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小哥，我欠你一声“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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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件事以后，我常叫外卖，我渴望再次遇见他，给他一个解释。

偶尔，我也叫外卖，图个方便。一天，我叫了菜饭骨头汤，说是十五分钟送到，半个小时门铃才响，开门我想骂爹，到喉咙口的粗话最终还是咽了回去，因为眼前的“外卖小哥”也太小了，一脸稚气，我不忍心。打开送饭箱子，他傻了，我楞了：箱子里面几盒套餐破盒而出，混成一团，像极了一桶潲水，让人恶心，我气晕了，“嘭”得一声把他关在了门外。“大哥，十五分钟再送一盒过来。”门外转来他的话音。

这是一位新手，从他漂移的眼神和崭新的送饭箱子，可以断定。

“北上广”是富裕的城市，在贫穷落后区域的人们眼里它就是中国的“自由女神”地。工作在美国的中国人和“北上广”的外来务工者有着惊人相似的地方。“北上广”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能赚到老家赚不到的钱；有良好的教育资源，孩子会有一个较好的前景……“北上广”的青年纷纷去海外留学工作，给了外省市人一个进城的机会，以填补职场上的部分缺口。

我想，这位“外卖小哥”一定也是在老乡“忽悠”下来到上海的。

上海许多现象我们上些年纪的“原住民”都看不懂，不要说来自贫困地区的外来者。上海的繁华让他们恐惧，因为远远超过了他们想象的模样。比如说，头顶上有路，脚底下跑“火车”；街上漂亮女孩穿着破破烂烂的牛仔裤，裤腿磨破，线头都跑在外面了，在山里那可是流浪汉的标配呀；目力所及处处都有年轻光头男人，老家小孩子都怕光头男人，父母告诉孩子光头是从牢里出来的坏人……时髦和贫穷、好人和坏人，他们是看不懂辨不清的。过年回家，讲述城里“稀奇古怪”的见闻要占去外来民工大半的时间，跟家人讲，朋友聚在一起时讲，走在村头有人追着问，他们不厌其烦的讲。他们诚如凯旋而归的英雄。

当“新世界”带来“新视野”的冲击慢慢平息以后，“北上广”外来工恢复了理性的思考，一年的薪水三分之一上交房东，另三分之一维持一日三餐，还有三分之一用在交际和服饰上，最后剩下的那部分春节回一次老家化个精光。他们开始反省：图个啥？

十五分钟后，门铃再次响起，我的菜饭骨头汤总算送到了，这次是他的同事送来的。他们讲着方言走进电梯。我没等来“外卖小哥”：“对不起”、“不好意思”之类的一声道歉，当电梯门要关上的那一刻，我透过门缝看到了他的一双眼睛，充盈着泪水，还有他同事体恤衫上的图案：I 红色心形 SH。

我不相信“北上广”外来工的内心深处会真正爱上这座城市，他们每个人都过得挺艰难，有泪水稀释不了的悲伤和对家乡的思念。他们没有一天不在想，像鸟儿般逃离“北上广”的冬天。但是，这一天一拖再拖，与其说是在听命运的安排，还不如说去留之间有种无法说清的牵绊。这份牵绊不是爱，我认为是一种习惯。他们在艰难的生活中，已经习惯了这座城市的味道：繁华和喧嚣并肩；痛苦和机遇并存；卓越与平庸共处；光辉和阴暗同存。城市的贫富差异，给他们带来了改变人生的无限可能，他们心中还有梦。

那天，我没吃几口就放下筷子，是饿过了时间，也因为气愤。我划开手机，决定给他一个差评。我的气还在往外冒，气头上“外卖小哥”那双眼睛再次浮现：那红润的眼睛，我敢肯定再多眨一下，泪水就会滚滚落下。“大哥，这是我老乡来上海的第一份工作。”他老乡的这句话同时在我耳畔回响。

为自己的服务恐怕还没离开这栋楼宇，就会得到一个差评而泪红眼眶，这不是一种道歉吗？这种无声的自责要比一声“对不起”来得不知真诚多少，不是吗？我的思维陡然来了个三百六十度急转弯。

我能想象“外卖小哥”来上海时的忐忑，找到第一份工作的不易，为我送第一单活儿时的兴奋。我明白一个差评给他带去的后果。等待快餐时饥肠辘辘感觉已经淡去，给他一个五星好评，我不会损失什么。

差评还是好评，这么小的一个动作，我被困在其中，纠结不已。人的一生中有无数选择，大小决定成万上千。当感性和理性高度一致时，最容易下决定，左右摇摆时是理性和感性在闹矛盾。当理性占主导情形时，感性会冷切让步，但是，最难的抉择是感性压倒理性的那种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性情中人多半会凭感性的认知下决定，理性算是个什么东西。

思忖半天，我还是给了他一个差评，这个差评是违心的，是理性思维的结果。事后想来，给出的差评中其实还是隐藏着浓悠的感性。我想让“外卖小哥”知道，现实是冷血的，人生道路是荆棘丛生的，在陌生的城市里是摘到快乐要加倍的付出，快乐的花朵永远长在老家的窗前屋后。老家的贫穷不好受，上海打工赚钱会有另一番难熬滋味，不排除“望梅止渴”的一场空欢喜……

    我实在无法解释，给一个做错事的人一个差评，为何我的心情会如此沉重。倘若能再次遇见这位“外卖小哥”，我会跟他说声“对不起！”我渴望他能理解我给他“差评”的正面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