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有取有舍，有继承有突破
普桑在继承文艺复兴绘画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无止境的艺术探索。他逐渐舍弃了威尼斯画派过于鲜艳的色彩和明亮的光线（提香的特色），也不再刻意渲染戏剧性的场面和情感（卡拉瓦乔的风格），而是越来越转向简洁单纯和肃穆沉静，越来越追求永恒、和谐、理性与哲思。普桑饱读诗书，最终被认为是达·芬奇之后最博学的艺术家，他的朋友也都是意大利和法国的文化名人。他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洞察与思考日益深刻，这些也越来越清晰地体现作品中，其中最有名的无疑是《阿卡迪亚的牧人》。
阿卡迪亚，是古希腊文化中相当于“世外桃源”的地方。很多画家都曾经以阿卡迪亚为主题创作过。论绘画性，比如风景的宁静优美和人像的典雅传神，普桑的《阿卡迪亚的牧人》不输于任何同题材的作品，而论哲学性，普桑的作品则明显地胜出。在充满诗情画意的人间仙境，三个健壮的牧羊人和一位沉静的美女（可能是掌管历史的女神）被坟墓上的铭文吸引，“即使在阿卡迪亚，死亡也依然存在”。生命和死亡，愉悦与忧伤，今生与永恒，人间和天国，这些深刻的终极命题在无言的优美中呈现在眼前，引人沉思。“绘画必须面对人的最为高贵而又严肃的情境，必须依照理性的原则并通过典型而又有秩序的形态表现出来；绘画与其说是视觉的，还不如说是心灵的”，普桑的这些绘画主张在《阿卡迪亚的牧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备受赞誉的普桑，多次接到红衣主教黎塞留和国王路易十三的亲笔信；信中主教和国王力邀他回国担任宫廷首席画家，主持王宫的装饰，享有独栋住房和固定年俸。普桑回到法国，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失去了绘画上无拘无束的创作自由。为此，他非常苦闷，说“像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两年之后，即1642年，红衣主教黎塞留去世，非常懂得取舍的普桑借故要回罗马看望病中的妻子，离开了法国，此后二十三年再也没有回国。
意大利绘画的传统是重人像而轻风景，风景只是人像的背景。普桑后期的作品突破了这个传统，在画面上引入大面积的风景，人物所占的面积反而很小。例如，在这幅创作于约1657年的《第欧根尼弃碗》中，普桑用大部分面积描绘自然风景和远处的豪宅，而用很小的面积讲哲学故事：犬儒主义哲学家第欧根尼主张抛弃一切不必要的物质，回归自然；当他看到一个人用手捧水喝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连自己手中的碗也是不必要的，于是他就把碗丢弃了。远处的豪宅，与第欧根尼的一无所有形成对比；而风景如画的大自然，恰恰就是第欧根尼要回归的。正是这种精妙绝伦的艺术构思和哲学趣味，为普桑的众多作品提供了经久不衰的魅力。
红衣主教黎塞留也很懂得进退取舍。他知道法国人并不擅长战争，因此一直用金钱支持丹麦和瑞典与神圣罗马帝国作战；但是，当瑞典国王战死，神圣罗马帝国将要统一德意志时，黎塞留果断组织法国军队，分四路开赴战场。他知道要治理好当时的法国，就必须严惩反叛者；而对手下和盟友则通情达理，慷慨大方。他创办《法兰西报》、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大力推动古典主义艺术，发展法国文学和戏剧，但是，他也首次建立了出版审查制度。
黎塞留继承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主张，并且，发展出“民族国家”的概念，在外交上突破王室联姻和宗教至上的旧传统，奉行“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首开西方近代外交之先河。外交大师基辛格评价黎塞留，“他深信可以根据目标权衡人心，并确定相应的手段和边界，从而达到近乎几何般的精准。”黎塞留确实有超一流的战略眼光和预见力。除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德意志之外，他的另一个政治遗产就是扶持起来一个海上强国荷兰，以压制宿敌英国，从而为法国的海外殖民扩张赢得战略空间（可惜，短视而贪婪的路易十四竟然联合英国进攻荷兰；在荷兰输掉“英荷战争”之后，英国不可阻挡地强势崛起，法国海外势力从此开始崩溃）。
根据自己总结出来的方法论，笛卡尔对前人思想作出最大限度的舍弃，他提出“普遍怀疑”的原则：“因为我希望彻底献身于对真理的追求，我认为对于我来说，有必要对任何我可以设想有哪怕再小不过的一点理由加以怀疑的东西都当作绝对错误的而加以拒绝。”这样一来，笛卡尔就需要找到真理的“原点”，即“一条确定的不可怀疑的真理”；从这个“原点”出发，他才能一点一点地搭建自己的哲学体系。最终，笛卡尔在怀疑中找到了这个“原点”：我正在怀疑我的身体是否真的存在，我正在怀疑我是在做梦还是醒着，我正在怀疑ABCDE，而“我正在怀疑”（即我在思维）这件事情本身是正在发生的，是不可怀疑的；“没有任何思维能够离开一个进行思维的东西而存在，这一点是肯定的”，既然我在思维，那么就可以肯定我是存在的；简而言之，“我思，故我在”。这就是笛卡尔哲学体系的“原点”。当然，笛卡尔也有继承，那就是数学和几何；他把数学看作“清楚精密的思维的最好例证”，他想把一切知识都做成“普遍数学”。
有了“原点”和方法论，笛卡尔运用数学的理性和推演，一点一点地建起相当恢弘的哲学大厦，其中包括把几何与数学结合起来的解析几何学，基于解析几何学的光学，包含被首次明确表述的惯性定律和动量守恒定律的物理学，心灵和物质二元论等等。
对比普桑、黎塞留和笛卡尔，我们发现，虽然，他们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又各自选择了不同的战场，但是，他们对于理性的推崇，对于人生目标的热切追求，以及在严谨中大胆创新的精神是共通的，他们也都为后人开辟了道路：
普桑，“法兰西绘画之父”，他的成功之路成为法兰西绘画学院派的官方模式：学习素描、构图、色彩、透视法、解剖学，画石膏像，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化，优秀者被送到意大利深造，盼望能“复制”普桑的成功；在题材上，历史画被列为最高等级（1664年，巴黎皇家绘画雕塑学院的章程规定，非历史画家和雕塑家不得被授予教授头衔），强调画家要提升自我，要具备深厚的文学和历史学修养，以把握“最难和最有价值的主题”，“甚至与诗人在智慧上一较高下”；在风格上，反映古希腊罗马艺术中“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古典主义被定为学院派的典范。
黎塞留，开启法国近代文明的进程，让“民族国家”的概念在欧洲兴起，开创现代外交学。一方面，法国沿着他所规划的道路日益走向强盛，法国也因此取代意大利成为新的欧洲文化艺术中心；另一方面，彼得大帝、俾斯麦、基辛格等大战略家也时常从他的内政外交智慧中汲取营养。
笛卡尔堪称对西方哲学界和科学界最有影响的人，既是“近代哲学之父”，又是“近代科学的鼻祖”。他的墓碑上是这样一句话：“笛卡尔，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为人类争取并保证理性权利的人。”在他身后，大陆理性主义哲学和近代科学都沿着他所开创的道路前进。
普桑、黎塞留和笛卡尔，分别专注于艺术、内政外交、哲学科学；他们是在三个不同的领域里极其相似的三个人：三个酷爱阅读、思考和写作的人，三个非常推崇理性的人，三个有着清晰目标且对目标无比执着的人，三个善于继承也善于创新的人，三个在法国历史和人类文明史上创造传奇并开辟道路的人。
最后，让我们欣赏普桑的组画《四季》（1660-1664年）。《春》、《夏》、《秋》、《冬》，每一幅画中都藏着一个《圣经》故事，你发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