。
漢代鄭玄駁五經疑義云：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兿之旨，蓋不誤也。
三國魏张揖上廣雅表云：臣聞昔在周公，纘述唐虞，宗翼文武，剋定四海，勤相成王，踐阼理政，日昃不食，坐而待旦，德化宣流，越裳倈貢，嘉禾貫桑，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意義。傳亐後孠，歷載五百，墳、典散落，唯爾雅恒存。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辡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春秋元命苞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率斯以降，超絶六國，越秦踰楚，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置禮記，文不違古。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既無正驗，聖人所言，是故疑不能明也。
兩晉學者郭璞爾雅序云：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録：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张揖論之詳矣。
北宋歐陽永叔詩本義云：爾雅非聖人之書，不能無失。考其文理，乃是秦漢之間學詩者纂集，說詩博士解詁。
清永瑢撰四庫全書總目：郭璞爾雅注序稱“豹鼠既辨，其業亦顯”，邢昺疏以爲漢武帝時終軍事。七録載犍爲文學爾雅三卷，陸德明經典釋文以爲漢武帝時人，則其書在武帝以前。曹粹中放齋詩說曰：“爾雅，毛公以前，其文猶略，至鄭康成時則加詳。如‘學有緝熙于光明’，毛公云：‘光，廣也。’ 康成則以爲學於有光明者，而爾雅曰：‘緝熙，光明也。’ 又‘薺子豈弟’，康成以爲猶言發夕也，而爾雅曰：‘豈弟，發也。’ ‘薄言觀者’，毛公無訓。‘振古如兹’，毛公云：‘振，自也。’康成則以觀爲多，以振爲古。其說皆本於爾雅。使爾雅成書在毛公之前，顧得爲異哉。則其書在毛亨以後。大抵小學家綴緝舊文，遞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詑之詞。”
今人周祖謨字燕孫認爲：“從這部書的内容看，有解釋經傳文字的，也有解釋先秦子書的，其中還有戰國秦漢之間的地理名稱。這樣看來，爾雅這部書大約是戰國至西漢之間的學者累積編寫而成的。”
当代胡奇光尔雅译注序：探索《尔雅》的成书时代，遇到两个难题：一是《尔雅》的作者不明。早在西汉中后期，刘向、刘歆撰《别录》、《七略》时已经不详著者，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亦不著撰人姓氏。后出诸说如“周公作”、“孔子门人作”等，显系揣度之语、依托之辞。二是《尔雅》的传授在汉文帝前情况不明。自汉文帝时起，《尔雅》的传授才约略可考。东汉赵岐《孟子题辞》说：“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这说明《尔雅》在汉文帝时已置为传记博士，只立五经博士，但《尔雅》仍为五经博士必先精通的重要科目。《太平御览》引《汉旧仪》说：“武帝初置博士（指五经博士），取学有通修，博识多艺，晓古文《尔雅》，能属文章者为之。”于此亦可见西汉中后期成书说之不可从。
在《尔雅》作者不明、汉文帝前传授不清的情况下，要考求《尔雅》的成书时代，就只有以书中有特色的词条为依据，借助于同它的内容相关、可资比较的古书来作参照物。这里说的“有特色的词条”，是指标识特定时代文物制度的词条，是与全书编纂体例（含篇目、类目的拟定）直接相关的词条。准此，我们拟以《尸子》、《吕氏春秋》等古书，作为考求《尔雅》成书时代的参照物。
《尸子》是战国中期名辩学者尸佼（约前390——前330）的著作。《尔雅》多处采用《尸子》的名物训诂。如《释畜》的“六畜”类有“牛七尺为犉。羊六尺为羬。彘五尺为䝈”等语，均出自《尸子》：“大牛为犉，七尺。大羊为羬，六尺。大豕为䝈，五尺。”《释天》的“祥”类共有“玉烛”、“景风”、“醴泉”三条，均出自《尸子-仁意》。从文字上看，也比《仁意》写得精练。如《仁意》说：“甘雨时降，万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谓醴泉。”到《释天》则作：“甘雨时降，万物以嘉，谓之醴泉。”可见《释天》的”祥“类、《释畜》的“六畜”类，均以《尸子》有关训诂为依据。
特别要注意的是，《尸子-广泽》论及“天子兼天下而爱之，大也”之后，提出：“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纯、夏、冢、晊、昄、皆大也。十有余名而实一也。”从这一条，可以推知战国中期已有训诂汇释的先例，同时，也可由此考见《尔雅-释诂》里“合训”（即以一词释一串同义词）这种独特释义方式的前驱。《释诂》青出于蓝，更把《尸子》里“皆大也”条，进而分解为“君也”、“大也”两条：“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弘、廓、宏、溥、介、纯、夏、幠、厖、坟、嘏、丕、奕、洪、诞、戎、骏、假、京、硕、濯、訏、宇、穹、壬、路、淫、甫、景、废、壮、冢、简、、昄、晊、将、业、席，大也。”把尊大之义与广大之义区分开来，自比《尸子》稍胜一筹；词目上也比《尸子》增加32个，即“君也”条增“林、烝”等4个，“大也”条增“厖、坟”等28个。这一点是肯定的，这些条目不是一二十年间形成的，而是好几代人长期考释、积累的结果。
如若《尔雅》采用《尸子》训诂，表明《尔雅》成书决不会在《尸子》之前，于此亦可推知战国初期成书说不可取；这也可推知，《尔雅》成书远在《尸子》之后。
《尸子》之外，尚有多种战国中后期古书成为《尔雅》选词立目的依据。如取之《山海经》的，有《释地》的“比肩民”、《释水》的“河出昆仑墟”等条；取之《穆天子传》的，有《释地》的“西王母”、《释畜》的“小领盗骊”、《释兽》的“狻麑”等条；取之《庄子》的，有《释天》的“扶摇谓之猋”、《释虫》的“蒺藜，蝍蛆”等条；取之《屈原赋》的，有《释天》的“暴雨谓之涷”、《释草》的“卷施草，拔心不死”、《释鸟》的“翠，鹬”等条。到战国末年，《尔雅》从《吕氏春秋》里选词立目，更直接地关系到《尔雅》成书时代的考定了。
且不说《释天》的“星名”类，与《吕氏春秋-有始览》的“二十八宿”的次序排列暗合，所漏记的星名也都可在星宿相应的位置上填补出来，单就向来为学者垂青的《释地》来说，其中“九州”、“五方”等类目的拟定，恰恰是以人们不大留意的《吕氏春秋》有关论述为依据的。
《释地》的“五方”类说：“西方有比肩兽焉，与与邛邛岠虚比，为邛邛岠虚啮甘草，即有难，邛邛岠虚负而走，其名谓之蟨。”语本《吕氏春秋-不广》：“北方有兽，名曰蹶，鼠前而兔后，趋则蛤，走则颠，常为蛩蛩距虚取甘草以与之。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虚必负而走。”这“比肩兽”、“比目鱼”、“比翼鸟”、“比肩民”、“枳首蛇”，代表着“五方”怪异之物。
《释地》的“九州”类，历来为人注目，因为“九州”指的是我国上古时代的行政区域。据康有为考证：“《释地》九州与《禹贡》异，与《周官》略同。”（《新学伪经考》卷三） 殊不知《释地》九州与《吕氏春秋》更接近，其中《释地》说的“齐曰营州”，即《吕氏春秋-有始览》说的“东方为青州，齐也”。
以先秦古书作为考求《尔雅》成书时代的参照物，大概可以《吕氏春秋》来煞尾。今本《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而西汉司马迁所见古本，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史记-吕不韦传》）。“十二纪”后有《序意》，作于“维秦八年，岁在涒滩”。可知《吕氏春秋》初稿在秦王八年（公元前239年）左右完成。至于司马迁说的“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报任安书》），那是指《吕氏春秋》于秦王十二年（公元前235年）以后流传于世。
大概《尔雅》初稿成于战国末、秦朝初期。具体说，是成于《吕氏春秋》问世（秦王十二年）以后，秦始皇焚书（公元前213年）之前。这可由汉初叔孙通引《尔雅》入《礼记》一事为佐证。
三国魏张揖《上广雅表》道出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尔雅》“爰暨帝刘，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文不违古”。叔孙通，司马迁奉之为“汉家儒宗”。据《史记》本传，叔孙通原是秦博士，归汉，为太常。先于汉高帝六年（前201）定朝仪，后于汉惠帝元年（前194）定宗庙仪法。这两件事均与《尔雅》无关。而在定宗庙仪法之后“稍定汉诸仪法”，大约这时才有引《尔雅》入《礼记》之举。再算算时间 ，从《吕氏春秋》问世（前235）到秦始皇定挟书律，焚诗书（前213）是22年，再从秦定挟书律到汉惠帝四年废秦挟书律（前191）也是22年，在实行秦挟书律的22年间，“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书”（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既然如此，那么《尔雅》初稿当成于《吕氏春秋》问世以后，秦始皇焚诗书之前，即成于战国末、秦代初。
再从编纂法则的形式看，也可推定古本《尔雅》出于战国末至秦代初。《尔雅》的作者不是《吕氏春秋》编者那样的杂家，而是精通诗书、兼及九流的儒家学者，他们受过名家关于名的逻辑分类学说的影响，率先按义类编次词条，其指导思想出于《易-系辞》。《系辞》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这可视为《尔雅》的编纂总纲，从《释诂》到《释畜》十九篇的布局，《释亲》、《释天》、《释地》等七篇下分类目的拟定，《释诂》等篇“合训”等独特释词方式的采用，体现了类聚、群分的思想。《系辞》又说：“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即由人及物的序次，这也是《尔雅》编次篇目的原则，即全书形成了从人们常用的普通词语到社会生活的、自然万物的名词结构层次。据当今学者考证，《系辞》乃战国后期陆续形成的著作，其下限可断于战国末年（朱伯昆《易学哲学史》）。由此也可推知《尔雅》初稿本成于战国末、秦代初。
從漢書兿文志到四庫全書總目，爾雅一直被列在經部，或依於孝經，或附於論語，或列於小學訓詁之屬，被作爲中國古代的教育文獻和學習工具。
当代胡奇光尔雅译注序：《尔雅》升格为“經”，一方面由于《尔雅》是第一部上古汉语词典，在訓释先秦经籍字义上，具有别的字书或后出的义書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早在西汉，最高统治集团已把《尔雅》与《论语》、《孝經》、《孟子》一起奉为“传记”了。
早在西汉初年，“汉家儒宗”叔孙通引《尔雅》数篇入《礼记》，表明漢政府对《尔雅》尊崇的态度。文帝更置《尔雅》传记博士，实际上是把《尔雅》与《论语》、《孝經》、《孟子》一样看作“准經典”。武帝时的教育制度，以《论语》、《孝經》附《尔雅》作为中学的科目，《五經》即《易》、《書》、《诗》、《禮》、《春秋》为大学的科目（详王国维《汉魏博士考》）。武帝後，记载孔子学说的主要文献《论语》，及深得孔子真传、有利于漢代“以孝治天下”的《孝經》先后升格，增列为“經”，与孔子整理的《五經》并列，合成《七經》。西汉末年，刘歆创立古文经学，古文经学的着力点在名物训诂，自会欣赏古代名物训诂的开山之作《尔雅》。他撰《七略》，就据漢代教育制度，将《尔雅》附于《孝經》之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亦然。唐魏徵主编的《隋书-经籍志》则附于《论语》之后。汉唐间权威史书均不把《尔雅》归入“小学”类，而附之于《七經》之一的《论语》或《孝經》之后。
初唐以科举取士，定《五经正义》为科举标准，又在“明经”中，以《禮》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分“三传”即《左传》、《公羊传》、《榖梁传》，连同《易》、《書》、《诗》，合称《九經》。再加上《论语》、《孝經》，则为十一部經典。
自漢至唐，原先称作“传记”的诸如《论语》、《孝經》、《礼记》、《左传》、《公羊传》、《榖梁传》等書，均一一升格为“經”。按照“传记”升格为“經”的成例，至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复加上《尔雅》，成《十二經》；入宋，再将《孟子》升格，于是有了《十三經》。就这样，《尔雅》在《十三經》里的序次，排在《论语》、《孝經》之后，《孟子》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