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歌名叫《醒来》的歌曲，歌词颇有禅意：“从生到死有多远，呼吸之间；从迷到悟有多远，一念之间；从爱到恨有多远，无常之间……”
盐城新水源地与引水工程取水泵站和输水管道的施工，按照设计图纸放线之后，我们的工作重点是与镇村干部一起动员村民迁坟。
按照习俗，迁坟得在清明前、大寒后，时间耽误不得。
控制线范围内，几乎每个镇都有或多或少的坟墓需要迁移。氾水镇的数量不多，也不涉及集中的公墓，主要是在一片树林中静静地立着一个个小小的坟头。
为核实坟墓的个数，我们和村组干部一起走到墓地上。我们轻轻地走着，默默地数着。
虽然我不知道这些坟墓建了有多久，也不知道这些坟墓里安葬着什么样的人，但能够确定的是躺在这地下的都曾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在自己的啼哭声中降生、在亲人的痛哭声中离去，一个个曾经在这人世间写下了属于自己的故事。
人生看似很长，但生命无常。我们总觉得来日方长，但当无常到来、生命突然被强行画上休止符，也许才会惊觉有太多的来不及，来不及多孝敬父母，来不及多陪陪孩子，来不及兑现对朋友的承诺，来不及完成尚未实现的梦想……
感恩此刻的我们健康地活着，有创造价值的能力，有实现梦想的机会。
珍惜每一天，让无常成为前进的力量！
怀 念
小时候，我们都喜欢到舅舅家玩。
舅舅是盐城步凤轧花厂的会计，算是亲戚中少见的有文化的人。舅舅家五个儿子，都长得白净、秀气，尤其是一大、一小两个更帅；唯一的姑娘，就是我表姐也很漂亮。后来经母亲说媒，表姐嫁到了我们村，当然不是嫁到我家。
大表哥结婚时，我和弟弟年龄都还小，双双荣幸地当了回“压床男孩”。按当地风俗，结婚时新郎头天去女方家，第二天才娶回新娘。头天晚上请小男孩睡在婚床上，就叫“压床”。如果在压床的时候，不小心尿床了，通常会被认为喜上加喜、吉上加吉。
压床那一夜，我和弟弟当然都没尿床。一个头脑正常的人，故意往床上小便，恐怕多数孩子做不到。就连一早起床时，母亲和舅妈端着开水泡糖果子的碗给我们俩，按照约定不给筷子、等着我们大声喊"筷子（快生儿子之意）、筷子"时，我和弟弟却怎么也没好意思喊出口。另外，盐城话跟大丰话的较大差别，也是我们不太好表达的一个原因，总不至于讲普通话吧。顺便说一下，到舅舅和姨妈家走亲戚，由于他们都是盐城口音，离开、告别时，作为小孩总是很难开口，因为两个“语系”无论是说还是听上去，实在不“搭”，感觉不协调。
在我十二岁那年暑假中的一天，我们起了个大早，父亲骑着他的永久牌二八自行车，我则骑着辆旧二六自行车，从大丰龙堤我老家赶往盐城步凤轧花厂舅舅和大表哥那儿去玩。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为什么我们姐弟四人，父亲只带了我一个人去舅舅那，也许因为那时的我身强体壮，能骑远路，好跟父亲做伴。
从同裕村往龙堤小街方向骑，到车滩口乘渡船过斗龙港，七弯八拐后沿着一条圩堤往步凤去。都是泥土路，有些堪称羊肠小道。通过窄窄的小桥时，往往得下车推着自行车走，有时甚至需要将自行车提在空中慢慢挪步。这时候感觉父亲带我来，绝对是正确的选择。
到一半左右路程时，我却没了力气，怎么也骑不动了。父亲可真神，似乎早有预料，下车用一根尼龙绳拴在他的车尾与我的车龙头上，拖着我直到舅舅那儿。
当天晚上，在轧花厂食堂同时也是大会堂里看了《冰山上的来客》，一部黑白电影。除了男女主角阿米尔、古兰丹姆的形象以及他们的爱情故事令人难忘，同样打动我的是影片中的几首歌曲，《怀念战友》是其中一首——“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当我离开她的时候，好像那哈密瓜断了瓜秧。白杨树下住着我心上的姑娘，当我和她分别后，好像那都它尔闲挂在墙上……”歌词质朴感人，旋律优美动听！还有《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冰山上的雪莲》等歌曲也很好听。
两天时间，过得很开心。
吃饭时，舅舅、大表哥总要陪父亲小饮几杯酒，是当时农村里比较稀罕的小瓶洋河。
而我，不仅吃了几顿好饭菜、看了一部好电影，还得到一件珍贵礼物：舅舅送我的一件圆领T恤，米黄色，全棉，前胸位置印着飞舞的礼花图案，上方印有"钢花"两个字。现在想来，小孩的衣服上印“钢花”字样，时代印记还是比较明显的。
时光飞逝，不经意间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舅舅、舅妈已先后离开了人世。
每次路过盐城步凤轧花厂，我都忍不住朝那几幢已略显破旧的老房子多看几眼，脑海里总会浮现出舅舅的身影，浮现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画面，耳畔仿佛响起《怀念战友》的动人旋律——
瓜秧断了哈密瓜依然香甜，
琴师回来都它尔还会再响。
当我永别了战友的时候，
好像那雪崩飞奔万丈……
想起我那喜欢穿中式衣服的爷爷
1
可能因为慢慢上了年纪，近年来喜欢偶尔买件中式的“唐装”、“汉服”穿穿。
“双11”时凑热闹网购了一套中式棉衣。按商家叫法，全称是“中国风秋冬唐装保暖纯棉老粗布纯手工加厚棉服”，比较啰嗦，却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衣服拿到手上时，发现比预想的要好很多。面料是真正的全棉粗布，内夹棉特别厚实、柔软。鼻子凑近了闻闻，嗯，是久违了的粗棉布及棉花的味道。
穿上试试，真暖和！顺便将一顶绒线帽戴上，站到穿衣镜前，哈哈～这模样，像商家广告上所说的“中式经典，悠然自得！”
2
中式棉衣，让我想起我那喜欢穿中式衣服的爷爷。
记忆里，爷爷的着装大多是传统的中式服装。冬季最能体现特色：头戴老式的绒帽，叠上去是双层，放下来则是单层，放下来可捂到鼻子和嘴巴，中间有细长的开口，便于露出眼睛。上装一般是藏青或灰色粗布的，小立领，有很多好看的盘扣，外贴口袋。裤子多为黑色或藏青色，腰围比较肥大，通常用根长长的布带在腰间缠绕两圈再打个结；小裤脚，有时用带子系着。双脚着方口布鞋或棉鞋。
那时总觉得爷爷这样穿很有趣，也好看。从另一个角度说，感觉爷爷似乎从没有年轻过，除了那时我们年龄太小，跟他这装扮应该不无关系。
3
查过家谱，我的太爷名叫彩福，他生了七个儿子，也就是说我的爷爷辈有兄弟七个。七个爷爷，我见过的只有一个，就是上面说到的我爷爷，名字“奎官”，在七个兄弟中排老六。
我奶奶姓夏，但我没见过，去世得早。七个奶奶，我一个也没见过。
其实奎官爷爷还不是我的亲爷爷，我的亲爷爷是他的弟弟“奎仁”。
奎官爷爷没有儿子，而奎仁爷爷则有三个儿子，我父亲排行老二，就过继给了奎官爷爷做儿子。
奎官爷爷原来有个女儿，我当然应该喊她姑妈，可这个姑妈四十岁没到就不幸去世了，留下了五个孩子。从我有记忆起，和姑父一起来看我奎官爷爷的就是后姑妈，一个特别讲究卫生、对姑父非常体贴的女人。记得那时姑妈来我家走亲戚时，都要带上自己的牙刷、毛巾之类的生活用品，这在当时的农村是极为罕见的。加之姑妈说话慢声细语、非常温柔，因此大家都觉得她“格色”甚至有点“异怪”。
4
印象中爷爷最喜欢吃白水煮肉。将猪肉洗净，切成小块，待锅里的水烧沸后将肉放进去煮。煮熟了，起锅前撒上些蒜花，吃的时候蘸点儿酱油，真香啊！想想也是，那时猪都是吃野菜和山芋藤之类食物长大的，一年时间才长到一百来斤，猪肉怎会不香呢。
爷爷乐于将香喷喷的猪肉分给我姐姐吃，而我们三个男孩子能吃到的时候就不多了。别人家重男轻女，爷爷正好反过来了。可能因为肉太少、不够分，也可能因为爷爷自己只生了个女儿，对男孩子有点嫉妒心。
爷爷的另一个嗜好是抽烟。一根旱烟管上挂着个烟袋，“吧哒、吧哒”抽起来，吞云吐雾，就像是电影中的老区老农一个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范儿”。
我们兄弟几个都喜欢为爷爷烟斗里装烟末。手握烟管，用烟斗往烟袋里一挖，填满烟末，口朝上抽出来，用指头轻轻将烟末压实。
递给爷爷，找火柴为爷爷点烟。我们将燃烧着的火柴头靠近烟末，爷爷赶快大口、大口地吸，没几下就点着了。
有时候，爷爷逗我们，“要不要吸一口？”我们立刻做出特别痛苦的表情，同时用手将烟管往远处推，爷爷就“哈哈”大笑起来。
5
一年冬天的一个下午，爸爸妈妈到新丰镇小街赶集去了。我和弟弟拿青花小碗盛着存放时间稍嫌长了的熟茨菰，到屋旁小河边去洗。
当时我跑得太急了，收不住脚，直接冲进了河里。弟弟连忙伸手去拉，也掉下了河。好在冬天棉衣厚，浮力大，不长时间后，我俩得以成功自救。
当爷爷发现浑身潮湿、坐在码头上直打哆嗦的我们时，急得直接把我们打了一通，“你们身上潮成这样，让我怎么向你们爸爸妈妈交代？好在没被淹死！”
可是，爷爷啊，这么寒冷的冬天，我们也不愿意下河“洗澡”的。
6
72岁那年，因为意外跌了个跟头，爷爷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那时候生活条件差，没有好吃的食物，没有牛奶，更没有什么白蛋白之类。爷爷渐渐吃不下东西，我们只能在白开水里放点砂糖，用调羹慢慢喂给他喝。
夏天，人不能动弹，身体容易有异味，引来苍蝇在爷爷的脸上、头上飞来飞去。为了保持清洁，我们需要不时驱赶苍蝇，用毛巾为爷爷擦脸和身子。
弟弟那时才八岁，除了不时拿湿毛巾为爷爷擦脸，还常常拿棉签为爷爷清理耳朵，以避免苍蝇留下秽物、滋生蛆虫。弟弟总是那么认真、那么用心，小脸经常几乎贴着爷爷的脸，可他一点儿不嫌脏，不觉得恶心。
7
一天上午，还没有放学，邻居跑来学校通知我们，爷爷不行了。
我们立刻赶回家，拼命地喊他，爷爷已经没有了反应。临近中午，爷爷停止了呼吸。
那天，正是大伯去世三周年的日子。
出殡时，外面下着瓢泼大雨。我们跪在屋外铺着玉米秸秆的泥地上，任雨水淋湿全身。秸秆上的蚂蚁不时咬我们一口，我们也浑然不觉。
爷爷的新坟，紧挨着大伯的坟墓。
三年前，我插下的一根柳枝已经长成了一棵柳树，现在，这棵柳树陪伴着大伯，也陪伴着爷爷。
我的喜欢穿中式衣服、喜欢吃白水煮肉、喜欢抽旱烟的爷爷，您就是我们的亲爷爷，我们永远怀念您！
开在脸上的“馒头花”
大伯离开我们四十多年了。
四十年，可以让江河变成平原，可以让种子变成老树，也可以让无邪的少年步入成熟的壮年。然而，大伯对我的关爱与呵护，点点滴滴，汇成涓涓细流，一直流淌在我心中的小溪里，永远那么鲜活，让我永生难忘。
一棵毛桃树
大伯家门前有一棵毛桃树，粗壮的树干不是很高，树枝向四周伸展得很开。
那时候大伯家、小叔家和我家小辈姐弟近十人，大的十来岁，小的一、两岁，这棵毛桃树就是我们的一个大玩具。
最令人喜悦的是夏天，树上的毛桃渐渐成熟。原先碧绿的桃子慢慢变红，尤其那些面朝太阳的，一天天红色越来越深，直至完全红透。有些桃子的表面还点缀着些黑色斑点，就像人脸上的雀斑。
毛桃熟了，非常好吃，甜里面透着酸，酸里面裹着甜。洗净后，我们用手从中间掰开，去掉核子，一手拿着一片。往往先把红透了的桃肉欣赏一番，再用舌头轻轻舔一舔，然后慢慢咬着吃。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大伯会将我们抱上桃树，扶着我们在树枝上快乐地挪来挪去。我们长大一些后，大伯就在一边看我们爬树，需要时帮上一把。再往后，大伯偶尔叮嘱一句“小心点儿”，让我们自由自在地上上、下下。
也许因为大伯家生了两个女儿，他对我们男孩子特别宠，有时候甚至有点儿放任。
无论我们在毛桃树上怎么玩耍，也无论把树枝折成怎样，甚至因为沿着某根树枝爬得太远而将整根树枝折断，大伯都不会骂我们，更不用说打了。
那时候，大伯家的这棵毛桃树，就是我们快乐的天堂！
开在脸上的“馒头花”
大伯家比较爱种花，品种虽不算很多，但在我的记忆中属于当地的种花“大户”了。
有一种花，在乡村比较多见，我们那儿叫作“馒头花”，后来知道它的学名叫“蜀葵”。这花的花盘大，花瓣多而丰满，像只大大的馒头，非常好看，花期也特别长。
大伯家厨房的西墙根，很多年一直种着一丛丛馒头花，花杆最高的高过屋檐。
五月底，馒头花逐渐开放。尽管那时年龄小，我们对于最初仅开的几朵也懂得爱惜，只围着看，不动手。等到大批的花朵顺着细长的杆儿开得密密匝匝，我们就按捺不住了。挑盘儿最大的花朵摘下来，采下一片片花瓣，从嫩白的底端对半剥开，一片一片地往额头上贴，往鼻尖上贴，往两腮上贴……直到贴满整张脸，像只骄傲的公鸡，“喔、喔、喔”，“喔、喔、喔”地叫个不停。这个时候，大伯的目光常常追随着我们。
长在高处的花朵，我们个头矮、够不着，大伯会过来为我们摘。他总要挑最大、最美的摘给我们！
一个长长的花季，大伯家的馒头花，很多都开在我们的脸上。
我穿上了“的卡”
我家连续三个男孩，我是中间的，又长得虎头虎脑，大伯对我宠爱有加，有意无意间把我当作亲儿子看待。
每次看见我，大伯都要把我喊过去，轻轻抚摸着我的头，跟我说些“要听话、要好好学习”之类的话。有时候，会让我唱歌给他听，《红星照我去战斗》、《春苗出土迎朝阳》、《社员都是向阳花》等等，不管唱成什么样，大伯的掌声都特别响亮。
在我五、六岁时，大伯时常送新袜子、新帽子之类给我穿戴。
一天下午，大伯突然通知我，让我和二姐（堂姐）一起到裁缝家去量衣服尺寸。
待裁缝打开布料，得知是我们两个孩子做衣服时，吃惊得张大了嘴巴，反复询问家里大人是怎么交代的，是不是我二姐搞错了。
原来，那厚实、挺刮的布料名字叫做“的卡”，也就是“的确良卡其”，在我们当地，还没有一个孩子来做这么好料子的衣服。
后来，我穿着一身藏青“的卡”学生装，从同玉小学乘船去乡里参加了学科竞赛，并夺得了名次、获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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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七岁那年，大伯得了重病，喉咙渐渐难以咽下东西。父亲陪他去上海大医院检查，结论是食道癌。
听父亲说，在上海医院里得知自己患上绝症时，大伯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爷爷、奶奶去世得早，大伯是家中长子。可是，不久将离开人世、离开亲人，大伯怎么割舍得了，怎能放心得下！
那年，大伯才四十二岁。
按照医生的要求，大伯吃了很多药，特别是中药。有时我也帮着大妈和姐姐们用那种专用瓦罐熬中药。熬好后把药汁倒出来，再虔诚地将药渣倒在有行人经过的路中央。当地有习俗，踩药渣的行人越多，药就越灵。
当时还有一个偏方，是用蛤蟆蒸汁水喝。那年夏天的很多个夜晚，我和哥哥、弟弟一起，举着手电筒在田地里、在墙根下、在小河边等各个地方，到处找蛤蟆。本来胆子不大的我们一下子变得那么勇敢，不怕天黑，不怕蚊虫、不怕毒蛇，似乎什么都不怕了。
大伯的身体还是越来越差了。他常常倚在门边看我们玩耍，仍不时叮嘱我们注意安全。
毛桃树依旧结满毛桃，可大伯已经没有力气来扶我们爬树；馒头花仍然开得很旺，大伯看我们往脸上贴花瓣时，笑着笑着眼泪就落了下来……
在一个我还睡眼惺忪的早晨，大伯永远离开了我们。
大伯是那么喜欢我、那么爱我！虽然我没能如他所愿做他的儿子，但我来为他披麻戴孝。
面对灵柩中再也无法睁开双眼的大伯，我恭恭敬敬地双膝跪地，敬爱的大伯，剪我一缕黑发送您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