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08听书笔记：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

《叶家》没有辜负笃庄老人的遗愿，出色地完成了叶氏家族史的著述。

安庆叶家是天津叶家的源头，但是却非本书的主体，前者不过是后者的铺垫。

安庆叶家的缘起，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朝末年的钱塘教谕叶盛二，这就决定其后代多数走的是“学而优而仕”的传统道路。第四世叶华高中进士，此乃安庆叶氏成为显赫世家的起点。早期的文字记载很少，作者主要是借助于后世的追忆与传说，着重介绍了谱牒的纂辑与祠堂的修建，从总体上描述了古老宗法社会的根基。

安庆叶家比较完整的历史，似乎是从1802年县衙以西叶家老宅一个婴儿的诞生开始，他的名字是坤厚。他和他的儿子伯英在道、咸年间的国内战乱中，如同曾国藩、李鸿章一样组织地方团练，为扶持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虽然未能擢升为封疆大吏，但毕竟已从道台攀登到省一级政府中的藩臬要职。父子二人都在大清河的水利工程中有所建树，并且顺应同光新政的潮流在政府部门工作中有所革新。他们不仅为安徽叶家奠定了更为辉煌而又坚实的基础，而且还成为以后北迁天津的后世子孙心目中的创业先驱。

伯英的长子元琦亦曾先后追随李鸿章、袁世凯，在直隶地区参与若干新政推进，因而便揭开了天津叶家的帷幕。但是，真正决心定居天津并且促使天津叶家登场的，却是元琦的儿子，即曾于1911年出任直隶巡警道的崇质。崇质是天津安徽会馆理所当然的头面人物，并且在会馆的正后方购置一座三进庭院的大宅，这才是天津叶家真正的发祥地和世代绵延的棲息之所。民国初年北方政局的混乱多变促使崇质决心弃仕从商，起初是辅佐周学熙实业集团的兴起，随即又谋求自己家族更为长远的稳定发展。传统的科举入仕，特别是就任地方官员或充当封疆大吏，往往需要频繁移居各地，因而习俗称之为“游宦”或“宦游”，其实是地方官风流表面掩饰下的无奈。唯有兴办现代实业，才能保障家族在某个地区长治久安。因此，头脑精明且眼光远大的崇质选择了方兴未艾的近代滨海商埠天津，并且转而全力营建新式实体经济。崇质本人的转型，衍生为家族的转型，不仅是家族中心的地区转移，而且是家族发展道路的根本转变——从科举致仕到实业科技。

崇质在作者的笔下，成为坤厚、伯英之后又一位家族的耀眼明星，因而作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他本人的思想业绩，他的父母与后代，他的巨大豪宅，乃至生活起居等等，俨然是一幅民国初年至抗战爆发的城市生活的浮世绘。

但是，作为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感受更为亲切的却是崇质为数众多的子女，因为他们大多出生于1912-1917之间，年龄相当于我自己的小叔与长兄，而其中如笃庄、笃义、笃正等兄弟更是我们心仪已久的学界前辈。他们距离我们最近，他们所经历过的重大历史事变，特别是在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我们大多亦曾亲身经历，因而觉得他们与我们之间心灵相通之处更多。他们这一代人是在五四文化乳汁哺育下长大的新型知识分子，大多在燕京、清华等名校接受过完整教育，有的还在美国、日本留过学，并且取得博士学位。他们虽然仍旧属于天津叶家这个范畴，然而大多都具有自食其力的独立意识。他们多数人的志愿既非做官亦非发财，而是执意走科学救国之路，以自己的专业特长谋求国家富强与社会进步。这一代叶家成员大多能够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调适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促成家族的又一次转型。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笃庄及其兄弟没有一人随国民党迁居台湾，大多热心支持人民政府，连在美国学有大成前途无量的笃正也翩然归来，投身于新中国气象科研机构的筹建。

在1949年以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中，作为影响较大的世家成员，其复杂的社会关系与自身经历，必然要或多或少受到冲击。在叶氏兄弟中，冤屈最大，苦难最深且最久的，当属老五笃庄。他不仅在1957年由于受别人牵连而无端被划右派，而且1958年又以“美国特务”嫌疑被捕入狱。十年牢狱之灾，其实情笃庄在《狱中记》已有翔实忆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处境之恶劣，外界实在难以想象。然而就在这样饥饿与疾病交加的苦难岁月中，他却用多种各样的所谓“笔尖”翻译了达尔文的巨著《人类的由来》（全部）与《赫胥黎讲演集》（半部），其坚毅与勤奋更非常人所能企及。十年刑满以后，他仍然没有自由，在安徽劳改农场、渔场中继续从事体力劳动。他的三个女儿先后多次前来探望，而爱妻则早已病故，父女在破旧且紧靠猪圈的茅屋里团聚并共话世态炎凉，其情其景催人泪下。这不是一个家庭的苦难，是整个民族苦难的缩影。

《叶家》详尽地描述了笃庄这一代兄弟姐妹，在“文革”暴风雨过后的复苏与渐入佳境。但他们毕竟已经耗尽了自己可能大有作为的鼎盛春秋，平反复出虽然焕发出工作激情与才智挥洒，毕竟如同已逾季节的花朵，尽管光彩照人但却迅速凋谢。《叶家》的未来瞩望于他们的子女以及正在茁壮成长的第三代。正如作者结尾的几句话，“他们在后毛泽东时期的生活比自己的父母更加多样化，而且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和全世界的更多地方。但他们仍然是一个大家庭，现在由电子通信网络连接在一起，这棵大树的树叶和树枝现在共享一个虚拟空间，而他们的未来还有待书写。”

宗族是农业宗法社会的产物，并且构成其牢固的社会根基。严格说起来，民国以后宗法制度已经趋于衰微，随着三纲之首君权的消失，其他的宗法纲常都随之动摇。由于自然经济的瓦解，工业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城乡人口的流动性与日俱增，而安土重迁的思维定势早已淡薄。尽管孙中山晚年的民族主义向传统回归，甚至宣扬以家族→宗族→国族这样带有浓厚宗法色彩的模式来整合新兴的中华民族，但也无从阻遏宗族的不断分崩离析。家族与宗族文化的绵延有两大依存：一曰祠堂，一曰宗谱。据我个人的感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祠堂的威权随之日渐低落，而战争与人口的大幅度变迁（包括农业宗法社会自身的解构），到上个世纪40年代，连边远乡村的祠堂也逐渐“空洞化”。1938年我就读的国立九中设立于四川江津德感坝，地方士绅为2000多名流亡学生提供的主体校舍，就是过去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宗祠，如三共祠、五福祠、云庄祠等。不仅祖宗牌位搬迁一空，而且不再看见任何宗族集体活动（如祭祀、节庆等），只有残存的石碑记录着这些宗族昔日的辉煌。尽管其中不乏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但祠堂附近的墓地很多已经成为荒坟野冢。我过去只知感恩四川乡亲的慷慨大度，却未曾想到自己家乡的宗祠也遭遇同样的命运。1949年以后，祠堂与家谱更被新政权视为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全部列入彻底洗涤扫除范围，而阶级的划分与阶级斗争的连绵不绝，更使家族分崩离析。开放改革以来，祠堂修复有之，宗谱续纂有之，宗亲聚会更扩大到世界范围。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宗族与宗族文化的复活，实际上多半仍出于地方官员追求GDP政绩的需要，即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祠堂修复无非增加旅游景点，宗亲聚会实乃招商引资罢了。在全球化与商业化大潮猛烈的冲击下，连家族的凝聚力都得靠鼠标点击的共享虚拟世界，何况更为古老也更为疏远的宗族呢？

然而宗族史与家族史的研究毕竟应该倡导，因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至今在观念乃至实体上仍然有大量遗存，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理解中国，包括中国的过去、现在乃至未来，仍然是很有价值的学术工作。《叶家》不是古老家族与世家的挽歌，更不是单纯抒发怀旧的咏叹，它只是一个真诚的学者履行守望历史与解释历史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