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过两个老板，A老板从事文艺行业，B老板从事商业，也意味着我在这两个行业里都混过。
他们的共同点不是有钱，而是有人脉。
A老板结交各类大V，上到著名作家、导演、娱乐圈一线明星，下到网红、段子手、三四线演员，如果不稍加克制，每天都有约不完的饭局。
即使在非常克制的情况下，也经常一个晚上约两三波人，凌晨两点回家属于家常便饭。
酒后回去的路上，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傻逼太多，不得不忍着恶心跟他们吃饭。”
B老板人脉主要是各类企业家、电视台领导、以及政府官员，一顿饭吃五六千算少的。
而且这位老板非常善于买单，哪怕是别人攒的饭局，他也丝毫不会手下留情。诀窍是，结束前去趟厕所。
按他的原则，人脉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卖，多少人想买都没机会。他最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在北京，混得就是人脉，没人脉什么事都做不成”。
我和A老板共处过两年，大学毕业就跟他了，和B老板共处一年。都是直接接触的那种，工作之外，等于兼职他们的助理。所以除了工作，他们的生活状态也基本暴露在我面前。
毋庸置疑，他们都是极聪明的人，只是聪明的方式不同。A老板的聪明非常极端自我，富有个人色彩，B老板的聪明符合中庸之道，简直“仁者爱人”。
他们在聪明人里属于同类，却在面对繁杂的工作生活时，表现出两种极端性格。
比如A老板，员工做错事，他首先劈头盖脸骂一顿，然后再说道理。骂都是捡最难听的话骂，什么“滚吧，傻逼，去你妈的，脑子被猪拱了”一次性骂完，非常孩子气。
一开始员工被骂还会不爽，后来就觉得好笑，没见过有老板这么骂人的。
骂完之后他自己却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依旧跟员工说说笑笑，甚至会给点小恩小惠。我跟同事经常吐槽他这一点，真让人哭笑不得，等于打一巴掌给个糖豆。
我从A老板那离开后就跟了B老板，B老板跟他完全相反。但不能认为，我受不了A老板的淫威才离开他，然后投入B老板的怀抱。一切都是生活随机安排的。
B老板心思缜密，万事考虑周全，能自己动手做的事绝不让员工做。毫无老板包袱，与员工打成一片，说话从来都是温声细语。员工做错事，他悉心教导，甚至手把手教。
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他都像神一样的存在，没有不懂的，没有不会的，我们给他起名“万能钥匙”。
离开他们后，如今两个老板经常在我脑海里打架。比如遇到一件事，会想如果是A老板，他会怎么做，是B老板，他会怎么做。他们的人格在我思想里落下印记，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三观，一方是理想，一方是现实。
现实打败过理想，如今理想还是战胜了现实，却让现实变得更加现实。
人生不同阶段，会遇到不同的人，每一个阶段遇到的第一个人都至关重要。毕业后，你的第一个老板，基本决定了你踏入社会后的三观。按照先入为主的原则，此后在工作乃至生活上的行为准则都无法逃脱他的影响。
生命是无从选择的，谁是你爸爸，无从选择。而生活看似有选择的余地，其实选择空间并不大。
第一个朋友，懵懵懂懂的选择，第一位恋人，稀里糊涂的选择，第一个老师，爸妈帮你选择，第一个老板，简直是社会的随机分配。
在这种随机分配当中，或造就人的理想主义，或使人完全面向现实。理想和现实本无对错，但先入为主的思想根深蒂固，一旦被理想主义植入大脑，不被现实虐的脱一层皮都不甘屈服。
反之，一旦面向现实，与世俗世界为舞，意味着此生告别了理想，哪怕曾经的你是多么的理想主义。
拿我来说，A老板给我植入了理想主义的三观，在B老板那里遭受了巨大的现实挑战。以如今的结果来看，理想主义赢了，代价是承受现实的冷落，无可厚非。
理想主义的曲线救国，属大智若愚，成功者寥寥无几。所谓理想主义的反面“犬儒主义”，不会随便安放在一个普通人身上，作为大多数的普通人，在现实世界的“吃相”如何，根本无人关心。
大谈层次、阶级、格局、审美，都是在理想主义的驱动下为自己戴上道德的枷锁。这种道德枷锁无关对错，打破枷锁的内在因素是现实把人逼上绝路，理想主义的价值观才会彻底崩塌。
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的小四，如《关于莉莉周的一切》里的星野。
离开A老板的原因是，他的理想主义被现实无情地打压，几乎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公司因而倒闭。我的理想主义被放逐到更广阔的社会，却难以找到一个落脚点，最后面对现实，投向B老板。
离开A老板的前一天晚上，他跟朋友喝了很多酒。深夜四环上车辆稀少，他点燃一根烟，打开车玻璃，风呼呼地灌进来。一根烟燃尽，车载音响里播放起《水手》。
我清晰地记得，在那半个多小时的路程里，这首歌循环播了十遍，他未曾说过一句话。
再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他已经开拍了自己人生的第一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