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难忘

我的恩师董红良先生已去世多年，但每每想起，总是心存感恩，却又内疚不已……

小学五年级时，先生教我语文。那时，只听说先生因家庭成分不好而影响了学业。平反后，才得以以代课教师身份教我们语文，而这短短的一年，却让我感念终生。

也许是压抑的太久，也许是对教育的热爱，工作后，先生对我们付出了太多的时间与心血，那些关爱、鼓励与惦念至今言犹在耳，历历在目。

那时，并没有补课这一说法，更别说收取补课费了，但先生坚持每周六给我们全班义务补课半天，组词、造句、作文，有条不紊，循序渐进，而且不知先生用了什么“灵丹妙药”，全班同学各个争先恐后地发言，甚至为了获得发言机会，也不管纪律不纪律，撅着屁股半站着举手，以期先生第一眼看到，如果不被叫到，就气得半死，嘴撅的老高，可先生下一个问题一出来，又是如是。这样的氛围，“在百觅难得一见”的素质教育的今天，亦属罕见。由是，我们的成绩有了显著提高。

先生很少发火，即便遇到我们调皮捣蛋的时候，也能轻易化解过去，使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以至于有时“逼”得我们故意出点错，看先生怎么办。

记得电影《早春二月》放映后，我们对影片中班长不喊“起立”而喊“1、2、3”感到非常新鲜与兴奋：喊“1”表示“起立”；喊“2”表示“鞠躬”；喊“3”表示“坐下”，但就这一点，已足够我们“对付”先生的了。

转天上课，先生一进教室，班内一韩姓同学抢在班长之前就喊出了“1——”，然后我们便稀里哗啦地站起来，不知情的同学也是下意识地站了起来，但见先生一头雾水，满脸通红，然马上淡定下来，拿着书本轻轻地点了点我们以示坐下，一场“暴动”就此无形化解，我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可先生此后也再没找过我们，我们也只好“中规中矩”，“老实做人”，再无“造反”之意。

先生多才多艺，评书、快板、象棋等在我们当地都是首屈一指的：“六一”时，自编自导“三句半”，让我懂得了生活也可以幽默一下；补课时，为了提高大家的参与度，每次都讲故事，由是我懂得了“猪八戒吃人参果”的“囫囵吞枣”；也懂得了“锁麟囊”的“知恩图报”；更懂的了“木兰从军”的“谁说女子不如男”；为了我们观察生活，了解生活，先生主动和砖厂联系，带我们去实地参观、写作；即使在今天，这些活动都是不可想象的……

师恩难忘。上初中后，也许是没有了先生的言传身教，抑或是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我的成绩一落千丈，但先生对我的关爱一直未减：总让同学给我捎信，说先生想我了，让我去看看；在街上偶遇先生，先生特意把我带到学校办公室，拿出一摞《少年文艺》，让我拿回家去读；写作文时，先生依旧嘱咐我遵守时间，必须当堂完成……但所有这一切，我总是以成绩不好、无颜面对先生为由，推脱、躲避，乃至厌烦……

参加工作后，每年春节我都去先生家拜年。每次一进屋，先生马上扔下碗筷，跳下土炕，拉着我的手嘘寒问暖，就好像他看望我一样。

更有甚者，一次坐车偶遇先生，我抢着给先生买了车票，仅仅两块多钱，可先生感动的不知如何是好，这一路，拉着我的手，把我的情况问了个“底朝天”：母亲的身体如何、工作顺利否、爱人在哪上班、孩子多大了……虽然现在讲所谓的“隐私”，但先生那种慈父般的温暖与温馨，让我永铭于心，让我惭愧、内疚、感动与心痛……

在那个只靠通信才能联系的时代，除非春节拜年，我和先生见面之外，其余的时间，我们各自忙碌着，惦记着，身虽远，心却近。可忽一日，得到先生因脑溢血去世的消息，我心茫然……

多少年了，一直想写点什么以祭恩师，可心总是空落落的，总感觉要写得东西太多，却又总是无从下笔。今天，谨以此文权且了我个心愿吧！诸位同学，你们是否记得比我更清、更多呢？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此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师恩如山，他乡亦然——我，永远是您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