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化的介入策略并非仅仅是一套手段和说辞，而是现行康复环境的反思：某些服务名为“康复”，实际上损害着患者的身心，专业人士先要对服务进行深度觉察和警醒，再回到现实中营造正常化的处境，培养积极的介入环境。
一、正常和不正常的假设
精康患者被标签为“特殊群体”、“无端的施暴者”、“疯癫”，节日被认为需要长期限制自由、隔离，并只有使用药物从生理上进行控制。久而久之，形成了以下的假设：
正常人有病就正常地医治，“不正常人”有病就应该“不正常”地医治；
精康患者是“不正常”的，所以要接受“不正常”的医治；
“不正常”的医疗可以防止精神病患者影响到“正常”人
经过“不正常”的治疗，精康患者就会变得“正常”了
上述假设背后的逻辑，其实是将所谓“正常”或“不正常”的标准一刀切，将两者置于非黑即白的对立，现实中，通过将“不正常”状态严重化、妖魔化，而为各类过度的隔离限制和粗暴治疗提供合法性。不幸的是，许多重性抑郁的患者被贴上“不正常”的标签，接受非人化的治疗，更隔离、更封闭，加深了症状，又强化了“不正常”的标签，形成恶性循环。
那如何从“不正常”回到“正常”呢？
要打破上述的恶性循环，先从营造正常化的环境开始，而其背后的假设是：
每个群体、个人应该被正常地对待；
正常与不正常往往共存共生；
每人再社会中都存在正常与不正常的层面；
无论何人，都应得到正常的权利、尊严及个别化对待；
每个人应该相互支持，过着又尊严、尊重、融合和自主的生活。
二、批判反思：对待抑郁症及患者的态度
在现实中，重性抑郁的“不正常”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过度医药化：专业人士将药物治疗作为最可靠手段，让药物治疗独挑大梁，并视为最方便的手段、最“有技术含量”的手段，从而能够掌管控制病人，也意味着可以构筑所谓的“专业”、“权威”及“可靠”的形象
过度官僚化：工作中只关注程序合理，提前用层层程序去监督问责，仅仅关注抑郁患者的外显行为或自伤自杀风险，将服务变成僵化的机制，使患者失去自我认同和主体性，感到自己被控制和无意义。
片面的法规：片面地满足民粹的偏见，不是以实际情况为依据，而是为了平息愚昧的恐慌，制定对患者不友善的法律，忽视患者合理的个人权益，也容易导致强制治疗的滥用。
依赖性的院舍化：住院、药物、中途宿舍、庇护工场、日渐中心等场所本意是提供社会化、正常化的康复，但如果形成路径依赖，上述场所一旦变为封闭的循环，则会阻断了康复者正常接触社区的机会。
而一些传统的咨询方式，着重理论分析和流程，但在和重性抑郁患者的服务中成效不明显，因为传统的咨询是有前提的：
对象有清晰的表达能力，将得出自己感受
抑郁情绪可用量表测量
对象有动机且有兴趣去了解咨询师的分析
咨询师与对象的关系仅建立在咨询服务和咨询室里
抑郁情绪可以用理性分析来缓解
然而，真正的重性抑郁患者时沉浸再强烈的悲伤、失落里，讲不出，自然就用量表测不准，接受服务的动机也极低，也不会乖乖地服从咨询师的安排，而且会不讲道理。
而对于专业人士来说，面对的困难，主要来自重性抑郁患者的自杀风险、强烈负面情绪以及患者抗拒改变。这些困难也影响到专业人士再面对患者时的态度，而关键，是专业人士面对抑郁患者时自我反思：
对抑郁患者的观念与觉知：对病理的解释
面对重度抑郁情绪时的个人经验：对自己和他人的抑郁情绪的体验
服务抑郁患者时的个人经验
对生命意义的诠释：名、利、奉献、养家糊口
对专业介入的诠释
来自机构的负担，有无影响到构筑有意义的工作环境
每一项反思有促使专业人士直面内心，思考服务中的“正常”与“不正常”，服务中，需要专业人士有自觉的反思和调整，朋辈之间的支持和讨论，形成系统的督导和工作倡议。
三、正常化的介入
对重性抑郁患者而言，正常化的过程与假设尤为关键，不是加以“不正常”的标签，而是把他们视为怀有未疏解悲伤、愤怒及沮丧的“正常人”，正常化的假设包括：
日常生活中潜藏着抑郁情绪
需要以正常化视之
抑郁情绪及非抑郁情绪非完全割裂
彼之蜜糖，汝之砒霜
抑郁时光里，需要的时关心接纳下的提振、支持和拥抱
不应排除、隔绝、标签患者
家庭、工作、邻里、社会是人之所需，应从中获得组织尊重、尊严、融合及个别化礼遇
正常化的介入，并非形式化的评估诊断，而是营造舒适的介入环境
正常化的氛围
正常化的互动
正常化的融入
正常化的生活模式
发展潜在优势
其实康复人士需要的是一个正常化的环境，从不正常到正常，重点不是形式化的评估和诊断，而是适当的介入环境。
首先是要提供喘息的服务，让康复者和家属参与正常的有启发性的活动，感受到轻松的状态，体验及感受过美好的回忆，从而可以脱离持续的抑郁情绪。
第二是营造放松的氛围，患者经常会感到无尽的悲伤，内疚还有空虚，习惯用自我限制与剥夺快乐来展示自己的可怜与不幸，我们则需要用更有乐趣更好玩更快乐的活动，分享过去愉快的回忆
第三是培养有意义的介入环境。见面无需受限于正式化的会谈流程，除了轻松氛围之外，也是有策略去营造有意义的环境，比如说在面谈前先从家属处了解情况，如发病前后的经历和理想，特别是未完成的心愿和期盼，并与之相关的事件和人际关系，还要了解患者发病前的兴趣爱好，会谈时可以从患者的支持人物开始谈，从可以感到满足的兴趣爱好，打开话题，并进一步探索及分享患者的志向，以及过往未完成事件。会谈的关键在于塑造有意义的氛围，有意义不是说只有成功或者世俗意义上的成就，而是有努力过，有成就感，也有遗憾，带着自我现实，自我实现的理想，也有现实中的挫败，但依然保持希望向前创造未来。
第四，培养多元化的介入环境，要看到人的不同维度，介入不是仅仅针对病理，而是要扩展生活维度，投入到患者的生命历程，现实中不同的元素都可以用于治疗，比如说分享各方面的生命时，全面关心患者的衣食住行，职业和收入，实现个人的兴趣，鼓励患者参与社区活动，梳理家庭关系和防备支持，鼓励正当合法的信仰，接受合适的福利和医疗服务。
四、恢复正常生活
重度抑郁的特点是持续的悲伤失望，还有感到无意义，而有的专业人士习惯将这些表现公开讨论，并让患者进行反思，但是操作不当的话，可能会让患者更感到抑郁，而纯粹的细节分析只会进一步的加重负面情感，有的工作员则会刻意呈现积极的信息，试图扭转患者的抑郁情绪，但患者反而越加重负面情绪，因为内在的负面情绪没有自然正常的表达，而这些正面信息的呈现，反而否定了对象当下的应对方法，而对象自己其实也是在用一种不恰当的方法来应对抑郁情绪。
工作员可以用适当的自我披露促使患者正常化，比如说明确的表示有抑郁程序是正常的，也可以表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工作员在类似环境下也有类似的感受，并进一步引导对象回想发病前的习惯模式与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
工作员自己也要先接纳自己的抑郁情绪及体验，在面对患者的抑郁状态时，习惯用轻松幽默的方式转述患者悲伤失望的体验，再邀请对象一起分享探索，并且转向并发前的良好体验。
进而，可以尝试将患者对他人的感知正常化。抑郁患者的社交退缩或对他人的过分要求，可能源于遭遇到的不良经历。承接上述的思路，工作员要先肯定患者有被他人关顾的需要，再去探索患者过往求助、被拒、受助、助人、拒助的经历，点出生活中有好人也有坏人，然后转往对将来人际关系期望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