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说，喜欢回忆往事，是年老的标志之一。最近几年，我一直想把自己几十年生涯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痛苦与悲伤、快乐与幸福尽量如实地写下来，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年老”了？
可是，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去写，要写的东西太多，工作量太大，而且有些回忆比较清晰，有些回忆则比较模糊，写作起来十分困难，只好零敲碎打，想到哪写到哪，以后再把它们加以提炼、整理、结集成册。不敢想出版，只在家人与朋友圈中交流，足矣。我的文字功夫，学术性的东西要达到出版水平还勉强可以，文学性或纪实性的东西，也就一般般，家人与朋友若肯赏光看看，已是莫大荣幸。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希望各位先简单了解一下我的父亲、母亲。毕竟，是他们给了我生命，我的命运也是与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的。父母亲的人生精彩而坎坷，不是我辈所能想象的。他们的经历，只要略加提炼与艺术加工，就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可惜我没有时间和精力，也缺乏文学写作的能力。
一·平步青云
我的父亲，老家湖南邵阳，生于桂林，长于桂林。从小家境贫寒，始终在温饱线上下挣扎。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从未谋面的爷爷，民国初年从湖南老家逃荒到桂林，靠在桂林“盐街”帮人挑肩打工维持生计，混得最好的时候曾为一家店铺做过帐房先生。
父亲生于1922年农历壬戌年冬至，属狗。出生的时候，父亲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奶奶发现他腋下有颗黑痣，说他是“草里藏珠，本来应该大有作为，却因时世不济而注定不能出人头地”父亲的一生似乎也证实了奶奶的预言。
父亲出生后不久，我的爷爷就去世了，有个算命先生说父亲命大、命硬、尅父母，须得过继给别人，于是就将父亲过继给了一户比较殷实的人家。不料在我父亲两三岁的时候，他的养父又遭横祸，被人绑票并被无端“撕票”，那户人家觉得父亲是个不祥之物，又将父亲送了回来。
尽管家境贫寒，但父亲却一直受着良好的教育，我的祖辈、特别是我大伯，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深谙“知识改变命运”之道，千方百计、省吃俭用供父亲读书。爷爷与奶奶都很早就过世了，大我父亲十几岁的大伯、也就是父亲的大哥，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哪怕生活再艰难，也从来不敢耽误我父亲一天的学业。
父亲天资聪明，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成绩都名列前茅，曾以总分第三的优良成绩考入当时的桂林最高学府——桂林中学，很令家人欣慰与自豪。父亲后来不知受什么人影响，思想颇为“左倾”，向往苏俄的社会主义，背着家人，放弃了到广西大学深造的机会，而去读一所据说是由共产党秘密资助的“桂林俄专”。这可不是一般的大专院校，校长是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事务处处长张冲中将，主任是顾问事务处俄国组组长孙亚明上校（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领导人）。中将当校长，上校当主任，该校的地位与重要性便可想而知了。
父亲在“桂林俄专”在一方面学习俄文俄语，一方面又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熏陶。从此，父亲的一生便于“俄文”与“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为此做过两次大牢。一次是1942年国民党统治时期，因为“亲苏亲共”与“共党嫌疑”坐了国民党的大牢，全靠父亲的大哥花钱打通关节，加上孙亚明先生亲自出马营救，才得以保释；另一次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时期，因为“历史反革命”（真是黑白颠倒，明明是“历史革命”，怎么就变成“反革命”了？）、又“暗中勾结苏修里通外国”，坐了共产党的“大牢”。父亲出生的时候，爷爷曾经请算命先生为他算过命，说是小富小贵，但一生坎坷、且有牢狱之灾，看来还算得很准的。
1943年，孙亚明把我父亲营救出来以后，知道桂林不是我父亲的久留之地，便把他派往柳州，到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长官部，当了苏联军事顾问与苏联飞行员的俄文翻译，挂少校军衔。父亲刚刚二十出头，初出茅庐就当上了少校，令一些人百思不得其解。“文革”期间，负责审查父亲“历史问题”的专案组始终对此感到疑惑，并想以此为突破口，挖出父亲的更大的“黑后台”。
不久，父亲又被派往昆明国民党龙云部队，官升一级，以中校军衔文职官员身份，任昆明《评论报》编辑。《评论报》由龙云出资，表面上是龙云控制云南舆论的喉舌，实则掌握在地下党手中，该报主编杜宣、副主编孙启梦都是地下党的负责人。这也是个令人费解的问题，龙云是让蒋介石都头疼的云南军阀、独霸一方的土皇帝，居然心甘情愿出钱养一帮地下党来为他办《评论报》，不是有点像天方夜谭吗？
那时的父亲风华正茂，才二十出头就当上了少校，仅仅一年又荣升中校，披着国民党的外衣、拿着国民党的薪水为共产党办事，还当过苏联军事顾问的俄文翻译，可谓得意一时。但后来，这段经历成为了父亲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问题”。
抗战胜利前夕，中国远征军回国途径昆明，老爸以远征军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的中校秘书身份，随廖耀湘部从昆明辗转到达重庆，被派往重庆《新华日报》刘光手下工作。刘光是地下党四川省委青运部长，同时又是国共谈判军调处官员。父亲已经与刘光接上了头，各项档案材料也都交给了刘光。就在等待分配工作时，刘光飞机失事，父亲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关系因此意外事故而中断。父亲被迫自谋生路，在重庆当过一段中小学教师，还在东北阜新煤矿当过一段报社编辑，最终与我母亲等一帮革命青年，投奔到华北解放区去了。
父亲到解放区以后，早年为地下党工作的历史已经无人作证（但国民党少校、中校的历史却证据确凿），只好一切又从普通一兵开始。随着解放军南征北战，直至进京，亲历和见证了北平和平解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解放后，父亲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先后在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大学当苏联专家的俄文翻译，1958年响应党和政府号召从北京回到广西“支援边疆建设”，从此就在桂林定居。我也是1958年随父母从北京来到桂林的。
父亲年轻时，不仅长得帅，而且多才多艺，经常参加各种文艺演出。五十年代初，我两三岁，刚刚记事，保姆抱我到中央机关大礼堂去玩，台上正在演出根据高玉宝的小说改编的话剧《半夜鸡叫》，父亲扮演剧中的地主老财，母亲扮演地主婆，台下挤满了看热闹的观众。保姆抱我进去的时候，台上正演到地主老财半夜学鸡叫，骗人的把戏被众长工揭穿了，众长工趁着黑灯瞎火，围住地主老财狠命地拳打脚踢，……。我那时太小，不懂什么叫演戏，看见台上自己的父亲被人围着打，便吓得哇哇大哭，保姆赶快连哄带骗把我抱出了礼堂。这事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倒是父亲，有些淡忘了，经我一提，父子两人立刻开怀大笑起来。
二·生死炼狱
文化大革命期间，象我父亲这种当过国民党少校、中校，后来又“混入”革命队伍、“历史”不清不白的人是首当其冲被审查、打击、专政、改造的对象，一夜之间，从人人尊敬的教授沦为人人唾弃的“囚犯”，不敢说是从天上掉到地下，但也可以说是从人间跌进了地狱，遭受了不堪回首的十几年“牛棚生涯”。没有公职、没有工资，被从专家小别墅中扫地出门，没有人生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不能回家、更不能外出，甚至与近在眼前的亲人说句话也得请示汇报。任何属于“红五类”的人，哪怕只是孩子，只要高兴或者不高兴，都可以对父亲随意谩骂、拳打脚踢，不知挨了多少打、多少骂。
更加惨无人道的是：一天临晨，一队荷枪实弹的“民兵”奉命把几个关押着的“造反派”头头、连同我的父亲一起绑缚刑场，要执行枪决。奉谁之命？他们犯了什么罪？是谁审判的？谁给了这些“民兵”如此之大草菅人命的权力？在那种几乎疯狂的专政意识、以及看似集体意识实则独裁意识之下，没人问、也没人管，没人想问、也没人想管，没人敢问、也没人敢管。
一伙不明真相、群情激昂的群众震耳欲聋的口号、雨点般的拳头、夹杂着大大小小的石块的“迎接”着父亲他们，几个将要被执行死刑的“犯人”与我的父亲齐刷刷地跪在地上，而我的母亲就站在离我父亲不远的地方，与他面对面地用含泪的目光与他诀别，而且只能这样无声无息地诀别，……。我母亲之所以还能见上我父亲最后一面，并不是什么当权者开恩，而是为了杀一儆百，所有的“黑五类”必须到场观刑，每人还要交一份观刑的“心得体会”。用心何其良苦！当着你的面，杀你的亲人，还要你写心得体会，为杀人者歌功颂德，翻遍中国历史，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创举。都说中国人的创新能力比西方人差，可是在剥夺与虐待人性方面，西方人绝对要自叹不如。
枪声并没有齐声响起，而是非常有节奏地先一枪、停顿一下、再来一枪，……，多么精致的杀人技巧！不是痛痛快快杀完了事，而是在杀你之前先让你饱受死亡痛苦的折磨！跪在我父亲身旁的几个“造反派”头头相继倒下，眼看着就要轮到我的父亲，“那时候，时间就好像停止了，空气也好像是凝固了，我的大脑是一片可怕的空白，……”母亲后来这样回忆说。整个刑场鸦鹊无声，只有小雨淅沥淅沥地下，雨水混着血水流淌着，仿佛在为几个冤死的鬼魂哭泣，……，大家就在淅沥的小雨中静静地等着那最后一枪，……。
众人所盼望的那最后一枪始终没有响起，不知道是我父亲罪不该死，还是什么人突然发了善心，或者本来就想以“陪斩”捉弄父亲，总之，杀戮就这样莫明其妙地在父亲面前停止了。没有任何说明，没有任何解释，只见刽子手用枪托捅了捅父亲，叫他起身为那几个冤死鬼收尸。父亲毕竟在地下党与国民党军队中都干过，也算是经过一些风雨、见过一些世面，知道在这种时候怕也没用、慌也没用、说什么也没用，只能听天由命，所以并没有出现那种哆哆嗦嗦爬不起来、或者把屎把尿拉在裤裆里、或者当场疯疯癫癫的戏剧性的场面（也许，这正是某些人所期望的效果）。连刽子手私下都不得不佩服。
从鬼门关逃回来的父亲绝口不提此事，我也从来不好去问，生怕再触痛他那受伤的心灵。我只能从母亲的口中，以及当时的一些旁观者的口中，渐渐的形成这样一幅惨不忍睹的血腥的画面。我总觉得，这血腥的场景，与古罗马角斗场上的场景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甚至更加残酷。古罗马角斗士还有盾牌与短剑在手，还可以拼死一搏争取一线生还的希望，或者选择牺牲自己来保全对方——如果对方是值得自己牺牲的亲人或朋友。而父亲只能赤手空拳任人宰割，让你生你就生、叫你死你就死，不知道什么时候生、不知道什么时候死，随时都有可能生、随时也都有可能死，没有一点点选择的权力与机会；更有甚者，就象猫耍老鼠那样，捉住了又放开，再捉住再放开，……，让你在鬼门关口来来回回折腾，饱受生死折磨！
当独裁意识以一种集体意识表现出来的时候，是最可怕的！
三．天道酬勤
父亲始终信奉“天道酬勤”，把“天道酬勤”视为治学的座右铭。尽管父亲精通俄语与世界语，粗通东欧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等好几国语言、以及英语、日本语，出版过几本统计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译著，编撰过几本字典与辞典，但他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语言天才。离休多年，仍然手不释卷、孜孜以学、不敢怠倦。父亲做学问的方式很特别，笔记大部分都记在字典的页边上，几十本厚厚的大字典，几乎每一本每一页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实在写不下了，就粘上一张纸条继续写。父亲的记性也特别好，你若问他某个外文单词的意思，他立刻引经据典给你解释得透透彻彻，甚至包括这个单词的来源。
2011年的父亲节，按虚岁父亲已经九十岁了，母亲对我们说：“根据家谱，我们曾家祖上与曾国藩祖上同出一脉。我最欣赏曾国藩的一条家训‘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你们的父亲就是勤俭的典范。”
“先说‘勤’：你们的父亲天资并不比我聪明，可是他为什么取得了比我大得多的成就，靠的就是勤奋，勤能补拙！他年轻的时候学俄文，用了一年功夫，硬是把一本俄文大辞典读得烂熟于胸，倒背如流；‘文革’期间，他被剥夺了正常工作的权利，不得不去放牛，就是放牛，他还随身带着俄文版、日文版、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来学习外文；现在他已经九十岁了，每天仍然用两三个小时做研究、写笔记、整理资料，你们看看他这几年买的好几本俄汉大词典，哪一本不是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他的研究心得与注释？他从抗战时期就写日记，几十年如一日，除了病倒在床上动不了笔、以及文革期间失去人身自由那段时间，从未间断，这六七十年的日记，别的价值不说，就是交给气象台，也是很好的气象资料，哪天晴啊雨啊、风啊雪啊，记得一清二楚。”
“再说‘俭’：五六十年代，你们父亲的工资就是整个研究所最高的，相当于七八个普通职工的工资，直到现在，他离休那么多年，工资水平在整个研究所仍然名列前茅，可他的消费水平在整个所里也是出了名的，堪称最低。就拿他差不多用了一辈子的那把剃须刀架来说，居然是抗日战时期他当张发奎的少校副官时，国民党部队统一配发的美国军用品，用了近七十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换，直到最近，一位老朋友说这把剃须刀架已经是难得的抗日文物了，他才依依不舍珍藏起来；他用牙膏，牙膏管里的牙膏挤都挤不出了，他还要用剪刀把牙膏管剪开，将最后一点残存的牙膏蹭到牙刷上；他如厕用的手纸，也是……，算啦，不说啦，还真是说不出口！”
“你们兄弟几个，有的秉承了父亲的‘勤’，有的学到了父亲的‘俭’，不过，真正做到像你们父亲这样又勤又俭的，还没有哪个完全做到。”
四．溘然长逝
2012年冬，父亲被检查出结肠癌并动了手术，手术还比较顺利，以九十多的高龄做这样的大手术，当时比较少见，《桂林晚报》还为此做了一篇报道。但从那以后，父亲的身体就开始逐渐走下坡路了，三天两头地住院，经常是住院治疗一两个月又回家休养两三个月、再住院一两个月又回家两三个月，如此不断循环。
2015年5月底，父亲再一次因病情加重而住院，住院一个多月，病情越来越重，6月初陷入昏迷状态，好几天不吃不喝，就靠输液维持，监护仪上的各项生命体征都预示着他的身体各个器官正在逐渐衰竭。起初，喊他，他偶尔还睁开一下眼睛，后来，无论怎么喊，也没有了一点反应。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说父亲的时间不多了，要我们有所准备。
当时，母亲的病房就在老爸病房隔壁，两间病房紧挨着。母亲比父亲早住院一个月，刚入院的时候，病情比父亲更重，抢救了三天三夜；不料母亲才有一点起色，父亲的病情却突然加重了。两老口共同生活了七十年，感情极深，我们不敢对母亲隐瞒父亲的病情，也隐瞒不住。只要父亲那边有一点风吹草动，母亲就哭闹要我们用轮椅推她过去，谁都阻拦不住。母亲一见父亲，便扑在父亲身上，泪流满面，拽都拽不开。母亲悲痛欲绝地说，希望父亲能够早一点“走”，早“走”早“解脱”，免得遭罪。可是，父亲依然顽强地挺着！
尽管医生几次宣布老爸已经濒于死亡，可父亲几次都顽强地挺过了医生宣布的时限，这使得我们兄弟几个不得不猜测父亲心中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放不下？
我们知道父亲心中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心结：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曾担任过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苏联军事顾问与苏联飞行员的少校俄文翻译；后来，又以中校文职官员身份，担任了昆明《评论报》的编辑；再后来，又以抗日远征军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的中校秘书身份，随廖耀湘部从昆明到重庆。由于与父亲单线联系的地下党领导人刘光飞机失事，这段历史成了父亲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经历。“革命工作”口说无凭、“反动军官”却证据凿凿。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就因为这段经历而遭受了近十年的非人折磨。父亲觉得非常冤屈，曾多次在谈及此事时说：退一万步，就算我当时不是为地下党工作，也是在抗战部队中任职，也是在为抗日战争浴血奋战，怎么就成了“反动军官”呢！难道抗战也反动吗？！
就在父亲5月底住院之前，俄罗斯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与广西电视台曾专程来采访父亲。采访的目的，是为了联合拍摄一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大型纪录片，其中有一集名叫《寻找巴布什金》，巴布什金有两位（其实俄文并不同名，只是翻译成中文因发音相似而误译为同名），都是当年来过桂林支援中国抗战的苏联军人，一位是陆军军官，在中国部队中任军事顾问，不幸染病在桂林病逝，安葬在桂林西山公园，父亲曾当过他的俄文翻译，他病逝后还为他守过灵；另一位是空军飞行员，父亲曾在柳州空军基地当过他的俄文翻译。摄制组采访父亲之后，就将远赴俄罗斯进行拍摄，当时说好从俄罗斯返回以后，还要回桂林继续采访父亲。
我们猜测：父亲在弥留之际这样顽强地挺着，莫不在一直等待着电视台的后续回访？摄制组远在俄罗斯，父亲还能等得到吗？
6月29日傍晚，老五得到消息，说是俄罗斯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与广西电视台的联合摄制组已经从俄罗斯返回，刚下飞机，将于晚上20点左右来医院继续采访。
电视台联合摄制组如约而至。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聚光灯下，父亲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眼不能睁、口不能开、手不能动，但一息尚存，紧锁的双眉已经舒展开来，表情安详，……。两位远道而来的俄罗斯抗战老兵的后裔，把一枚金光灿灿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勋章轻轻地放在父亲胸前（2015年5月20日，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期间，普金总统曾授予习主席同样一枚勋章）；俄罗斯抗战老兵的后裔还为弥留之际的父亲唱起了父亲所喜爱的俄罗斯歌曲，伴随着俄罗斯歌曲的旋律在耳边回荡，亲人们分明看到一滴晶莹的泪珠从父亲的眼角缓缓落下，……。
电视台采访结束后20分钟，2015年6月29日晚21时41分许，父亲在儿孙的簇拥中溘然长逝。
2015年9月，俄罗斯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与广西电视台联合摄制的大型纪录片《寻找巴布什金》，在中国与俄罗斯同时开播，其中有不少父亲与母亲的珍贵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