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将是未来全球经济的主色调，应对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社会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因。国际社会已就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性形成共识，出台的排放标准也日益严格。
中国更需要有效利用能源发展经济，这对国家方针、政策提出了更大挑战，因为发展中国家需要增加能源供应，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为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增加碳汇、发展清洁能源至关重要。
经济是社会发展动力，能源结构调整可能会对经济产生影响，我们为什么还要绿色经济
1）我国需要能源结构调整，提高利用效率
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四化”的带动下，我国对能源和其他重要矿产资源的需求将持续保持增长。能源消耗全球领先，能源安全仍较严峻。2019年中国每万亿美元GDP的能耗为9.89万吨油当量，不仅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也领先于同处亚洲地区的日、韩等国。较高能耗模式不仅意味着更高的生产成本，也意味着中国面临日趋严峻的能源安全问题。
能源结构煤炭为主，可再生占比较低。尽管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增速较快，但是由于中国的资源禀赋具有“富煤、缺油、少气”特征，这使得长期以来中国的能源需求以煤炭为主。
2）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实现生活方式转变
“十四五”规划对增进民生福祉，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出了一些重要要求和重大举措。在生产过程中，能源使用方式的改善能够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但是，生活方式如果不能同步转变，也会对绿色发展造成阻碍，其中又以垃圾处理问题尤为突出。
垃圾分类适时启动，让绿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让环保成为一种行为方式，生活就会多姿多彩。
新能源汽车的大力推广，将有效的降低城市空气中燃油汽车所产生的PM2.5浓度，随着未来电力清洁化和高效工业除尘，脱硫技术的应用，电动汽车将带来更明显的大气污染物消减效果，改善城市区域的空气质量。
鼓励共享交通发展，助力居民绿色出行。随着共享经济的兴起，以网约车为主的公共交通逐渐成为居民出行的普遍方式。
我们不仅要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趋势已经在改变，无论你信还是不信。这个趋势——“碳达峰、碳中和”，在未来，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何谓“碳达峰”、“碳中和”？为什么突然就“火了”？
碳中和、碳达峰两个概念中的“碳”，实际上都是指二氧化碳，特别是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
碳达峰是指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某一个时间点达到历史峰值，这个时间点并非一个特定的时间点，而是一个平台期，其间碳排放总量依然会有波动，但总体趋势平缓，之后碳排放总量会逐渐稳步回落。
碳中和则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的净零排放。
目前美国和欧盟已经确立了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中国也已经承诺要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为什么要实现碳中和？
因为如果不实现碳中和，人类将面临一系列灾难。全球气候将持续升温，不从现在开始减少排放，那么到21世纪中叶，全球平均温度可能会上升1.5-3摄氏度，到21世纪末将上升4-8摄氏度。
因气候变化而导致人类死亡的比例会相当于新冠疫情，而到本世纪末则会达到新冠疫情的5倍。而从经济损失说，全球变暖的危害相当于每10年就来一次新冠疫情。实现碳中和的艰难同样超过想象，原因是人类的生活已经深度依赖于碳，就如鱼不能离开水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碳无处不在。不要以为只有炼钢、发电等工业活动会产生碳。我们使用的牙刷主要材料是塑料，塑料就是由化石燃料石油制成的。我们吃的面包、喝的麦片是使用肥料种植的，而生产肥料的过程也会释放温室气体。尴尬的是，我们吃块牛肉居然也涉及温室气体排放，因为牛在打嗝和放屁过程中会释放甲烷，而甲烷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8倍，全球每年因为牛打嗝产生的温室气体相当于20亿吨二氧化碳（约相当于中国全年排碳的20%）。
如何实现碳中和？
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就是进行碳补偿，通过特殊的方式减少现在已经存在的温室气体的量，如植树造林、节能减排、产业调整等，抵消掉这部分碳排放，达到“净零排放”的目的。另一方面就是大规模的使用清洁能源，从根本上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比尔·盖茨将碳排放划分为5大类，并列出了它们对应的碳排放占比，其中生产和制造占比31%，电力生产与存储占27%，种植和养殖占19%，交通运输占16%、取暖和制冷占7%。
减少碳排放的一个方案是在后端发力，也就是在碳排放之后“盲羊补牢”，书中提出一个“碳捕捉”的方案。碳捕捉有两种，一种是“节点捕捉”，就是在发电厂这种排碳大户的源头安装捕捉装置，这样可以捕获约90%的碳排放，问题是会增加发电厂的成本。另一种碳捕捉是直接空气捕获（DAC），也就是从大气中直接把碳捉回来。DAC的问题在于成本。根据盖茨的测算，只要我们还在排放温室气体，那么如果要利用DAC技术捕获解决气候问题，每年至少需要投入5.1亿美元，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这显然是一个极其昂贵的解决方案。更好的办法显然是在源头就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
从源头上也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人类放弃现代生活，回到前工业社会当中去。这显然不太现实，所以建设性的方案还得从技术进步当中去寻找。不过所有的能源替代方案都涉及一个成本问题，这里需要引进一个重要概念，也就是“绿色溢价”。绿色溢价的意思是使用零排放的燃料比使用化石能源所高出的成本。比如目前使用的航空燃料，过去几年美国的均价是2.22美元每加仑，零碳高级生物燃料的价格是5.35美元每加仑，这里的绿色溢价是3.13美元，溢价率超过了140%。
目前都有一些可喜的技术替代方案。其中获取清洁的电力很可能是实现碳中和最关键的环节。解决发电的碳排放问题，不仅本身就是对减排的重要贡献，而且通过使用清洁电还可以帮助解决制造业、农牧、交通和取暖制冷的很大一部分碳排放问题。目前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成本已经大幅度降低。根据盖茨的数据，发电的绿色溢价在美国和欧洲大约是15-20%，换言之使用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电价仅比使用化石能源发电的电价高出15-20%。
遗憾的是，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自然条件不允许的国家的绿色溢价要高于这个数字。另外，降低太阳能和风能绿色溢价的最大障碍并非发电成本，而是随着越来越依赖太阳能和风能，就会遭遇所谓“间歇性诅咒”——风能和太阳能由于季节和天气的影响，不能保证供电的稳定性。这方面还需要改进电网和传输技术以及储电技术等。
再如交通运输领域，使用电动汽车替代燃油汽车是有效的解决方案之一。在欧洲一些地区，由于油价过于高昂，电动车的绿色溢价已经降到0。即便在美国，随着电池价格的持续下降，预计到2030年，大多数电动车的绿色溢价也会降到0。未来10年内中国国内公交车的绿色溢价将降为0，这意味着世界上大多数城市都能够实现公交车的电气化。但是，让电动车全面代替燃油车需要漫长的时间，如果想在2050年以前让美国所有的乘用车都以电力驱动，那么在接下来的15年里，电动车销量占比需要接近汽车总销量的100%。今天，这个数字还不到2%。
眼下最重要的是，要在准确探明我国目前二氧化碳排放“家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我国的碳排放监测系统研发能力和网格化密度。
二氧化碳排放的监测分为卫星遥感和地面监测。卫星识别二氧化碳主要是通过“颜色”——太阳光经过空气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分子对红外光有吸收作用。科学家则可以通过吸光度的强弱，反向推算出二氧化碳浓度。有了这些数据，就能绘制一张张二氧化碳分布的动态全景图。
卫星遥感是比较粗略的，想要获得更精确的监测数据，还得靠分布全国各地的大气本底站进行地面观测。例如在杭州临安就有一个区域大气本底监测站，通过对区域的长期观测得到二氧化碳日常排放的准确数量，为研究、评价和预测二氧化碳排放量提供科学依据。“国内的大气本底站数布点相对还比较少，网格化密度不够高，是二氧化碳监测精准度提升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我国虽已大范围应用CEMS（连续排放监测系统）监测大气污染物，但碳排放监测系统仍未大规模应用，甚至处于发展初始阶段。
从宏观层面来看，要实现“碳中和”，未来重点需要对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做出全面的调整，为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奠定基础，政府要尽快建立企业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准入制度，制定出台绿色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企业则应该尽快推进技术改造与创新，建立绿色综合绩效财务制度，实现高效、低碳、清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