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我们无比熟悉的词语，我们都对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习以为常。我们阅读类似《中国思想史》《中国经济史》之类书籍的时候，并不会对“中国”这个词的含义产生疑问。
但是在历史上，“中国”其实是一个曾经反复被争论的概念。比如在晚清民国时期，革命者们就曾反复争论一个问题：中国究竟是一个继承清朝领土的多民族国家，还是一个仅包括长城以南地区的汉人的国度？我们今天使用的“中国”这个词语，它的内涵其实就是在反复讨论中才得以不断丰富的。
所以，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历史上的中国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的含义？我们今天说的“中国”，究竟具有怎样的内涵？这些内涵又是怎样被塑造出来的？
今天给大家解读的这本书就谈到了历史上对于“中国”内涵的几次争论，致力于从历史中去寻找“中国”的来龙去脉，书名叫《宅兹中国》，副标题叫做“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叙述”，作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葛兆光先生，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
这本书的书名“宅兹中国”，是西周一件名叫“何尊”的青铜器文物上的铭文，“宅”就是“居住”，“兹”就是“这里”，“宅兹中国”就是“在中国这个地方居住”的意思。何尊上的铭文讲的是周成王继承周武王的遗志，在中原地区建造东都雒邑的故事。“宅兹中国”的“中国”指的是中原地区，这是历史上对于“中国”这个词的最早记载。
《宅兹中国》这本书是一本文集。作者曾在一次访谈当中，提到其中文章的编排逻辑，这个逻辑很有意思：在平时，我们并不会在意“中国”这个词语的含义，但是当我们对于国家的命运感到焦虑的时候，就会反思“中国”究竟是什么。这种焦虑往往来自外界给我们的压力。
在历史上，中国曾经有三次面临这种外界压力，从而引发了关于“中国是什么”的反思。一个人要不断通过反思来获得成长，一个族群也是如此。正是这三次反思，塑造了我们今天对于“中国”的认知：
一、作为中国人，我们对中国具有民族主义的情感，也就是把中国看成是自己的祖国，这可以追溯到宋代，当时的人们就已经具有了类似的情感。
二、我们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员，这起源于明末清初。
三、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包含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这种认识要到晚清民国时期才得以奠定。
今天我就从中国这三次反思入手，帮助你解开“中国”这个词背后的奥秘。
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看宋代对于“中国”的讨论。
宋代的中国失去了世界帝国的荣光，被迫面临东亚大陆上的多国体系。辽国、西夏、金国和蒙古都先后对宋朝虎视眈眈。这引发了宋代士人对于“中国”这个词的关注和焦虑。
北宋时期，有两篇文章相当引人瞩目，一篇是大学者石介的《中国论》，这是古代中国历史上第一篇专以“中国”为题的政治论文。文章中的民族情绪非常激烈，比如他说奉行礼乐的是文明的中国，披发文身的是野蛮的夷狄。如果中国和夷狄不仅住在一起，在文化上也相互混杂，那么“中国”将不再是中国，所以应当把中国和夷狄分开，其中最急迫的就是抵制外来的佛教。
第二篇文章是欧阳修的《正统论》，这篇文章对宋朝以前的历代王朝到底谁是正统，谁是异端，进行了一一的辨析，实际目的是证明宋朝才是正统，而且要捍卫这个正统。
这两篇文章只是当时社会心理的一个缩影。宋朝与唐朝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唐朝是一个世界帝国，东亚大陆上的大多数族群都对唐朝表示臣服，而宋朝却始终生存在北方少数民族的阴影之下。面对少数民族的压力，宋朝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情绪，也就是把中原汉人的传统作为“中国”的传统，并强调要建立以“中国”为主体的文化。
这种观念还表现在，宋朝已经具备了明确的边界意识，也就是在自己与少数民族之间划定边界。西方的理论强调，边界意识是民族国家观念中特有的意识，但宋朝其实也具备了这种意识。
这里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宋朝对于知识出口的警惕。
在唐代，唐朝人觉得中国就是“天下”，自己家的大门敞开着，讲究“海纳百川”。日本使臣和僧侣到中国来，总是买上一堆书，如获至宝，带回日本。这些书里有儒家经典，也有佛经，甚至还有《素女经》这些和性有关，不太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唐朝对此听之任之，并不觉得这是泄露国家机密，也不觉得这有辱国家斯文，反而觉得这是“以夏变夷”，也就是用中国的文化去改造夷狄。
到了宋朝，情况发生了变化。北宋的宋真宗景德三年，也就是公元1006年，朝廷下诏，住在边境地区的百姓除了《论语》《孟子》这样的儒家经典，不许将其他书籍带进边境贸易市场。而在宋徽宗大观元年，也就是公元1107年，交趾也就是今天的越南派使臣来到宋朝，要求开放书籍的贸易。宋朝虽然许诺可以开放，但还是规定，类似兵书、地理、历法这种涉及国家机密和技术的书，一律不得出售。宋朝的这种态度，正是“边界”意识的一种体现。
宋朝的这种民族情绪在文学史中也有体现，比如三国故事大量产生于宋代，这不仅是因为宋代的民间文化发达，更是因为三国故事中隐含了一个蜀汉和曹魏谁是“正统”的问题。宋朝人一致肯定了蜀汉的历史正统地位，确立了刘备、诸葛亮和关羽的正面形象，强调诸葛亮北伐中原的合法性，这其实就是在说，宋朝才是正统所在，收复失地也是天经地义。
这种民族情绪体现在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穿衣服这样的小事。朱熹就曾在和弟子谈话的时候痛心疾首地说：现在就连穿的衣服也不是古人穿的了，而是染上了胡人的风格，甚至皇帝穿的衣服和靴子也都是少数民族的“胡服”。在朱熹的心中，中国文明已经被少数民族瓦解了，所以必须要重新确立华夏和夷狄之间的边界，首先就要把古人穿的衣服都恢复起来。
从这种种现象来看，我们可以感受到宋朝人在外族的压力面前，表现出的焦虑和紧张。这使他们总是在试图证明“中国”的正统性和汉族文化的合理性，这种观念其实已经和欧洲产生的民族主义非常相近，可以被视为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一个遥远的源头。我们今天对于“中国”所抱有的民族主义情感，都可以追溯到宋代。
第二部分
今天的我们对于“中国”还有一个认识，那就是“中国”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员。换句话说，世界是一个多国并存的体系，中国只是多国中的一个国家。但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的祖先曾经长期认为中国就是“天下”，就是一个没有边际的世界。虽然他们也通过一些口耳相传，对外部世界有所了解，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对于中国的认识。那中国人是从何时开始意识到“中国”其实是多国体系中一员的呢？这要等到明末清初时期。
这个时期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关于外部世界的最新知识。
利玛窦来华之前，中国和外界也通过贸易和出使等途径保持着联系。中国人也从外国商人和旅行者那里获得了一些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但这些信息被中国人整理成文字以后，总是会混杂许多主观想象，这些想象大多来自《山海经》等古典文献。
比如元代有一本书叫《异域志》，里面主要是记录了外部世界的风土人情，其中就把一些旅行者的实地见闻和古典文献中的传说故事混杂在了一起。比如里面有关于“狗国”、“女人国”、“小人国”的记载，这些显然来自《山海经》。甚至就在利玛窦来华前夕，明朝的著名学者王圻和他的儿子王思义编了一本名叫《三才图会》的书，里面照旧混进了比如君子国、长人国、小人国这样的传说。
可见，当时中国人对于外国的了解，主要还是通过想象。对他们来说，中国就是“天下”这个观念看上去仍然牢不可摧。然而，利玛窦的来华改变了这一点，使中国人开始接受了关于“中国”的新观念，也就是中国其实是世界中的一员。
1583年，利玛窦进入中国，在广东肇庆开始了他的传教活动。1584年，利玛窦制作并印刷发行了著名的《山海舆地全图》，这幅图反映的地理格局与今天的世界地图基本相似，这对当时中国人世界观的冲击，可以用“天崩地裂”来形容。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了近代的地理知识。这些知识在中国落地生根，不断传播，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传统中国关于“天下”的观念逐渐瓦解和崩溃，人们逐渐接受了新的世界。那些来自《山海经》的关于外国的想象和传闻，逐渐被西洋人传来的真实知识所代替。
在今天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中，收藏着几幅《万国来朝图》。在这几幅大致绘制于乾隆年间的图画中，荷兰人、英吉利人和法兰西人的面貌已经和真实的情况较为接近了。也就是说，在利玛窦来华以后，古代中国逐渐放弃了对于“天下”的想象，而接受了世界是一个多国体系，中国只是其中一员的事实。
在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清朝取代明朝，于是朝鲜和日本开始争论“谁才是中华文化血脉”的问题，使得“天下”体系在东亚也面临解体，中国开始成为东亚多国体系中的一员。
在17世纪中叶清朝取代明朝以后，因为东亚内部文化认同的崩溃，东亚地区已经不是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天下”，而是一个由多个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虽然所谓的“朝贡体系”还维持着，但朝鲜、日本与中国之间实际上已经是单纯的贸易关系，这种贸易已经不具备小国朝拜大国的礼节性含义。
我们先来看朝鲜的例子。明朝时期，朝鲜出使中国的使节所写的笔记，通常叫做《朝天录》之类的名字，也就是来朝拜天子。但清朝时期，朝鲜使节有一本日记叫做《燕行录》，“燕”就是“燕京”的“燕”，“燕行”就是“去北京出个差”的意思，其中的感情已经和“朝天”完全不同了。
朝鲜使节对于自己仍然穿着明朝的衣冠，感到特别的自豪。乾隆年间，一个朝鲜使节在笔记中留下了这么一笔，说每次问清朝人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他们脸上都有惭愧的神色。可见，朝鲜人觉得清朝的风俗习惯已经根本不是“华夏”了，华夏的文化在朝鲜保存得更为纯粹，这说明朝鲜才是“华夏”，在文化上要高于清朝。因为实力的差距而被迫前来朝贡的朝鲜人，因此在心理上获得了补偿。
我们再来看日本人的例子。
17世纪以后的日本正处于德川幕府时期，德川幕府限制对外交流的政策使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了解主要通过中国人前往长崎的商船。日本人见到已经剃发易服的中国人，第一反应是惊讶，第二反应则是轻蔑。他们觉得既然清朝人的衣冠已经丧失了华夏的传统，那么日本的衣冠保留了华夏传统，岂不证明中华文化在日本，日本才是华夏？
不少日本人为了证明这一点，就故意去询问前来长崎的中国人，以此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比如一个叫关龄修的日本人，就拿了日本保存的东坡巾，也就是宋代文人的头巾，跑去对一个中国船员说，我们日本人的衣冠都是根据上古的礼经制作的，宋朝的司马光、朱熹恢复的汉人衣冠也是这个样子，你们那里一定也有吧？中国船员只好尴尬地承认，清朝的衣冠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前朝的服饰我们也不敢收藏，只是在看戏的时候才能见到。
日本人的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很快便上升为政治上的优越感。一个叫野田希一的日本人曾经和一个叫刘圣孚的中国船员聊天，他故意问道：你们清朝的太祖皇帝是哪里人？刘圣孚撒了个小谎，说“是江南人”。野田希一丝毫不给面子，立刻戳穿：“我听说清朝的太祖皇帝生在长白山下，不知长白山在江南的什么地方？”这话很厉害，其实就是攻击中国的皇帝不是汉人，中国已经沦为蛮夷国家。可见在日本人看来，中国作为“中华”的历史已经结束，中华与夷狄之间的次序已经颠倒，日本的政治地位也应高于中国。
因此，17世纪以后，东亚地区已经丧失了共同的文化认同。朝鲜和日本都以中华文化的血脉自居，在政治上也萌发了独立自主的意识。清朝的中国不仅要正视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多国体系，还要面对东亚也已经成为一个多国体系的事实。中国不再是“天下”，而是世界各国中一员的观念，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这是中国第二次反思而带来的成果。
第三部分
我们再来看中国的第三次反思，也就是在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开始面临选择，是完整保留清朝的领土，还是只在汉人居住的中国内地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主张将中国的疆域限定在长城以内，这其实是为日本的侵略意图提供便利。这种外部压力最终迫使现代中国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这个词语又被增添了新的含义。
对于中国边疆领土的争论，早在晚清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清朝官僚集团之中，李鸿章和左宗棠曾经就“海防”和“塞防”问题发生过争论。李鸿章希望专注海防，主张撤回塞防也就是新疆的防务，甚至认为放弃新疆也并不可惜。左宗棠则极力反对，认为祖宗基业，不能轻言放弃。这就是一个对于边疆领土是守还是弃的判断问题。
在晚清的学界尤其是革命派当中，对于如何建立近代中国的问题，也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完整继承清朝的疆域，认为清朝开辟了一个包括蒙古、新疆、西藏和东北的大帝国，毕竟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不能轻易放弃，应当把这个帝国的人口与空间纳入一个新的国家之中。另一派则受到反满情绪和欧洲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主张在汉人居住的内地“十八行省”上建设新的“中国”，至于边疆领土，可以任其去留。某些革命者甚至觉得为了革命成功，可以把东北、蒙古等土地统统送给日本，中国就在长城以内建国。
与此同时，日本学界却兴起了对于中国边疆地区的研究兴趣。比如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白鸟库吉，就自觉把中国研究的对象扩大到边疆地区，并立志要使日本在这个领域达到甚至超过世界水平。再比如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内藤湖南，他对中国东北、蒙古下了很大工夫，曾经搜集到了蒙文版的著名历史著作《蒙古源流》，还搜集了四千多张满文老档的照片，并根据这些资料编辑了《满蒙丛书》。
日本学界的这股浪潮一方面是出于和欧洲学界竞争的目的，日本人认为在解释中国这件事情上，他们应当比欧洲人更具有话语权。当时欧洲人在中国边疆地区研究上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日本人对此不服气，希望能够超越欧洲的研究。
但这股浪潮背后更根本的还是政治目的。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扩张欲望日益膨胀。著名政治家中野正刚曾经写过一篇名叫《大国、大国民、大人物》的文章，明确表示“中国”只是位于长城以内，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都不属于中国，日本应当向这些地区逐步渗透，以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这种政治上的野心对日本的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事实上，当时日本的学界和政治本就是相互纠缠的。举一个典型例子，日本曾于1906年在中国东北设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这家公司名义上是经营日本控制下的南满铁路，其实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的指挥中心。1908年，在满铁总裁后藤新平的支持下，前面提到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白鸟库吉建立了“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这个机构不仅搜集了大量有关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文献，建立了“白山黑水文库”，陆续出版了《满洲历史地理》、《朝鲜历史地理》等书籍，还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影响了整个日本学界的风气。
对于这种学术研究背后的政治目的，白鸟库吉在《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的序言中就坦率地说，在学术上提倡对于满洲和朝鲜的研究，是当前的急务。这一是因为满洲、朝鲜与日本存在密切的关联性，二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如今渐渐脱离中国的控制，而向日本开放，这是日本的战略机遇。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他推动了日本学界对于中国东北、朝鲜和蒙古的研究。而在1915年出版的《满蒙研究汇报》第一期的发刊辞中，白鸟库吉说得更为清楚：满洲和蒙古对于日本而言，是通向欧亚大陆的捷径，日本国民怎么可以对此加以忽视呢？
正是在日本侵略的外在压力之下，近代中国才在继承清朝领土和仅保留中国内地这两个选项中选择了前者。因为如果选择后者，东北和蒙古恐怕就真的会轻易成为日本的囊中之物了。
中国对自身的这次反思，在上世纪30年代开始发展得更为深入。日本侵略的野心和行动日益明显，让中国政界和学界再次感到极大震撼，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原来对于边疆地区的关注和研究具有如此巨大的意义。
1931年，在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的研究兴趣更加高涨。正是在这个时候，学者傅斯年专门写了一部《东北史纲》，专门驳斥白鸟库吉等日本学者关于东北和蒙古不是中国领土的论调。而且在这篇文章中，傅斯年坚持使用“东北”而不用“满洲”，由于他认为这是日本为了侵略中国而生造的名词，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据。
即使是当时和傅斯年关系不太好的顾颉刚，也于1934年在地理杂志《禹贡》的发刊辞中郑重指出，这份关注地理的杂志，是有现实关怀的。特别是当东边的日本蓄意侵略我们，造了“中国本部”这样的词汇来称呼内地十八省，暗示边疆地区不是中国领土，我们这群傻子难道还要受他们的麻醉吗？
很显然，在讨论中国边疆地区的时候，中国和日本学者的观点彼此严重冲突。这本质上是双方在政治立场上的区别。值得深思的是，恰恰是日本给予中国的外部压力，造成中国人的集体焦虑，才使中国人开始重新反思“中国”这个词语的含义，关注自己的边疆领土问题。傅斯年就曾经大声疾呼，中国研究应当一步一步向西去，一直向中亚去。陈寅恪也表示，如果观察世界大势，中国将来必定追随汉唐的足迹，全力经营西北地区。而中国对于西北地区的研究，即使当下只有一点细微的浪花，也必将发展成滔天巨浪。身处“一带一路”逐步推进的当下，我们看到前辈们的这些观点，或许会有别样的感受。
当时对边疆地区产生关注的不止是学者，还包括政府和一般民众。
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具备了对于边疆地区的主权观念。1931年颁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就宣称：中华民国领土为各省及蒙古、西藏。当时新疆、东北都是设省进行管理的，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宣示了对所有边疆地区的主权。同时，国民党中央还设置了蒙藏委员会，管理蒙古和西藏事务。
“九一八”事变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对于边疆地区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蒋介石曾经于1934年10月18日到甘肃兰州视察，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下了经营西北，作为复兴之基地的设想。在同一年，宋子文也视察了西北，并谈论了西北建设的重要性。
居住在中国内地的老百姓，迫于生计，早已开始了向边疆地区大规模移民。对东北地区的移民也就是“闯关东”，对蒙古地区的移民也就是“走西口”，都使边疆和内地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对老百姓而言，边疆地区是否属于中国，并不是一个需要学术讨论才能弄明白的问题，而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他们居住的边疆地区，就是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家园，是绝对不能丢弃的。
所以，今天的我们如果重温当年的一些歌曲，比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比如《黄河大合唱》中高唱的“打回老家去”，再比如汉族音乐家王洛宾在1938年改编的新疆民歌《达坂城的姑娘》，就不难体会到，边疆地区的文化已经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在当时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难以动摇了。
以上就是中国对自身的第三次反思。中国人在日本给予的外部压力下，开始将“中国”定义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并对边疆地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是一笔我们至今仍在享用的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