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梁不正下梁歪，宋朝卖官之风盛行

朝代说（四）：始作俑者。

在宋朝历史上，一直以来难免有“荣而不强”的印象，所以宋朝经济之发达，战力之积弱，原因自然有很多。除了重文抑武的庙堂风向，更多的一种宦海风气，那就是卖官行为，而且买卖方式也多种多样。除了粮食之外，卖官尚有多种钱财和手法。如宋仁宗康定时，韩琦建议“听富民自雇人夫修筑”三州城，然而“三万工与斋郎,五万工与试监簿或同学究出身，七万工与簿尉，八万工与奉职”。这是以雇工修城费用的“工”为计量单位，进行卖官的特例。宋高宗绍兴末，也有“右奉直大夫叶灼男右迪功郎叶均，献钱一万二千贯,循右文林郎”，也就是说，在宋朝庙堂默许的情况，“奉直大夫”正六品的文官，也是可以待价而沽。

宋朝官员剧照

但是取代蔡京的王椭当国时，则是一种私下“卖官鬻爵”的行为。至于定价也完全随心所欲，故当时为之语：“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摧通判。”所以宋朝的卖官行为，已经发展为官方和私下并驾齐驱的迷乱。宋朝官方设置卖官的制度，既与它崇尚文治有关，更与它解决税赋窘境颇多关系，故“进纳授官”成了宋朝卖官的主要形式。这些“进纳人”主要为地主和富商，而宋朝历代对进纳得官者，限制很严，所卖之官主要是虚衔，导致进纳人在宦海确实不受待见。不过他们有时也倚势横行，毕竟财大气粗，实力不可低估。而与“进纳制度”不同的是宋朝官员的私下纳赂卖官。

毕竟这些宋朝宦海的蠹虫们，买卖的则是宋朝实职的差遣。“举凡大臣、宦官、将帅等，均不乏私下卖官自肥者”，尤其自宋徽宗以降，直至宋朝灭亡的一段时间，私下卖官之风日益炽盛，宋朝庙堂之积弱，实与私下滥卖官衔有莫大干系。一个朝代的卖官，总是与庙堂的昏暗和腐败程度成正比，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尺。梁元帝萧绎早已总结出“胃官者，欲民之死”的名言。毕竟卖官的结果，无非是纵容买官者加倍贪默，他们不仅要偿还买官的成本，还须追加利息，多多益善，其结果无非是不遗余力地搜刮普罗大众。

宋朝之卖官之风，其实也有三个普遍性的条件。一是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官爵可以成为商品。二是官爵成为肥缺，方得有愿意买官的可能。三是自秦汉以来。宋朝仍沿袭的等级授职制，方得有卖官的可能。然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很难界定。毕竟宋朝宦海的私下卖官，也是在“学以致用”。宋钦宗在北宋末年曾有圣旨：“应缘献纳钱物补官，并贴纳钱物改换新告，不作进纳之人，并合作官户，及理选限，申明行下”。宋仁宗也曾在应付对西夏的战争时，“借大姓李氏钱二十余万贯，后与数人京官名目以偿之”。所以宋朝的文武官员，看在眼里自然模仿，就连最年轻的宰相范宗尹，都会“令使臣笔贴定价，出卖差遣”。

参考资料：《宋会要》、《宋朝卖官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