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全文近6千字，请谨慎阅读。为此，估计要浪费一点时间）今天醒得早，躺在床上突发奇想：“在武汉播报”刚好写到第70则，“70”是一个整数，国人都是逢“十”做寿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还举办了一系列大型活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扬我国威、壮我国威。“70”真是一个吉利数字，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数字。为了这写满了70天“武汉日记”，我是不是也来一个“纪念特刊”呢？前思后想，遂决定把《“双十一张友文”博士论文后记》附后。窃以为，发布时机成熟了。有许多不了解我的人，总以为我是一个莽夫：说话高一句、低一句，办事毛毛躁躁，现在就来展示一个全新的自我。
老友王仲刚说我的文字就是自传。不愧是老友，他是读懂我了。王仲刚不管是战功、级别，还是学问、年龄等方面来说，都让我望尘莫及；与之为伍，我算“高攀“了。他立下了17次的一二三等功，而且还健康地活着，媒体称他为“传奇警监”就没有丝毫的夸张成份。当年，他在办案条件极端简陋的情况下临危受命，犹如今天的广大医护人员逆行而行。
仲刚政委参加工作仅仅5年，当时每月只有32块5角的工资，他还要从牙缝里省出钱来给远在农村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们盖房。虽然是瓦房，但是墙是土坯的，盖了三间。当时他穿着跟军装差不多的警服去找大队支部书记，想请他派几个村民帮助盖房。到了书记门口，一条势利的狗见他穿得寒酸竟朝他扑来。其时，他腰间系着用稻草搓成的绳子，裤子上还有泥巴……王仲刚的父亲去世得早，弟弟妹妹都还小，他没有任何依靠，只得自己担起家中的重担。为了不让别人小瞧自己，他通过省吃俭用拼凑的钱，凭借一股倔强之气在集市上盖起了第一家瓦房（其他房子都是以茅草当瓦）。
我与王仲刚之所以成为忘年交，大约是脾性相投之故吧，我们都是“悬崖边的树”（曾卓）：“孤独地站在那里/显得寂寞而又倔强”。我们虽然见面不多，但“手（机）谈”不少，他那打拼、不服输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我。
几年来，遭到有权者（如说我与他差七个级别的官员、说我没资格与说他说话的官员等）的踩压，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生长和成长，更没有纵身一跃以谢天下，而是隐忍地活着，像余华笔下的徐富贵那么活着。我却像那让人不屑一顾的、不起眼的苔藓一样依然努力地活出了生命的色彩，“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的“在武汉播报”已经有了20万字左右，总算是有了一点“绿意”，也收获了一点“民意”。如果我还活着，我会坚持下去。
在武汉封城及“禁足”的日子里，我知道有不少人在书写这个伟大的时代，但像我这么及时公开“披露”的并不多。活在当下，活着就是幸福（参见第69则“在武汉播报”“双十一张友文”在武汉播报（69）：上网课真有趣）。但是，活着还得做一点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譬如我就在及时书写所见、所闻、所感，力争为后人留鉴。我坚信文字是有生命力的，正如莫言所言：“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
明天的事情谁说得清呢？全球疫情如此严重，这个小小的病毒正在改变世界格局，“双十一张友文”必须实事求地记录：非洲累计确诊破万；英国首相进入ICU；美国街头将集装箱改成了太平间；韩国为防踏春人群聚集 提前铲平油菜花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刚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此措施涵盖东京都、大阪府、埼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兵库县和福冈县，持续一个月……
如今，全球灾难深重，但“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福克纳）。
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不知做了些啥，以至于昨天和今天都错过了在规定时间外出扔垃圾的机会，当然也错过了外出晒太阳的机会。“吃一堑，长一智”，我现在就来把手机闹钟设置好，明天上午9时一叫，我就晓得是扔垃圾的时间到了，看来“提醒”是非常必要的。我的“武汉日记”实际上也是某种“提醒”，提醒我们不忘历史。
下面这篇长达4千多字的“致谢辞”附在后面，以算是对我的传记作一点补充吧。
附：“双十一张友文”博士论文后记
耗时十多年“考博”，辗转数万里，从南考到北，从西考到东，从“而立”考到“不惑”，历经数年次折腾才圆梦。无恶意的闲人评价此事件，会说张友文太笨，缺乏慧根与心眼，甚至还会议论说哪怕考上了，只是浪费一个稀有的博士生名额，做不了什么学问的。如今“笨人”论文勉强完成，并无如释重负之感——论文并非休止符，反倒感到压力重重，公安文学任重而道远！预答辩时，老师们的话语让我刻骨铭心。虽然在下慧根不深、学根也浅，但我热爱公安文学，尚有做学问的毅力与勇气，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公安文学研究。
“读博”四年半，可谓全方位地进步。如今回望，一言难尽。向汤哲声先生学习为人与为学系最大的收获。为人方面，努力像人一样活着。与此同时，教导自己的学生同样如此。做学问时，先生多次提醒我转变身份，即从学院宣传干部的身份向学者身份转化、向学术思维转化，并且加强学术思考。老师一再强调，研究公安文学可以从叙事学的角度切入，这个角度做的人不多，也容易出成果。如果我不读博，估计还是老观念、老思维，还停留在原来所谓的学术水平。论文写到一定程度后，老师要学生只研究公安小说，公安影视暂时放在一边，也就是说论文不能弄杂，且不便于梳理，并提醒学生看看国外写警察的文本。老师的三言两语让学生脑洞大开，也让学生忙得焦头烂额。在预答辩前半年，学生在网上购了十多本写外国警察的小说。细读文本与做笔记时苦甜相伴——“悲欣交集”。数年中，老师总是以商量的口吻与学生讨论论文的写作，不时地督促学生的写作进度，让学生不敢懈怠。
开题之时，老师们给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譬如有的老师建议将公安文学与侦探文学、公案文学进行比较。在汤先生和其他老师的指引、约束与提醒下，在同门的启发与帮助下，论文在螺旋式地提升与进步。
在考博面试现场才第一次见到汤哲声先生。此前，先生长什么样，只能通过网络图片和想象来构建。那天所有考生在楼下焦急地盼望先生时，来自浙江的一名考生告诉我说楼上的高个子即是。复试前，汤老师指着我，对一同参考的考生说，你们要向张老师学习；40多岁了，从武汉这么远来考，不容易！复试完毕，汤老师特意把我送到门口说，张老师，明年你一定要来考。听汤老师这么一说，信心倍增，感觉曙光在前。我想考了十一年（次），还在乎多一次么？来苏州大学考试，纯粹是出于好玩的心理，也就是说借机来此地旅游。当年我在湖北警官学院图书馆看门时，闲得慌。为了不至于无事生非，成为他人的口实，便想通过考博这种生活方式来打发寂寞的时光，同时也慰藉孤独的自己。
正式致谢前 ，还得说一说“双十一张友文”的来由：考博次数以准考证为凭，参评副教授十一次才被评上，则以参评缴费收据为证。于是，“公安文学言说者”自诩为“双十一张友文”。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终究考上了，还是幸运的！当然是因汤先生的慈悲情怀使然。也许还有考了十一次或更多次而没考上的考生。国家之大，不幸的考生多矣！不幸的国人也多矣！那么，“感谢生活、感恩导师的眷顾”则发自肺腑。
考博故事三天两夜说不完。在北京某高校赶考时，一路被赶，譬如只住了一晚就被清退，因为该校招待所要接待会议代表。从校内被驱赶至校外，在寒冷的帝都四处寻房——不是选房和购房，其滋味不好受。我的南方普通话连南方人都听不明白，更别指望北京人能明白。每每张嘴，免不了要招致冷眼和讥笑，好在我心理素质不错。“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孙中山）。家乡有句老话：“大地方的人，小地方的狗！（厉害着呢）”。在皇城脚下生活的就是不一样！那种深入骨髓里的优越感与我的倔强之气有得一拼。
天津应考时，在雪片大如鹅掌的清晨吃早点；以书当枕，在暖气片上架一块木板（在垃圾堆中翻找出来的）当桌；北方的暖气停得早，南方的我颇不适应，好在我的命大、皮实，还是活下来了。
2015年春寒料峭，拖着笨重的行李箱步入苏州大学美丽的本部，一路寻找研究生（院）处，向数人打听，只有保安才知方位和路线。一时走得心急汗起，便像阿Q一样解开了夹袄。当我把准考证拿到手后，焦急的心稍加平复，接下来的难题又出现了---住哪儿？试着打了好几个校内外租房广告电话，对方都说客满。房源紧是因为此校硕士研究生复试和博士研究生初试同时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早就把校园周边的好房给提前征用。
看完考场，怏怏地走出东校区，一边走一边打听房源。出校门往左，走了二三百米，看到一家小旅店的广告牌上写有“客满”字样，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把行李（里面有十多本书）费力地搬上三楼，刚好两间房正在腾退之中……
至今都没弄明白，为何在苏州一路顺风？最大的顺畅就不说了，以至于师兄郑保纯（舒飞廉、木剑客）都“眼红”说：“友文，极少有学生考汤老师博士一次考上的。”是的，保纯兄连续考了三次。自我解嘲道：“基础好着呢！此前，考了十次，也该轮到我了。”
如果有时间，一定会整一本“考博实录”，力争接地气、有文采，当然更要有温度。博士生导师汤哲声教授招我为弟子之前，从未见过面，也没有人从中牵线或介绍。在此，不得不佩服先生的勇气，毕竟此前老师不了解学生。如果学生没有能力完成论文，老师该多么后悔哦！正因为先生的勇敢之举和慈悲之心，才让“双十一张友文”相信人世间还是有亮光的。不无夸张地说汤哲声教授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是这位老人家让我更加坚信“自助者天助之”之说。如果我不来苏州应考，汤先生会收我为徒么？
事实上，我国的学人并非像某些国人想象的那个样子，像我的导师汤哲声先生这样的学人何其多也！只因我们不了解，或没有接触他们的机会罢了。窃以为，正是像汤先生这样一批有良知、有担当的脊梁肩负着民族的重任，国家才会进一步繁荣和强大。
论文在一路生长的过程中，得到了诸多老师的教诲，他们是高玉（浙江师范大学）、徐斯年、赵杏根、刘祥安、李勇、汪卫东、房伟、张蕾等教授，在此一并叩谢。
“考博故事”或许可以换些许稿费弥补这些年的经济损失（考博差旅费一餐吃不完呢），还可能换来太太的笑脸。十多年来，因孩子教育与她争吵过数次。但是，看人要看优点，妻子还是蛮有眼光的。至少在我数次考博时，她没有横加阻拦，默默地、独立地承担了家务，更没有像大学者胡适的老妻江冬秀那样用刀追砍我，说明她还是爱我的。据说有的女人担心男人考上后成为新时代的陈世美，便百般使绊子，或一哭二闹三上吊……
进入汤门之后振奋人心的故事就多了，如师姐石娟、禹玲获双料博士后；这个同门获得省部级项目，那个同门获得国家级项目，喜讯连连……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Life is hard.不轻松的学术之外还有生活：张乃禹师兄的儿子与师妹王莹的儿子被我们戏称为两个小鸡公，他们打架的情景给我们平添了不少乐趣。师母送保纯兄和我一瓶好酒，我们把它整完后得意洋洋地向师母吹嘘说把对方给喝倒了，然后无语——醉了。再然后，师母怎么也联系不上我们，担心两个孩子有什么闪失，急得一夜无眠……
我们的大师兄蔡爱国某年某月全程护送我从武当山回江城的一幕必须记下。因我好酒贪杯，把多年未惹事的胆结石给激怒了。凌晨四时，爱国兄陪我去看急诊。本来同门相约高高兴兴地进行“湖北侠客游”，只因我的不克制和不理性而提前离团。败兴不说，还让蔡兄改变预定的行程而一路照顾我。“名师出高徒”、“强将手下无弱兵”，爱国兄具有像公安系统人民警察那样的奉献牺牲精神和“为民”意识，应得益于汤先生的熏陶。
还要感谢同门胡萱、陈乐汶（香港）、雷力（香港）、张媛、杨晓林、黄洋、王宗辉等。与苏州大学老邻居王贵宝多次同游、喝酒、上图书馆、倾吐衷肠、探讨学术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他多次批评我说，张兄，要细心，要细心！并多次提醒我少弄日记，把时间用在论文上。“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室友呈学锋虽不常来相伴，并不会忘记他。预答辩时，他先我几天到房间，把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一遍，整得像婚房呢！睹之感动不已，立马微信他：“谢谢您！把我们房间打扫得如此干净！至少帮我省八百斤力、省半小时做卫生。好兄弟、美室友多保重！我们现在都难得相聚。彼此思念永存心间……”我还把这截图给儿子，旨在让他向我的同学、吴叔叔学习为人处事。“与高人为伍、与善者同行”。老友刘世选（曾任国家领导人警卫）武艺高强、为人低调，从不恃强凌弱。当我处于人生低谷之时，他并没远离我。
母亲七十有五，思想并不僵化，不断地鼓励我前行——支持我“攻博”和“读博”，还不时地提醒我少灌酒。犬子的成长与我“攻博”同步。某年春末——考博热季刚过，我准备把一些考博资料收起来。不足10岁的儿子蹲在旁边一边看着我收拾，一边笑着对我说，明年再拿出来。儿子这么小就晓得给老子打气，不错！但愿我的人生经历及倔强之气对他有所促进。儿子：用世俗的眼光看，爸爸已知的人生并不成功，但我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天才作家刘绍棠临死前给远在美国的儿子打电话也是这么说的。在此，我就拾一次牙慧。
据美国心理学家莱曼调查，由“历史记忆”（文学史、百科全书、教科书、学术论文等）所记住的作家，大概只占发表作品的人的百分之一；而“当代”（近30年左右）与过去的作家被“记住”的比例，则大抵上是一比一。这么说来，拙论《中国新时期公安小说研究》也算记住了一些作家和作品，尤其是公安系统作家笔下的文本。肯定还有一些更具典型、更有价值的公安文学文本没有收入，只因学力不逮、目力不济和时间紧迫，在此特别说明并致歉。如果老天假以时日，在下尽可能地把有影响、有特色的公安文学文本收到笔下和未来的拙著中，请相信我的实力与雄心。
过往岁月，除了读书和琢磨论文之外，还写下了数百万字的日记（随笔），笔头功夫应该在潜滋暗长。进入苏州大学后，依然坚持实录这个伟大的时代，即把每天所见、所感、所闻及时记下。也许这些文字在当下无价值，相信若干年后，会对后人有些帮助。如果不记录，后人不可能读到。及时记下，则有两种可能：有人读或无人读。不管社会如何浮躁，总坚信彼岸存在。“公安文学”至今没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相信经过同道者的努力，“公安文学”迟早会被纳入文学话语体系。
再次感谢汤老师的包容、慧眼与慈悲，让我这个在外漂泊的游子正式皈依学术。“双十一张友文”笃信在汤老师的率领下，在同门们的帮助下，在公安文学言说者的努力下，公安文学研究一定会有辉煌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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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友文简介：文学博士、副教授；自诩“双十一张友文”（参评“副教授”和“攻博”各十一次）、自名“公安文学言说者”、自号“功不唐捐斋主”；出版《回望公安文学》等专著四部，受邀至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高等院校及公安实战部门讲授“公安文学”43场次，并在部分高级中学和高校进行（公益）励志讲座数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