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化氛围里，有五个消灭中医的途径：一、渲染中药之毒。二、忽视或否定中医疗效。三、用西医逻辑制定的医师法取缔民间中医。四、剥夺中医望闻问切、“辨症求机”思维的经济价值。五、用西医的形态理论、循证医学等实验室方法现代化中医。
由于文化舆论的影响，很多人成了西方文化的俘虏，理性被困在了由实验仪器、数据编织而成的文化牢笼之中，患上了“中医恐惧症”，“中国文化厌烦症”。
人们按西方文化逻辑制定医师法，用医师法打压、制裁真中医——民间中医，绝大多数民间中医失去行医资格，许多行之有效的中医绝技失传了；按照市场经济、力量公平制定医疗政策，有形的形态医学之术天价，而无形的辨证论治一文不值，辨证论治的中医无法养活自己，被逼西化；学院中医则遵循实验实证的显微镜逻辑，课题研究，病理规范，形态标准，抹杀自然客观、个体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离中医之道越来越远。
中医的存在，是人类的福气，至少多一种养生、医疗的选择。可是有一些西医、学院中医权威，把形态的病理生理当成医学的绝对真理，提出所谓的唯一论，认为经典理论落后、腐朽、不科学，要以死人解剖获得的病理生理为唯一，去创新中医、变革中医、重建中医。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中医文化的根，没有了文化土壤；中医文化的树，没有了阳光、雨露。正规医院里，挂中医招牌的医生，头脑里没有中医理论、中医思维，眼里没有多维时空动态关联性的人，疾病本质不是病机而是病理，治疗目标不是证候而是症状。
中医是生命医学，是人性医学，尊重活生生的人的多维联系，以个体真实为临床真实，现实客观为临床客观，与物理法则、生理病理、循证医学等，没有共同的客观基础，没有共同的治疗目标，没有共同的疗效评判的依据。
中医与西医根本就不在一条文化之道上。医，“术”也，人们不仅应该认识中医和西医的“术”的区别，更应该了解它们的文化之道的差异。中医是人文之道上的医术，西医是物质之道上的医术，“术”作用的实际对象，中医是活生生的人，西医是局部肉体形态。
用生理病理唯一论实质上是中医西化论，用实验实证评判中医实质上是否定活生生的人。中医、西医各有所长，用西医之长歪曲、抹黑、否定中医，中医要么被消灭，要么变成西医的跟班——二西医。
正确的做法，是营造既适宜西医也适宜中医的文化环境，西医中医相互包容、协同配合、扬长避短，能够在文化平等、社会公正的条件下，共同为人服务。现在的文化环境，适宜西医不适宜中医，中西医并重只是一个口号。
为什么方舟子们容不下中国文化，容不下中医，在中西医并重的政策在现实之中体现不出来呢？
西方文化是野性文化，实验认识是在封闭条件下获得的认识，显微镜逻辑是自我封闭的逻辑。宇宙日月的运行，四季寒热的变化，日常饮食、起居、劳逸的个体差异，等等，自然的、社会的、动态的、联系的因素，进不了实验室，不会被显微镜逻辑认同，而现实的文化环境，西方文化浓重，物质实验主导，所以方舟子能够一呼百应，中国文化、中医学被边缘化。
因为实验文化的封闭特性，野性之争的文化精神，依从西方文化的人们，养成了狭隘偏执，唯我独尊的文化心态，在文化中，只认同物质客观、实证可靠，不认同天人相应、个体真实。
人很悲哀，被西方文化绑架了，西方的就是正确的，就是好的。人应该清醒，我们发明创造文化的目的，是维护地球生机，是为人的生命保驾护航，而不是变成文化的奴隶，被文化所奴役。人必须是文化的主人，只能是由人决定文化的发展和运用，绝不能让文化决定人的生存，规定人的生活。
满足人的生存、生活需要，维护和的自然环境，营造和的文明社会，保障和的生存关系，为活生生的人走向“无有终时”的未来保驾护航，是包括科学等文化之术在内的所有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
生命需要自然生存关系之和，人的幸福需要社会生存关系之和，维护自然之和，营造社会之和，是文化的基本目的，也是科学等文化之术的价值所在。
人要树立人性，修养仁义道德，掌控好科学等文化之术，使之有生命的方向，有自然的分寸。人无人性，没有正心修身，恶之欲很嚣张，为一己之私，随心所欲地发展科学等文化之术，战天斗地，毁坏自然环境，恶化社会关系，增加活生生的人的生命负担，科学等文化之术的发展和运用，就不会把人放在眼里。
恶之欲主导的科学等文化之术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人要较好地生存下去，有比较满意的生活，就必须改变自己，去适应由科学等文化之术营造出来的生存环境。跟不上科学等文化之术的发展速度，人就会被文化抛弃，甚至可能被科学等文化之术——智能机器人、生物人等消灭。
文化的意义在生命，在活生生的人。人活得好、活得久，是文化的职责。自然污染，社会紧张，生存危机，是文化失职，是恶人运用科学等文化之术作恶的结果。
“和”是生命存在，人活得好、活得久的基本条件。风狂雨乱，你争我夺，胜王败寇，弱肉强食，是没有文化的野兽、原始人的生存状况，不是文化人的生存状况。文化是人类理性觉醒的智慧结晶，文化人区分物与命，区分野兽与人，有了生命理性，有了善的精神，就会与野兽、原始人的生存方式分道扬镳，塑造仁义道德，营造“和”的文明。文化社会还是胜王败寇、弱肉强食，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现实明争暗斗，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由力量大小定胜负，文化就没有人文价值，人就还是野蛮人。
“和”，是最佳的生命状况，是最佳的生存环境，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国家与国家的最佳关系。地球生机，在自然生存关系之和；人类幸福，在社会生存关系之和；人的健康，在自我生命之和。
要维护“和”、营造“和”，科学等文化之术必须有生命的笼头，有自然的尺度，绝不能成为野性之争的武器。
“和”是文化精神的理想，是科学等文化之术的目的，地球生机、人的生命，只有在“和”的状态下，才能天长地久，才能生活幸福。
文化不以和为追求，鼓励竞争、倡导竞争，这样的文化是野性文化，就会把野兽、原始人的生存法则，移植到文化社会中来。社会两极分化，文争武争，科学等文化之术成为争的武器，弱势者便一直处在争的风霜雨雪之中，比野兽、原始人中的弱势者的生存状况还要糟糕。
“和”是多维联系的最佳状态，身体健康在于生命之和，生活幸福在于社会之和，“无有终时”在于自然之和。自然和，生生不息；社会和，人类文明；生命和，人健康。
家和，万事兴；国和，幸福多；天下和，没有战争，没有胜王败寇，弱肉强食。
“和”，是文化维护和营造出来的生存状况，需要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的引导，需要仁义道德的理性有为。没有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人争于自然；没有仁义道德的人性修养，人争于社会。争则乱，争则败，争则灭，争的文化是“未央绝灭”的文化。
养生在“和”不在争。人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有了“恬憺虚无”的生命之德，形成“和”的意识，具备“和”的理性有为，物质生活不攀比奢华，不计较财富，不在乎名位，精神不因为物质利益而耗，情感不因为争名夺利而伤，能够养生。
“我命在我”，养生在我，饮食、起居、劳逸等适于我命，便能养我身，不适就会伤我身。适的生活，是在“和”的生命观主导下实现的，没有“和”的生命观，就不会有适于我命的生活方式。
可以说，现世之人绝大多数都没有“我命在我”的生命智慧，物质理论，医疗仪器，实验指标等掌控人们的理性，就连病还是没病，不少人自己都不知道，而要实验室、仪器指标来判定。
人是有生命的，是因应天地之气候，因应社会之苦乐，因应自我生命状况的人。生命状况只有自己知道，仪器指标反映身体形态状况，不能反映因应协调性的生命状况。
“我命在我”的生命智慧，养生在我的理性有为，尊重我自己的生命之应是必要前提。我不尊重自己的生命之应，我就没有“我命在我”的生命观、疾病观。
“我命在我”，病了我有痛苦的感觉，有了痛苦感觉，我就要警觉，该调整作息、饮食、情绪就调整作息、饮食、情绪，该求医就求医，得到早期治疗，生命之和就容易康复。
形态理论的生命观、疾病观，不是“我命在我”的，而是在实验室里面，在显微镜下面的，所以发明创造了一个“亚健康”出来。“亚健康”的理论，使很多病人忽视了自身的疾病，有了痛苦，有了不适，只要实验室没有承认，显微镜没有点头，我也不当病，根本不重视。
病还是不病，人自己不能判断，要实验仪器来判断。再痛苦、再难受，仪器没有异常，也不是病，不会看医生，即便看了，没有形态学证据，不算病，等于不看。人在没有“病”的痛苦中煎熬，日积月累，五藏阴阳的因应协调性崩溃，不是暴病，也会突然暴亡。
《伤寒论·伤寒例》：“凡人有疾，不时即治，隐忍冀差，以成痼疾，小儿女子，益以滋甚。时气不和，便当早言，寻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时治之，罕有不愈者，患人忍之，数日乃说，邪气入藏，则难可制。此为家有患，备虑之要。凡作汤药，不可避晨夜，觉病须臾，即宜便治，不等早晚，则易愈矣。如或差迟，病即传变，虽欲除治，必难为力。”
“我命在我”！病，是生命的异常状态，是阴阳失和的结果，往往是神先知，气先应，然后才是形之变。病是一个生命异常的过程，病与不病，唯有我知。病与不病的判断，被形态医学剥夺了，我不能确定自己有病没病，怎么早治？
养生在我，适于我命；治病在我，以我的生命之神、生命之气为依据。生命的本质是生命之应，应于外，调于内，和于命。实验判断、仪器认同，我命被理论绑架，被仪器肢解，我已经不是原本的我，命以不是多维联系的命，凭什么养生，根据什么医病？
我活着，我要饮食，要呼吸，我才能生。饮食是我之生的物质支柱，属于物质生活的内容。物质生活内容很多，凡眼、耳、鼻、舌、身所能感受到，有色、声、香、味、触的感应的，基本属于物质生活，可分为衣、食、住、用、行、玩等。
对待物质生活的态度，西方文化、西医学和中国文化、中医学完全不同。
西方文化致力于物质生活的进步，西医致力于营养素的研究；中国文化重视和的生存环境，中医关注物质生活的适与不适。
物质生活并不是人所特有的生活，凡是生命体，都有物质需要，不过是多少、种类的区别。电气化、智能化、信息化，物质生活极尽奢华，并不能说明人就是人，再奢华的物质生活，终极性的意义不过是生存，朴实简单与奢华复杂，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生存是第一位的，能够生存，才会有生活。
人应该有这样的觉悟：把维护地球生机、维护人的五藏阴阳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在“和”的前提下，适度地改善生活。为了生活的舒适，破坏了自然之和，就会毁掉地球生机；激发了社会争夺，就会伤害人的五藏阴阳，皆威胁人的生存。
生存，地球所有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人改善生活，舒适、便捷无可厚非，但要有分寸，不能破坏自然生存关系，不能恶化社会生存关系，要在生存关系之和的范围内，去谋求改善。
西方文化不知道成人的标志是人性，“和”为文化的基本追求，在文艺复兴不久，就把奢华的物质生活作为社会前进的动力。工业化之后的物质生活蒸蒸日上，突破了生存关系之和的底线，所以才有了今天的生存危机。
在西方文化之道上，人与自然之间是掠夺与被掠夺关系，人与人、群体与群体、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弱肉强食的关系。自然失和了，社会失和了，人自己也被困在了胜王败寇、弱肉强食的野性法则里走不出来了。
文化之道，不能从物质生活的追求，转变为树人立德，使人成人上来，科学等文化之术不能维护生存关系之和，人类就无法扭转大灭绝的趋势，就不能走出野性法则的困局，就没有文明，没有人性！
人要和，不能贪。脱离动物性，升华人性，物质生活要有生命之适的尺度，有自然之和的分寸。
饮食为养生之本。西方文化、西医也讲饮食，但和中国文化、中医不同。中国文化、中医学讲饮食，是讲饮食的生命关联性，五味-五藏-五体的阴阳关系，有生命之适的原则。西方文化、西医学，就食物而食物，讲食物里面的营养素、卡路里，是实验分析得到的结果。
饮食，物也，先于人类存在；养生，命也，是人类主观有为。饮食养生，饮食物不是关键，人的主观有为——如何饮食才是关键。
明·李豫亨《推蓬寤语·原养生之教》：“物生于天而养于天，然人为嗜欲所胜，声色之蛊，势利之徇，燠寒之触，情炎于中，形索于外，天始不能司其养矣。”
行天道，尊自然，重生命，衣、食、住、用、行、玩的物质生活和于我命，适而不伤，天自养之，反之则“天始不能司其养矣。”
饮食不是科学等文化之术发明创造的，是自然化生形成的。按照西医营养说法，七大营养素——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矿物质、膳食纤维、维生素和水，可分为宏量营养和微量营养，可以人工合成，可以工厂生产，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可是这些认识具有自然生命关联性吗？是活生生的人吃进去后的生命真实吗？
养生是养活生生的人的生命，维护活生生的人的身体健康，饮食要吃进去才有作用，没有吃进去就没有作用，实验室的营养素可靠性在哪里？
饮食来自自然，先于人的存在。饮食内有哪些成分，是自然的，是自在的，饮食物吃进去后，哪些化为精微而养生，哪些变成糟粕而伤生，则是五藏阴阳的因应协调性决定的。
天有空气，从息道入肺，地生成饮食，从谷道入胃。天气、地气和合生成宗气，养护生命，维持健康。
《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篇》：“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之美，不可胜极，嗜欲不同，各有所通。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现在，天气、地气都被物理法则改变了、毒化了，物理分子、化学元素在天气中飘浮着，通过土壤渗透进饮食，人们呼吸不到干净的空气，吃不到干净的食物。病，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不是越来越好治，而是越来越难治。
饮食养生，脾胃是第一关。饮食先要入胃，脾胃腐熟运化之后，化生水谷精微，然后经过五藏气化，化生为营、卫、气、血、精、津、液等，敷布表里内外，才能养其形，实其精，壮其神，旺其气。
西方文化不是人的文化、西医学不是生命医学，实验室里的营养理论，讲究吃什么；中国文化是人的文化、中医学是生命医学，多维时空动态关联性的气化理论，则重视怎么吃。
吃什么是重要的，怎么吃更加重要。营养丰富，吃得不对，不能养生。
按理，需要什么吃什么。可实验室怎么知道我自己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的营养素呢？怎么知道我自己体内的营养素是不是平衡呢？实验室的营养理论，搭配平衡，与现实情况下的我自己是不是一致呢？而且吃进去的营养素，是不是质与量都不会变化，吃多少就是多少，吃什么就是什么？
不同食物的营养不同，不同情况下，我的营养需要不同，不同人吃进去之后，气化情况不同。吃蛋白质不一定就是蛋白质，吃脂肪不一定就是脂肪，实验理论是实验室里的认识，并不是我身体内，气化活动的认识。
任何食物吃进胃里，消化、吸收、转化、敷布、营养，都是我自己的五藏气化活动，根据我的生命需要决定的，有生命之神的因应调节，有生命之气的因应变化。实验认识、数据标准，是按照主观要求，遵循过去理论，以物质形态为实际对象形成的，与活生生的人风马牛不相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