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动于中,而行于言

这几天在读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集,先生在文章里谈了很多,讲到了他的父母亲,讲到了故乡的风物习俗。先生的文字很清新,隽美而不失情韵,弥漫着文人的志趣。而我感触最深的是他对往事深厚的情感和惊人的记忆力。


在回顾从前的家时,他这样写道:“从科甲巷口到竺家巷口,计有这么几家店铺:一家豆腐店,一家南货店,一家烧饼店,一家棉席店,一家药店,一家烟店,一家糕店,一家剃头店,一家布店。”

尽管时隔多年,但旧时家门口的店铺,先生却依旧能够如数家珍。我忍不住回想儿时门前的店铺,除了杂货铺记的真切,其他的印象都显得渺茫了,仿佛蒙上了一层薄雾。那家杂货铺是我幼时常去的,帮妈妈买瓶酱油、买袋盐,杂货铺的老板娘是个年过六旬的老太太,性格幽默,总拿我开玩笑,所以我印象格外深刻。因此我也格外佩服汪曾祺先生的好记性,家里的后花园,堂屋里的老爷柜,甚至儿时的小花灯,他全都历历在目。他写他的父亲,动情地回忆汪老先生的才趣,刻印章、扎风筝、拉胡琴……老先生的一举一动仿佛就在读者面前,汪曾祺先生与父亲的深厚情感也透进了读者的心里。文章就像一幅细细密密的工笔画,向人们绘声绘色、不急不缓地讲述着高邮的风土人情。


前段时间,我斗胆参加了一次全国性的散文创作比赛,也装模作样地写了一篇回忆性质的散文,感触不谓不深。

我高中的作文水平不太灵光,私心里总认为这议论文可算是天下第一难写了。可磕磕碰碰之后我明白,散文才是真正见功力的东西,我那些故作深沉的感叹大概真是邯郸学步了。无病呻吟的牢骚、华丽辞藻的堆砌绝对称不上“散文”,可以打动读者的好文章也绝对脱不开“真情”二字。优秀的散文皆是以情动人,正所谓“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失了“真情”,笔者自然也难以成言,勉强拼凑只会让人觉得生硬、做作。

记得当时我洋洋洒洒写了三千余字的“散文”,心中颇为自得。可如今回头看看,发自肺腑的文字不过其中二三成,连我自个儿都觉得生硬、做作了些,又何谈打动别人。孔子曰:“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君子痛恨那种不肯实说自己想要那样,却又一定要找理由来为之辩解的人。

而我应该是君子所痛恨者的对立面:明明自己并不想要那样,却又一定得做出一副悲天悯人、满腹牢骚的模样,写出了那篇三千余字的 “散文”。我明明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也不会握着斑驳的老照片追忆似水年华,却为了一次散文创作比赛而追忆得死去活来,拼凑出一篇四不像的“散文”。

我不太赞同“字如其人”的观点,字体的书写可以经过后天的训练,字写得俊秀人也一定俊美的说法其实做不得数。但“文如其人”的观念倒是有点意思。

除非刻意为之,在我看来,人们文章的风格,尤其是散文,与各人的性格多有关联。一篇真情实意的散文是很能看出笔者的心境的。天性温和的人写出来的东西多数是平和的;一腔热血者的文章则不太会显得消沉;幽默乐观的人也不太会写出无尽悲伤、沉痛的文字。

北宋大文豪苏轼在《文说》中谈到散文写作时说:“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话里也蕴含着顺其自然,顺势而为的创作观念 。我想汪曾祺先生能把故乡的一草一木记得如此真切,是因为那是亲身经历过的一草一木,也是他心中万分珍视的一草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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