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立其私智而以法为非者》

这是韩非的一个观点，意思是，现在臣子多标榜自己个人的智巧来而否定国家的法度！韩非认为这就是用智巧来肯定奸邪，用私心来诋毁法制、标榜智巧的做法。对于这样的行为，做国君的理应予以禁止，这同时也是做君主的原则。

这方面，韩非予以详加阐述。《饰邪》里，韩非首先举例说：当年魏国开始彰明立法、从事法令建设之时，可以做到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罚，于是魏国遂强盛得可以匡正天下，威势亦达到了四邻诸侯；可等到魏国后来法令懈怠，赏赐混乱之时，国家便随之日益衰弱了。赵国也是，开始彰明国律、从事军队建设的时侯，人多兵强，赵国遂攻占了齐、燕等国的土地；可等到赵国法律懈怠，执政者软弱，国家遂也就日益衰弱了。燕国，曾经也是彰明奉法，重视法制决策，以致于燕国竟然东向把齐国都作了自己的郡县、南向则完全占领了中山的国土；可等到其法制荒废，政府决策不能畅行之时，群臣只谋私利，国君又听信谗言，于是国家兵力削弱，土地削减，燕国从此也就受制于他国了。所以说：严明法制，国家就会强大；轻忽法制，国家必会弱小。

韩非又引用谚语说，“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严明法制使国家的强弱对比如此的分明，而当代的国君却不知道实行，这样的国家如果亡了，那真是活该！国君治国如果舍弃了固定的法制而只顺从于个人的意志，那么底下做臣子的，就必会粉饰自己的智能；而一旦当做臣子的粉饰了自己的智能，那么国家的法律禁令则就站不住脚了。这样，随心所欲的乱象就会盛行，以法治国的原则也将会被废弃了。比如当初舜派官吏去治理洪水，早于治水命令而抢先立功的臣子，舜把他们都杀了；而禹在会稽山上治水之时，接受诸侯国君的朝见，一日防风氏迟到了，禹便杀了他。由此看来，先于命令的，舜杀了他，而后于命令的，禹仍然还是杀了他！可见，古代贤君治国，首先重视的是依法办事。这就好比镜子如果保持了清亮而不受干扰，那么美丑就会因此而显示出来；衡器如果保持平正而不受干扰，则轻重就会因此而衡量出来。反过来如果摇动了镜子，那则就不能保持明亮了；摇动了衡器，当然也就不能保持平正了。此两个例子说的就是“法”！所以先王把道作为常规，而把法作为根本。法制严明，国君的名位就会尊贵；法制混乱，则国君的名位就丧失。

故而凡是那些智能高强的人，有依据就行动，没有依据就停止。悬挂衡器才知道平与不平，设置圆规才知道圆或不圆，这是万全之道。因为明君能能使百姓用道来整伤自己，所以明君治国省力而有功。而昏君治国，丢掉规矩而单凭技巧、放弃法治而仅凭私智；臣民则以智巧粉饰自己，凡此种种，都是不懂得道的缘故，其后果必将是劳而无功。假如形成了这种局面，那么有功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奸臣则会越来越得到进用而有才能的臣子亦终将尽遭斥退；君主迷惑而不知进退，百姓聚集也不知道前路在何方。而这正是国君治理国家废法令、轻功劳、重名声、听请托等的种种过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