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态度与“法家拂士”

      文/周行易 

孔子像

        国学这东西太深奥。经、史、子、集，叠床架屋；一部《四库全书》，洋洋大观，钻进去了，你就别想出来。

　　我不反对国学，甚至有点喜欢国学。但国学也分为两种，梁启超说过，中国有两个孔子，一个在先秦，一个在汉后（见《饮冰室合集》），此言甚对。

　　我喜欢的是先秦时的国学。那时的国学说的都是自己的东西，满嘴童真，一派“浩然之气”，无须考证别人怎么说，无案牍之劳形。虽然孔子读《易》，也曾“韦编三绝”，似乎很苦，但毕竟只那么一卷竹简，文字（符号？）不多，应是读的时间少，想的时间多，苦在“想（思考）”上，所以先秦能出思想家。

　　孔、孟在汉以后被尊为圣人，大概是二子当时所没有料到的。一有了圣人，便有了经典；而有了经典，则又有了注经。于是考证之风盛行，到乾嘉时愈演愈烈，直至今天，这其间生出多少博学鸿儒，又生出多少卷帙文章！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国学”，然先秦之国学死矣。

　　中国人是很聪明的，如孔孟、如老庄、如韩非，如墨翟……，但自汉以降，中国人的聪明一用于“考证”，则再也诞生不了孔孟、老庄、韩非、墨翟……。试问：这两千多年来，历代文人们撰写的著作浩如烟海，远非先秦孔孟之流可比，但又有哪一部的学术水平超过了《论语》《孟子》《道德经》抑或《韩非子》的高度？

《孟子》

      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不包括自然科学家）的学术地位和待遇提高了，“学问”反不如孔子们了？究其原因，恐怕是“做学问”和“想学问”的区别！“做学问”是做别人的东西，“想学问”是想自己的东西，学问一做就死，一想就活。做来做去你还是在别人想的东西里面打转转，所以你永远无法超越孔子。

　　当然，人类知识是不断积累的，想也不是凭空瞎想。我的意思是不要去制造出一些什么圣人、先哲、至理名言，老是引经据典，而丢失了自我。我强调的是一种对国学的态度。我希望我们能把《四库全书》越想越薄（有价值的大概也只有那么多），把宇宙人生越想越广，不要再在我们、还有下一代的身上压这么多的“死学问”了。要知道，我们的民族已不堪重负。

　　然而，我担心的也正是这一点。

        前些天偶尔翻到一本初中语文书，捡“国学”的部分看，就看出了问题。一篇选自《孟子·告子下》的课文，标题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间有一个注释就泥古不化。

　　课文节选：“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其注云：“［法家拂（bì）士］法家，有法度之世臣。拂士，足以辅佐君主的贤士。拂同‘弼’，辅佐。”

　　通观全文，便知“拂士”之注音和释义均错了。孟子此篇全文讲的都是“逆境”（即所谓“忧患”）对磨练人的重要性。从文意看，“法家拂士”与“敌国外患”相对为文，都是指使国君“忧患”的对象。如果将“拂士”解释为“足以辅佐君主的贤士”，则国君对他何患之有？因此，此处之“拂士”，应读作“拂（fú）士”，解释为“敢于直谏矫正君主过失的人”，即所谓“辩士”。

        宋濂《元史·列传第三十》就是这样用的：“巙巙幼肄业国学，博通群书……其遇事英发，掀髯论辨，法家拂士不能过之。”北大法学院有一个“法家拂士”勤学奖助金，也是如此用的。

北大招牌

        为什么孟子一句很通顺的话，在我们的教育家笔下，便变得如此复杂了？其原因就是不自己“想”，而太过于看重所谓权威的考据成果了。层层考来，杨伯峻《孟子译注》、王力《古代汉语·常用词》、《辞海》皆训“拂士”之“拂”通“弼”，义为辅佐、辅弼，而其根子，则接到了国学大师朱熹的《孟子集注》：“拂，与弼同……拂士，辅弼之贤士也。”朱子为何等人也，焉能出错？于是众人纷纷从之，不再思考。窃以为，“国学”做到如此误人子弟的份上，不要也罢。

        我们今天提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包括国学之复兴，但这决不是要守着两千多年的故纸陈见津津乐道，而是要复兴一种伟大的科学和创新精神！

　　我期盼一个如先秦时充满思想火花、充满创造活力的新的国学时代的到来。如果我们的“国学”水平做到先秦诸子之上了（多了两千多年的知识积累和智力开发，理当如此)，那“国学”可以说是真的复兴了。

此乃十多年前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