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烂漫是吾师——苏轼书展掠影

故宫博物院的“千古风流人物”苏东坡展,是作为紫禁城建成六百周年庆典的一部分。

苏轼的大名近一千年来都是不朽传奇,人格与才情被不断挖掘、品味,这位北宋文坛豪杰的形象就愈发显得骨肉丰满。

苏学士盛年得志,又一再蹉跎;晚年终于得归他醉心的江左溪山,结束了黄州量移,数年后又惠州、儋州外放的漂泊生涯。


这样的际遇,加上放达、诙谐的性格,真诚而儒雅的士人底色,构架起横绝千古的东坡先生。

儒雅、灵动的书卷气,真诚、纵逸的气宇,正合苏东坡的特质,这也是苏字的典型特征。


这次故宫的苏展上,期待已久的苏轼佳作《新岁展庆》、《人来得书》等帖赫然在目,更令人惊喜的是还能看到儁拔飞动的米芾《盛制帖》,和仿佛缭绕着缥缈辕铃声的杨凝式《神仙起居法》。

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时刻更令人陶醉。尽管这次苏展门票难约、绑定旅游都让人不快,但拿出这几件宝物总归诚意可鉴,算不虚此行。


一、米芾《盛制帖》


避开人气最旺的苏轼《新岁、人来》二帖,仔细欣赏这幅唯一的米老展品。

从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可知,该帖应是和《向乱帖》装裱在一起。因为两帖正文都言及“寒光之作”,该书称之为《寒光二帖》。

也就是说,《寒光二帖》应该是和苏轼那两帖一样,但不知为何落了单。看《盛制帖》的边缘还不是卷轴没展开,也没有专门的说明。


《要录》载,明代收藏家张丑有《真迹日录》,其中《米手柬三帖》提到这两帖。当时还有《天果帖》也裱在一起,后散佚。张丑还叹息没能见到文中的“寒光之作”。


所以名帖在上千年的岁月里不断易主,被反复装池是正常的事。只是徐邦达先生八十年代看到的合帖今已分开,《向乱帖》无缘得见。

这一帖纵高是二十七点四厘米,我因为想看个仔细,特意带了副花镜来放大。陡然间感到它有四十多厘米高,还奇怪尺牍有这么大,抬起眼镜才见真容。


释文:盛制珍藏荣感。日夕为相识拉出。遂未得前。见寒光之作。固所愿也。一两日面纳次。黻顿首。天启(蔡肇)亲。(三字特大如拳)(据《要录》)

后有董其昌题跋。


半文半白的语气,正合私下留简,这是米芾“壮岁”之前写给丹阳蔡肇的一封信。据清翁方纲考证,米芾四十一岁前署名“米黻”,有名的是《蜀素帖》。

只是这一段话语境模糊,逻辑上很难明确文中所指。而与之相关的《向乱帖》也谈及“寒光”,但严格说指向未明,究竟“寒光之作”的恶诗是不是指后文“寒光”的恶诗?


这一帖字迹轩昂灵动,可以看到米元章最为自然洒脱的一面,如见那个北宋青年名士。佳帖应是他一时偶得,真性情毕现。

相对而言,此帖的书法要优于《向乱帖》。那个帖败笔较多,更见随意,写得甚至像信稿。


释文:向乱道在陈十七处。可取租及米。寒光旦夕以恶诗奉呈。花卉想已盛矣。修中计已到官。黻顿首。(据《要录》)


这一帖中的“十七”、“米”、“寒光”、“诗”、“呈”等多次结体、运笔都不佳,一反米芾秀润的本色,“盛”更是涂改过。


要不是落款的几个字流畅有力,简直令人怀疑这是不是米老真迹。但毕竟米芾功底深厚,怎样闪转腾挪都不跳出矩度。

在这样的尺幅里米元章可以自如地悬肘书写,如赴急约,略少秀润。而通篇看来仍能感受他儁拔而沉秀的味道,经得住反复品读。


也许正是他若有所思地行笔匆匆一过,书帖才能愈发舒展自然。


苏轼在黄州指点年轻的米芾向晋人取法,对他书风的形成影响很深,晚年对米海岳评价也极高。

这次苏展陈列的米帖应当算精品,妥当地罗列出北宋顶尖书家之间的艺术脉络。这也可以看作一种呼应,米芾以精绝的成就答谢曾经指点迷津的恩师。

二、苏轼诸帖


这次苏轼书展里最耀眼的当属《新岁》、《人来》合卷。笔者的镜头还拍到东坡《题王晋卿诗后》、《归院帖》、《春中帖》和《治平帖》,这五卷都是独立的帖本。


此外,苏展还能看到东坡附于北宋《林(逋,音不,一声)和靖处士诗后》的跋文和北宋李公麟画作后的《三马图赞》,以及苏轼《定慧院二诗草稿》(双钩本);也有明末《晚香堂苏轼献蚝帖》、《苏轼临王羲之帖》和明拓《姑熟帖》苏轼诗文三幅拓本。


以上作品共十一件。


1、《新岁》、《人来》合卷

两帖装池在一卷,纵高略有差异,均在三十厘米上下。按照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的介绍,这两帖均是东坡外放黄州时,朋友间往来问讯的信札。


1)《新岁展庆帖》是写给好友陈慥(音造,字季常)的信,相约聚首。这幅和《人来帖》文字较多,但清晰可辨,释文不再冗录。


面对《新岁帖》,东坡先生浓墨雍容的意态跃然纸上,随心的信简并不特别在意结体,但处处凸显苍劲的味道。

起手的几列字这一特点尤其明显,大笔写小字笔锋不很圆整,细看有的笔画甚至算不上“八面出锋”,比如“起”字最后一笔。

但苏帖墨色鲜亮,厚重的笔画和儁拔的结体相得益彰,一浓一瘦使书帖隽永而富于律动。


纵观全帖,尽管苏字有“如飞鸿戏海”的美誉,但这里隐约仍有种喧哗的气氛。这是因为行笔相对较快,不假思索,布局上显得随意零乱;有很多字既大又浓,雍容有余但少有秀润。

倒是卷尾的五列小字灵动可人,看下图左边两列多么像米老《河事帖》(右图)的意兴,满纸六朝神韵,又轻灵有力。

日常信札里的行草书最能驱遣文人流露性情。宋代大名家的小字行书褪去自身的风格时竟然“若合一契”,这说明在那个时代他们的审美观念高度一致,默认了最美的表现形式,而他们精深的功力又完全支撑这样的表达。


北宋的书法高地已经远去了。董思翁说“晋宋人书,但以风流胜”,这位能读懂张芝、羲、献和苏、米之间关联的人,也说破晋宋书法的魅力所在。

所谓风流,就是流畅、秀润而有力,董书也深具这样的晋宋风流。


清人钱泳说,东坡写字“天分高绝”,米、董也是“天资清妙”。就行书而言,只能以天分来解释书风和妙处的大书家,晋人以后也只有这么几位当得起吧。



2)《人来得书帖》则应归于行楷,十分正规中矩。这是陈慥的哥哥伯诚去世后,东坡写给其晚辈表示安慰的信。

也许因为体裁的关系,该帖书风沉郁,在行楷书中也稍显凝重,略欠生气。可能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全帖字迹端谨稳健,很耐品读。

徐邦达《要录》考证,《新岁》和《人来》两帖的书写时间相距不会太远,都是东坡四十六岁左右在黄州时的笔墨。


这一时期东坡还写出了代表他最高成就的《黄州寒食诗帖》。清明苦雨,苏学士触景生情,感念人鬼殊途,慨然成叹。

这幅书帖藏于台北故宫。字体稍大,悬肘运行时更加稳健,灵活的余地也大了很多,顿挫锋势妙不可言。字迹好比横斜的烟雨,笔画随心闪转腾挪,如臻化境。


2、《题王(诜,音深)晋卿诗后》

该帖在苏展上称为《题王诜诗词帖》,大概源于文中说“晋卿以贵公子罹此患难。而不失其正。诗词益工。超然有世外之乐。”


该帖前面王晋卿的诗句看不到了,现在只有东坡的题字,拓落温暖,悲悯感人。尽管《要录》考证,王诜这次的际遇除了受东坡所累,更主要的是得罪了妻子魏国大长公主,而东坡的真挚独白则更像一段礼赞。

苏学士称王诜挺挺大节,正义凛然;诗词工整,却洒然出尘。王晋卿赤诚雅致的高士形象奄然浮现。


这里的“诗词”显然是泛指,很难想象苏跋所指向的正文既有诗又有词。一般而言,诗作被抄录的可能性更大。


东坡书帖纵高近三十厘米,一列约十一个字,可见字体偏大。优雅工整,墨色饱满,又儁拔有力,这是难得的苏帖精品。全帖几乎看不到结体失位的字,而浓墨也正是苏帖的一个特点。

书作一定需要饱满的浓墨吗?在行书来说,恐怕这样反倒容易缺少灵动的变化。


董其昌说“东坡书,笔俱重落。米襄阳谓之画字,此言有信笔处耳。笔画中须直,不可轻易偏软。”思翁认为米字欠淡,而坡书有信笔。就是说东坡落笔重、笔画粗,这样行笔就不灵活,难怪米老在徽宗召对时说,“苏轼画字”。


画字是指打叠点画、援镜插花,写一笔看一笔,但这样写字未免失之刻意,没有了自然而然的书写真谛。

信笔”是指“画字”的笔法,也许包括笔锋的“轻拢慢捻抹复挑”多种纵逸的手法,而其中的侧锋已经不是书法的运笔姿势了。

思翁这里是强调中锋用笔,他说米芾也认为苏字有着意安排点画的地方,甚至用倾斜的“偃笔”,才会偶然失去自然的变化。


再来看这幅《题王晋卿诗后》,行笔庄重,也趣味横生,只是过于从容。而对应于米帖常见的“天机妙笔”,即那种轻灵自然、变化无穷、疾风带雨的晋宋行书的妙处,在这幅苏字里已漫不可寻。

另外三幅独立的帖本《归院帖》、《春中帖》和《治平帖》苏味十足,雍容而儁拔。


3、《归院帖》是元祐初年、苏轼五十岁出头写的字,十分洒脱。“传说”的“说”字明显是涂改而成;第二列也有添字;第一列“中”字的一捺也完全成了败笔,可见这个书帖不是刻意为之。

而所用的淡墨也很随心,它可能就是提笔用余墨书写的,又蘸了水以便写得更自如、饱满一些。我们看到晋代的佳帖都见不到枯笔,所谓山阴矩度必然包含这种从容、圆润但有力的气韵。

这样的淡墨文字像草稿,不同于北宋书作普遍墨色鲜亮的特点。


一面思考一面书写,如同且行且吟,如此随意的笔墨更能体会文人写字的真趣。当思维停留在逻辑和文辞上,行笔就会偶然脱离日常对字的有意安排,而本能得流露出内心的意识。

我们看到这幅苏帖下笔虽重,但除了几个偏扁的字以外,全帖几乎都瘦劲、儁拔,这正是北宋书家审美的集体意识。宋四家的其他几位,也包括蔡京、林逋的行书都是这样的风格。

优雅、收敛、灵动、瘦劲是构成书作书卷气的因子。从上图可以看出,宋代大家书法里瘦劲、儒雅的书卷气趋同,只不过气宇相异,从而决定了各自的风格面貌。


一般而言,偏清瘦的字只要平稳有力,总是更富于动感、趋于变化,从而精神抖擞。



4、《春中帖》现在看破损较多,但显然较前帖正式。原帖是写给范仲淹的四子徳孺的,他还有个更通俗的名字叫“范纯粹”。

徐邦达的《要录》根据帖中“运使、金部”,考证它应写于元丰末年,略早于《归院帖》。因为纯粹任陕西转运副使是在元丰八年十一月之前,所以这样的称呼只能在元丰七、八年之间;而金部当时在户部所属。

如果细看这幅书帖,则会发现很多不自然的地方。比如“再拜”、“左右”、“全”、“万”、“书”、“老弟”等等,都活像用笔添出来的。这是怎么回事?


东坡一生仕途坎坷,尽管仁宗和神宗都青睐他卓荦不凡的才识,恩眷有加,但仍遭逢多年的蹉跎,他的命运好像飘蓬辗转于边地。

《宋史》载,当年仁宗初看苏轼兄弟的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喜爱他的文章,“宫中读之,膳进忘食”,呼为“天下奇才”。

宋哲宗元祐时期开始,东坡就身不由已介入政争,尤其作为“元佑党人”遭逢冷落和迫害。他被贬谪以后,文章书法也一度被打入冷宫。


苏帖破坏严重,以致后世出现很多双钩本或仿品。苏轼真迹一帖难求,但双钩响拓的佳品并非罕有,而留有破绽的伪作自然也较常见。

以上这一幅《春中帖》可称雅致、儁拔,可是点画之间稍嫌呆板、添笔很多,残缺的部分是由于败笔实在太多而被抠除了吗,原因令人遐想。


当然也有可能这是苏帖真迹,因为残破被后人添笔修理,最后弄巧成拙。


5、《治平帖》舒朗而隽永,行笔轻灵。尽管结体略欠儁拔,但毕竟有扑面而来的晋代意趣,难能可贵。赵孟頫说该帖是苏东坡早年真迹,文征明更是考证出它应产生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东坡居京师,时年三十有四。


这是一幅重要作品,卷前有元代释妙声所摹的东坡像以及像赞。这幅画像精致传神,远胜过后世那些走样、斑驳的样子,俨然成了苏学士的标准像。

《治平帖》细节处秀润灵动,三十余岁时的行书可以这样成熟老辣、超然独立,苏轼实在是大神级的人物。

行就是小跑,宋高宗的“翰动若驰”是说草书,而草书正是行书灵动的源泉,所以行书一定要求速度。

这需要心、眼、手的熟练配合:意识清晰灵活、眼底纵横有度、提笔稳定如磐,当然前提是胸中伏有百千兵。苏东坡年轻时的行书一定已达到这样的造诣。


6、《书林和靖处士诗后》

苏轼楷书功力不一般。米芾说“真字甚易,唯体势难”,这也许是假设的语气:就算写出规范的楷书不难,但要写出体势的妙处也很难。

楷书因为太重法度,疏于变化,容易显得呆板,这样看“体势”——错落、别致而稳健的结体才是楷书的灵魂。


东坡这一段跋文楷里有行书的意味。它不因从容而显死板,结体巧妙之处动人心魄。看这些字,可以想见苏学士在字的体势安排上真是绝顶聪明。

用笔雍容又不失儁拔,结体像仙鹤漫步般瘦劲、优雅,使动与静、肥与瘦得以平衡,甚至相得益彰。这是前所未有的写法,可称新开一脉,东坡不愧是北宋的文苑奇才。

写出这样的笔墨时,东坡约在五十四、五岁(《要录》)。帖中小字部分更显出他的功力,蝇头小字宛如擘窠大字般精神。


7、《三马图赞》

这幅书作能感到苏字那种烂漫的意态,可是帖本有明显揉捻的痕迹,很让人奇怪。李公麟的画加苏轼的字,如此重要的作品重新装池就焕然一新,为何还留下这样的遗憾?

就算原画的尺幅太长,也可以干脆分开托裱,关键是可以呈现出它的本来面貌。


而这幅书作的墨色也显得平淡,甚至像是印出来的。里面还出现了不该有的笔法,比如“旧”、“藏于家”的“家”,和旁边的“而”字,完全脱离了苏字的水准,虚弱得像在描摹又没有描好。


总之,这幅在书法上可以说具备苏字的形,但拘谨生涩,缺乏名家书法那种特有的神采。


8、《定慧寺二诗草稿》

展览中这幅书作注明“传”为苏帖,是明清间钩摹临写的。


细看笔画端谨,有些小的连笔也清晰可辨。把一幅诗稿摹写到这样的效果实属难得,因为其中的气韵连绵不绝,行笔也苍劲而儒雅,像是一位熟练的文士对照帖本临写的,笔墨颇有妙处。


后世学苏的人不比学米的少,晚晴名臣里的张之洞就写得一手出神入化的苏字。

这次大展上也有明董其昌、清初笪重光、清四家王文治、海宁陈奕禧(《庸闲斋笔记》里的香泉先生)等名家临苏的作品,美不胜收。

9、三幅苏字拓本

展览上的苏帖拓本共有三件,都很值得一看。过去很多真迹没有精细的影印件,就只有刻镂的拓本。


米芾曾说“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海岳名言》)。但那是基于他所处的时代,并依仗他的豪华“武库”才有的感慨。

晋代佳帖已经遭遇过南北朝的兵燹,尤其梁、陈更迭之际,毁损数量很大,得以幸存的部分尤其宝贵;初唐的朝廷四处收集晋帖,钩摹流传,像《兰亭序》、《万岁通天帖》这样屈指可数的复制佳本也生动传神。


为了有利流传法书和文章,唐代刻碑比较风行,其中难免有来自普通手艺人的作品。米芾曾提到“如颜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意)会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这种情形客观存在。


而在北宋的时代,米芾能看到的好帖却琳琅满目,这些珍贵的面目记录在他的《宝章待访录》和《书史》里。米海岳特别用心寻访、追摹得来满屋球琳,正是“物聚于所好”。他对书帖观察细致入微,臧否大胆,应该也颇能领会前贤笔意,所以米字才有卓然独立的基础。


以米老饱览珍品的视野,严苛地阐明一些碑刻拓本多有随意、业余的缺点,似乎就合情合理。毕竟再加工的艺术品,肯定不如手书真迹更能流露书家的运笔心法。


米芾所说言之有据,只是普通人没有他那么好的条件,看不到什么神品真迹,不容易有这个感受。得到感觉还不错的拓本已经难得,毕竟其中也有可取之处,所以很难接受“贬低”刻本的说法。

而在复制技术没有升级和普及的时候,刻镂、拓印是最可取的方法,且其中同样不乏上品。


1)明拓《晚香堂苏帖》是明末陈继儒所刻。明儒陈眉公先生是董其昌的一生至交,收藏也不可小视。甚至可以想象他的《晚香堂帖》也经董思翁摩挲、鉴定,品味应可以保证。

这次展出的有明拓苏轼《献蚝帖》,字迹中规中矩,但奇怪的是笔者竟然没有在《东坡集》里找到该帖的文字。我的《东坡集》版本一百一十五卷加《补遗》,约一百二十万字。

也有可能南宋孝宗朝东坡文集先出,该帖后来才找到并面世。


这应是东坡先生很短的一篇趣文,可能来自手记或是给朋友的信。从语气看不像展品介绍所说,是写给儿子苏过的信;且字体雅致又奔放,字迹较大,至少是专门的书作。


帖中“轼”、“病卧”、“起居”、“我”、“煮”、“也”等都是眼熟的苏字,东坡的意气跃然纸上。但因为是刻印的书帖,其中有几个字向右倾斜,略显得不自然,也许正是刻镂的失真所致。

因为汉字横划左低右高,中轴线取中则稳重而生动(比如下图“教”和“隆”字)。

但像“字”、“眷”、“与”这样中轴向右倾,横划还是左低右高,视觉上夹角过大,会使字看起来颓然欲倒倒不如把中轴反过来向左倾斜,比取中还稳固且灵动。这在行书佳帖里并不鲜见。

以上是米芾《张季明帖》的局部,字的布局偏向“左倾”(所以看起来中轴都是向右下出笔)而儁拔生动、更加洒脱自然。

再比如董其昌手笔,中轴线取中,“人”字略向左边倾斜,更显生动。


《献蚝帖》拓本里向左倾斜的字,如果真有这个苏帖,大概未必如此。这也反映出真迹与拓本的区别,名家书作的拓本略有反常往往疑窦丛生。


因为好的书帖里病笔一定很少,这是基本规律。佳帖里就算有病笔,来龙去脉也一目了然,学书时自然规避;而拓本里病笔的背后有多种可能,该怎么学就成了问题。


《献蚝帖》的帖文说:“。。。(每)戒子慎勿说,(尤)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


北宋的政争残酷激烈,东坡先生被同僚设计贬到天涯海角,仍怡然自得。这正体现他无限自信的人生态度,也是后人更愿意看到的东坡面貌。


2)这幅《苏轼临王羲之帖》的内容是临写世传王羲之草书拓本《十七帖》中的《讲堂帖》。原帖是这样:

释文:“知有汉时讲堂在,是汉何帝时立?知画三皇五帝以来备有。画又精妙,甚可观也。彼有能画者不?欲因摹取,当可得不?信具告。

这是羲之问询友人汉代讲堂遗址,闻说堂内有帝王画像,十分精妙,就想请当地能画者代为临摹。

谨慎合理的请托坦白相告,待人以诚,正是魏晋士人执着的作风,这在稍早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也很常见。


展出的书帖如下:

与原拓本相比,该本有漏字(“彼有能画者(不)”),末尾几个字还有出入“信(还)具(示)”。

该临本气势磅礴,但不逾法度,六朝的秀润风骨历历在目。东汉、东晋至南朝名家辈出,对后世影响最巨,“秀润”是他们在行、草书定型时期追寻到的审美精华,也成为后世顶尖书家的圭臬。

临本后面有一段文字:“此右军(羲之)书、东坡临之,点画未必皆似,然颇有逸少(羲之)风气”。展览在介绍文字中把它归为“东坡题语”,这段跋的书法风格可信,但语气略有不合,而且临写“点画未必皆似”也不像苏轼这样杰出书家的“美学追求”。


清代钱泳在《履园丛话》里有这样一段话:“米元章、董思翁皆天资清妙,自少至老,笔未尝停。尝立论‘临古人书不必形似’,此聪明人欺世语,不可以为训也。吾人学力既浅,见闻不多,而资性又复平常,求其形尚不能似,况不形似乎?譬如临《兰亭序》,全用自己戈法,亦不用原本行款,则是抄录其文耳,岂遂谓之‘临古’乎?”


这是非常实际的话,艺术的魅力都闪耀在纤毫处,学习大师的作品只是“意临”的话,学不到精华。“致广大、尽细微”,一幅书作应该经得住远近观摩,如果还不失其形制、气韵,才算得上佳品。

因此可以想见,我们现在见到的历史上某些名书家临的古帖,字形都不像的话基本可以判断是伪作。


比如说这一幅,笔力、形态都十分生涩,非要说董其昌,难道是思白先生十岁临写的吗?

苏展这幅拓本最后还有两段文字,“蜀平,天下大庆。东兵当安其理,当早也。”

“李国主收桓元(囗)子。”


苏轼文集里可以查到《跋桓元子书》:“‘蜀平、天下大庆,东兵安其理,当早一报此,桓子书。’‘蜀平’,盖讨谯纵时也,仆喜临之,人间当有数百本也。


展品拓本中文字也与苏文有出入,甚至“辨”和“元子”都疑似错字。


显然拓本中的这个字是“辨”,也许本来是写“一报”,但写错了。


而其后的文字更是诡异:


“桓元子”即东晋桓温,字“元子”。不能管他叫“桓元(囗)子”,尤其不能叫“桓龟子”。


所以该拓本的四段文字中,第一段漏字;第二段完整但不像苏东坡写的;第三、四段均有错字。而就书法而言,这个拓本仍可圈可点,堪称佳品。



3)明拓《姑熟帖》苏轼诗文应来自首都图书馆。《姑熟帖》是南宋的杨倓(音谈)和洪迈,把北宋苏轼、苏舜钦和南宋陆游的诗文书帖刻在姑熟的拓本。


刻制的原石已经在清晚期毁于兵火,现在仅存的几种拓本都弥足珍贵。


杨倓和洪迈都做过姑熟所在地安徽当涂的父母官,其中洪迈是著名的文士,所著《夷坚志》是志怪集,《容斋随笔》、《续笔》以至三、四、五笔,涉猎十分广泛,在南宋笔记里独树一帜,他是名副其实的一代杂家。

以上是《容斋五笔》里讲用语习惯的一篇杂文,共七百余字,选例七十余处,作者洪迈腹笥之丰、考证功夫之深厚也令现在的学者汗颜。

《姑熟帖》里的苏帖十分雅致但面目斑驳,如果仔细品味的话,应当能看出不少内容。

清代书家梁巘(音演)的《评书帖》里提到几次《姑熟帖》:

“东坡书世谓出于颜(真卿),细观其转折顿挫,实本(裴休)《圭峰(禅师碑)》。《姑熟帖》内《归去来词》转折皆然。”

“《姑熟帖》唯苏书极佳,放翁(陆游)字太涉离奇,而刻手甚精。”

“《姑熟帖》内东坡《上仁宗谢表稿》颇有丰致,然以(颜真卿)《争座位》比之,则颜书厚(重)而苏书单(薄)。”


梁巘是清乾隆朝与梁同书并称“二梁”的名书家。本号曾有文介绍《裘袖拂几——悬肘第五证》。

他自述曾获得董其昌、沈荃、张照一脉的悬肘笔法,功力精熟,下笔即成珠玉。梁巘的观察视角不妨作品读的参考。

三、杨凝式《神仙起居法》


与这幅神仙帖不期而遇,实在难得。为保护书画文物,博物馆不会把镇馆的宝物频繁拿出来展示,隔几年能看一次算走运了。这可能涉及到文物特点的差异,印象里卢浮宫的《蒙娜丽莎》就是常设展品。因此我们饱览一次翰墨丹青,应该尽量留神细节,它们可供未来很多年反刍之用。

也许因为书风独特甚至可谓奇绝,且内容也是谈道家养生,这幅书帖仙气十足。

五代杨凝式是传奇人物,萧散超逸。“遇山水胜概(指美景),则流连赏咏。有垣墙圭缺处,顾视引笔,且吟且书,若与神会”。咏叹佳景,在洛阳佛寺道祠的断墙留下他超妙的笔迹,神品题壁承载着他洒脱的意态遗留后世。人称他为“杨风子”。

可是题壁毕竟经不住风雨侵蚀,这些墨宝在北宋还常被名家眷顾,再往后鲜有记录。而作为一代书法大家的杨凝式,流传的书帖也屈指可数。《韭花帖》、《神仙起居法》和《夏热帖》是少有的可供追摹的帖本。此外,台北故宫还收藏有他的《卢鸿草堂十志图跋》;董其昌《戏鸿堂法帖》刻录了杨氏《新步虚词》。


读《神仙起居法》遥想杨凝式的洛寺题壁,应该也是这样瘦劲、儁拔又不轨常道。北宋初年李建中(西台)曾经表露过自己的嘉赏。

苏东坡《金门寺中见李留台与二钱唱和四绝句》的第三首也提到这些珍宝:

西台妙迹继杨风,无限龙蛇洛寺中。

一纸清诗吊兴废,尘埃零落梵王宫。

诗里提到李建中取法杨氏书风,形态像跃动的龙蛇。行草书的意态有不少来源于自然界,当然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经过艺术提炼。

称书作像“无限龙蛇”,可以想见东坡看到的李西台墨迹近似杨凝式,是灵动有力但有异于行草书常态的。因为不是谁的草书都适合称为“无限龙蛇”,东坡这句诗强调的是杨氏书风那种特有的萧散兼放逸。


或者说很有可能洛寺里的杨、李墨迹,就是趋近于《新步虚词》和《神仙起居法》的风格。


另外东坡这首格律诗用普通话念起来也抑扬顿挫,富于声律的美感。因为语音虽有变化,但这首诗里的字并没有平仄互相串的情况,今古音变化一致:比如其中“梵”读四声,韵书里同样归于去声,梵王宫指寺院;除了显而易见的“中”、“兴”、“王”,诗里也没有其他平仄两读的字,无须特别留意,所以读来很和谐。

其中“吊兴废”是很常见的出句自救,格律原型也许可以表达为“一纸清诗兴与废”(仄仄平平平仄仄),但“吊兴废”既准确表达哀悯的原意,也使韵律更具活力。


杨凝式的《神仙起居法》是讲道家养生心法,叙事浅显,所以像是新乐府而不是古体诗。帖本释文:


行住坐卧处,手摩胁与肚。

心腹通快时,两手肠下踞。

踞之彻膀腰,背拳摩肾部。

才觉力倦来,即使家人助。

行之不厌频,昼夜无穷数。

岁久积功成,渐入神仙路。


乾祐元年冬残腊暮 华阳焦上人尊师处传 杨凝式



该帖书法纵逸,面貌的感受十分入体,但细看单字的结体又超乎常规。比如“行住坐卧处”的“处”字,比上面几个更加散淡,方正的结构硬被拉到三倍长。一般书帖里很长的字集中在“耳”、“也”这样的语气词,或把“顿首”再放在文末,写得略长以符合文意与情绪。

而“处”在这里却显得萧然出尘,与其他欹斜别致的字呼应起来,另有意趣。普通的书卷气十足的书帖里很难见到这种肆意写法,所以北宋至清的书家,从王钦若、李建中到苏轼、米芾、黄庭坚,以至董其昌、王文治,对杨凝式都推崇备至,礼赞不胜枚举。


欣赏这幅书帖可能出乎我们的习惯,但同时看看董其昌的临本就很容易了解它的妙处。

董本更收敛但秀润有致,他把杨帖里风神萧散的一面尽数收入囊中,又流溢着董笔儁拔、淡雅的超妙意味。杨凝式“横风斜雨”、“散僧入圣”的风味在董本里仿佛更具可读性。


世人提起杨凝式,总难免联想到人间仙源的《韭花帖》,毕竟“一帖重球琳”。笔者倒是对《神仙起居法》不胜倾倒,只要用学习董其昌的儒雅涵养再读,就会反复吸取到天才酿造的审美精华。

神仙帖那种雅致与灵动兼收的意态是非常难得的范本。


笔者曾作七律咏叹(《鱼》韵):


夜来茶酽漫翻书,

忽见荒陂过蹇驴。

缥缈辕铃唐季路,

披离桐叶洞边庐。

向空就手松烟缺,

临险会心神卷余。

我对先生倾几许,

便从斜雨入僧居。


四、其他宝库


1、苏展有不少作品使人眼界顿开,印象深刻的是王文治临苏米帖。

王文治是清四家之一,书风特别瘦硬。现在看到的以大字对联居多,力道十足。

此次的王氏临本却多了秀润的味道,原来梦楼先生自有晋宋的逸骨。


这是苏展上的王文治临本全帖,与各位共飨。


王文治馆阁功夫深厚,所以写出来都儁拔、收敛,临帖也深有苏米韵致。但他自己的行书风格却偏重力度,这可能凸显自身的审美取向,也正是他独树一帜的书风源泉。至于造诣,则取决于积淀、书卷气与真诚气宇所包含多重因素不同权重的影响,这并不是书风所能决定。


2、清代书家张照的苏轼诗帖是一幅中堂。按照资料介绍,纵高143厘米,横54厘米,挂在展厅气势恢宏。

这是苏轼的律诗《首夏官舍即事》,收在苏轼的文集里。张照在这里把“樽”写成“尊”,缘于通假,且有可能张得天先生依据的是另一版苏轼诗集。

细看笔墨,颇有意趣。虽然有很多字结体显得松散,用墨也焦枯不堪,但好在讲究呼应,运笔颇内行,可称“无往不收”,简单说就是运笔控制力强,使笔画满含力度。

可是对比张照临米帖再看,竟然有大跌眼镜之感。且用本号旧文里两幅图作对照:

就是说深得法书儁拔妙处的张照,可以把字写得这样虎虎生风,结体就算肥腴也颇有宋人风致,骨力俊逸。难怪康熙帝也恭维他:“羲之后一人,舍照谁能若?”

有如此笔力的人,为什么把自己名字写的这样随意而孱弱?连同帖中很多稍显怪异的字,令人不解。

深谙晋代书法意趣,受教于清初以秀润著称的书家王鸿绪,精熟于悬肘法的张照这样写字,而且还画界格,丝毫不怕后世嗤诮。


3、欧阳修有一幅《灼艾帖》,宋初文豪的书法,十分难得一见。帖本的末尾有一段清中期翁方纲的小字,夙期已久,更为珍贵。

翁氏以眼力上佳闻名,据说他七十岁后还能在西瓜籽仁上写楷书“天下太平”。就算戴着眼镜,手臂稳定的硬功夫也令人叹服。

翁方纲日常的尺牍字迹稍大,工整,行笔自如流畅,观摩煞是享受。


4、展厅里有一幅王晋卿的长卷《渔村小雪图》。乍看起来画面昏黄模糊,仔细看能体会到宋代画家细致、传神的精绝笔力。

书画同源,米、董都是两界巨擘。在绘画上有这样精细的功夫,可以想见真正名家们的书法,不用说学养见识,才华性情,在技巧上也是何等精致。


古人好像把学、识、才几方面都上佳的卓越艺术看作理所应当,才会有这样精绝后世的佳品。再庞大的画卷也是传神画笔一点一点钩摹而成,双钩本的神龙《兰亭序》也是这么来的。

只有练就真功夫,才不会让艺术品堕入浅薄低俗,大而化之,不知所云。


年底的时候,适逢钢琴家傅聪因为瘟疫去世,这实在令人悲痛。无妄之灾,无数无辜生命的代价太过沉重。有缘看到一篇傅聪的访谈录,说到琴谱的流派、专家甄别、领悟大师肖邦所做的标记,傅聪先生娓娓道来。

我突然感到这何尝不是在讲书法。阅读佳品帖本就是领悟的过程,不同的学识和经验获益也有别。帖本蕴含文字、情绪、故事、书法及相关的所有信息,成为傅聪这样的大家需要付出多少扎实的努力,并修炼艰难的“诗”外功夫。


书法绝不是靠吹捧、猎奇、误导、自我陶醉就能获得成就的,要的全是硬功夫。


5、从苏轼的展厅出来,转到紫禁城里靠北的乐寿堂,看见两边墙壁上有木刻的清高宗御笔楷书。


字迹儁拔、优雅,十分养眼。我们能在很多帖本上看见“乾隆御笔”,但是书法太过柔弱以致令人生疑。但苦于很少看到标准件,只能判断名帖上的御题如果字迹超拔,那应是真迹。

考虑到从清晚期到现在,宫廷书画遭遇几度劫难,其间也经历过作伪的黄金时代。高宗爱题字,书法风格明显,作为书画鉴定的背书当然是不二选择,所以伪作不在少数。

他的真功夫如此,由楷到行不会出入太多,秀润总归是底色。以后再看所谓的“御题”,就应该把标准再放高些。




观摩苏轼书展是又一次对视界的洗涤,其中的佳品让人如入仙源,流连忘返。每次恭读大名家真迹,震撼过后咀嚼不止,以自己的经验体会,好像总有功力的提升。难道这就是米老所说“真迹观之,乃得趣”?有点进步,这是令人欣喜的事。


前往故宫参观这一天,北京适逢初雪。中午时分还只是黄云层叠,街上行人好像都有预感,纷纷加快脚步。

天气微暖,不禁想顺路找朋友小聚。苏轼是一个符号,对每个人可能都代表着一种放达、诙谐、真诚的文人精神。那是可以与之神会的怡然享受。

今天的收获,应该马上和朋友分享。

笔者素爱苏米,读东坡的文集,看到《与米元章九首》,就是他写给米芾的九封信。我于是把著名的第一首抄录一通,这是在《海岳志林》里也出现过的文字。

这封信的时间应该在建中靖国元年,苏轼北归。暮年东坡仍不失其天真烂漫,喜爱米芾的热忱溢于言表,感情真切。

在北宋书史上,这是最重要的一次流星交汇。豁达幽默的东坡先生看到米海岳如今已经精绝不凡,卓然成家,禁不住送去他的珍贵礼赞。


“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独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岁瘴毒耶?今真见之矣,余无足云者。”

这是悬肘写在A4纸上,用它三十厘米的纵高模仿古代尺牍的大小,正适合在这尺寸间练习。


值此2020年即将消逝之夜,谨以此文感恩这次充满惊喜的收获——点拨我们的璀璨的北宋文化星辰。不论未来如何,星辰总能照亮夜空,并且永远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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