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华民族必须经历五胡乱华的黑暗阵痛

五胡乱华是中华文明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当时的中华大地，由匈奴、鲜卑、羯、羌、氐等民族建立大大小小的国家，所有的野心家都粉墨登场，为了权力战争不断，中华民族差一点就出现断裂。作为历史爱好者，姑妄言之，认为其动乱的根源在东汉时期就已经种下，只要中央政府一旦衰弱，这些潜伏的不安定因素必定要爆发。

光武帝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其实是各路豪强士族得联合股份公司。当年光武帝刘秀之身一人来到河北，没有河北豪强士族的帮助，可以说基本是不可能有后来的东汉政权。但是由于战乱主要是在北方，于是人口南移，和北方的人口减少就成为一个问题。

按照西汉末年平帝（公元前7年）时全国的人口统计为59594978口，全国大概六千万人。到了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就是刘秀死的那一年）全国人口只有21007820口，只有两千万出头。这时候距离刘秀统一天下已经过去了21年。刘秀在公元前36年，平定四川，统一全国，开始了光武中兴。21年过去了，人口只有西汉末年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这余下的三分之一呈现出南重北轻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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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口锐减，但是在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四川等地，却出现了比西汉末年人口的快速增多。比如荆州地区，在西汉末年人口只有359万余口，到了东汉初年，却增加到620万余口，人口增加近乎一倍，在这种战火连天，天下动荡的时期，只能归其原因为北方人口的南移。扬州西汉末年为320万余口，东汉增加为433万余口。益州西汉末年为478万余口，东汉增加为720万余口。

至于北方的那些州郡，和南方的兴旺正好相反。比如西汉时右扶风（治所亦在长安（今西安市西北）。辖境约当今陕西秦岭以北，鄠县，咸阳，枸邑以西之地）人口83万余口，东汉时减少为9万。并州人口由西汉末年的330万减少为69万，凉州人口西汉末年的128万，东汉初年把武威郡并入凉州，人口也只有41万，减去武威的8万，凉州其实只有33万。幽州人口由西汉末年的399万余口减少为200万口。

如果说人口减少的原因是战争，右扶风经历王莽长安之战和更始之乱，凉州经历平定隗嚣的战争，但是处于山西的并州和东北的幽州并没有大战发生，可是发生人口锐减，只能说明，大量的人口向南方迁徙，所以荆州，扬州，益州虽然经历了战乱，但是人口依然反向增加。

东汉帝国威胁最大的东北，西北和正北方，出现了空虚。虽然经过西汉政府的打击，北方的游牧外族都衰弱的在生死线上徘徊，但是北方人口的减少已经让东汉帝国的边关时刻处于危险的边缘，而当时北方的各个民族，为了寻找比较温暖而且易于生活的生存环境，纷纷归附东汉帝国，要求内迁，不断的填补由于汉人民南迁留下的巨大空挡。理论上说，这是中华民族不流血融合的最好时机，只要胡汉杂居，以东汉200余年的朝代时长，完全可以汉化融合，但是由于北方人民大量的流失，南迁的胡人反而成了主要的居住民。比如当时的并州山西境内，汉人只有城市中的世家大族，而广大的农村地区都是一个一个的胡人聚居点。这样的聚居点反而容易形成自己封闭的文化圈，所以东汉200年，胡人的汉化并没有丝毫的进步，反而在和世家大族交往的过程中，屡屡收到剥削和压榨，多人沦为奴隶，让民族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

东汉建立之初，为了分割朝廷上世家豪强和军队的关系，加强中央皇权，面对军功集团的豪强士族。刘秀开始了军事制度的改革，和西汉一样，设立禁卫军，但是内地和郡国以及边防军则相继被废撤。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三月，刘秀面向全国下诏：“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禁卫军驻守京城，如西汉一样，分为南北两军。南军负责宫府的警卫，北军负责京师的警卫，南北军编制大概四万人左右，一般和西汉大概相仿。

光武帝刘秀当年在南阳起兵时，曾经和李通合谋利用南阳都试郡兵的时候，夺取都试的郡兵来举事。后来又经历了王莽时期各地地方豪强士族利用郡国兵举事或者武装割据的时代，在建立东汉后，朝廷的功臣集团和军队又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撤销了各个地方的军队，只是留下京城的南北军，削弱朝廷外政府的权力，集中皇权。但是边关如何防守呢？汉明帝之后，边界有战争，则招募郡国中的刑徒和壮勇，并且带着妻儿一起屯田戍守。在北面设立度辽营，对付北方的匈奴；在南面设立象林营，对付南方的南蛮；在东北设立渔阳营，对付东北的鲜卑；在长安地区设立长安尉和雍尉，对付羌，这就给勇敢善于吃苦耐战的少数民族以加入军队的机会。

刘秀也对这些游牧民族的归顺给予极大的优惠，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乌桓部族各郡首领九百余人，以势力最强大的辽西乌桓大人郝旦为首向东汉刘秀归顺，光武帝诏封乌桓渠帅八十一人为侯、王、君长、让他们率领部众入居塞内，分布于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雁门、太原、朔方十郡。并招来农人耕种谷物，供乌桓人以衣食，就这样，乌桓人又成为汉廷的侦察兵，帮助汉朝打击匈奴和鲜卑。这是乌桓人的第二次南迁。乌桓人的第二次南迁是实力发展的结果。东汉王朝还在上谷、宁城（河北宣化）复置“护乌桓校尉”，管理乌桓事务。

东汉中期入居塞内十郡的乌桓人由于精骑善射，能征贯战，各郡选出精良的乌桓骑兵，组成队伍，由州、郡统领，号为“突骑”（乌桓突骑），当时，乌桓突骑在作战中起着冲锋、突击和摧毁敌人阵地的作用，是一支勇猛非凡的骑兵突击队，各郡“突骑”三至五千不等，人数虽然不多，战斗力却很强。

到东汉中后期，各地乌桓由于战争迁徙和民族融合，其成分越来越复杂，这时的乌桓中融入了大量的匈奴人、鲜卑人、汉人、林胡、羯等多种成分，人口空前增加，而且越来越向华北和塞外西部发展，此时，乌桓各部在前进的道路上分道扬镳。他们各自为政，各自为战，不相属统，各自发展。汉灵帝时（公元168至189年在位）上谷乌桓大人难楼之部有众九千余落（乌桓人的管理单位），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之部有五千余落，皆自称王，辽东乌桓大人苏仆延有众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桓大人乌延有众八百余落，亦自称汗鲁王。这些大人“并勇健而多计策”。以上辽西、辽东、上谷、右北平四郡乌桓再加上渔阳乌桓即是所谓的“幽州乌桓”。

曹操平定三郡乌桓后，曹操把他们的余众一万余落，（此数不在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之内）全部迁入中原，曹操将所获的乌桓兵众，通过精选和整编，改编成精良的骑兵部队，仍由乌桓的王、候大人率领随同曹操转战南北，建安二十年编入了张辽、李典部下的骑兵，在合肥与孙吴大军作战，在敌众我寡，数百倍于己的吴军面前，在张辽的带领下，奋勇冲击，大败吴军，几乎活捉吴王孙权。从而大获全胜，至使历史上有：张辽威震逍遥津的美谈，其实这不仅是张辽本人的勇猛，更重要的是乌桓骑兵的英勇善战。三国中许褚裸衣斗马超的情景也被人熟知，当时曹操屡征西羌无果，后来还是靠英勇善战的乌桓骑兵，终于打败了也同样以骑射闻名的马超率领的西羌骑兵，乌桓骑兵的勇敢善战，终于让史书上标明“三郡乌桓为天下名骑”的历史定论。

乌桓骑兵

不过到了东汉末期三国时代，雇佣蛮族人进行战争已经是常态，曹操的乌桓骑兵，刘备的无当飞军，都是少数民族的雇佣部队。司马家族夺取政权后，晋武帝认为天下太平，规定省一级的政府不设常备军，在大一点的市设常备军官一百名左右，配备兵力一千余人，普通的市设常备军官五十名左右，配备兵力五百余人。这样的军事配置放在现在，就相当于省会城市驻军一千，普通地级市驻军五百，要知道晋朝那个时候可没有咱们现在这么完备的治安管理体系，那一千、五百的驻军既是军队，也是当地维持治安的警察力量，甚至有时候还得承担州、郡一级长官的安保任务，如此的军力配置，不但难以起到驻防的作用，即使是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也是捉襟见肘。

司马炎在进行改革的时候却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晋朝实行的是和汉朝几乎相近的体制，中央朝廷与诸侯王国并行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司马炎的军事改革仅仅作用于中央朝廷直辖下的州、郡，而各诸侯王在各自的封国内单独实行着他们自己的政策，于是州、郡的军事力量变弱，各封国的力量却在不断增长，如果这些封国叛乱，中央朝廷根本无力进行平定，这也为后来动摇晋朝根基的八王之乱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最终在八王之乱中，为了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于是这些王爷们开始向内附的游牧民族雇佣军队，最终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开启了黑暗的五胡乱华时代，但是由于经济和人民向南的迁徙，北方的动乱最终还是没有波及南方，南方反而反向汉化着进入中原地区的游牧民族，最后由汉化的隋朝进行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