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风浪中的桅杆
（1）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在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像是进入了一个繁忙的季节。来往的船只，除了有钢铁制造的大轮船，还有各式各样的机帆船、人力帆船，以及一些长短不等的小扁舟或是乌篷船什么的。它们你争我抢，穿梭于宽阔平稳的江面，把一向宁静的长江搞得一下就沸腾起来。这是因为一直被“堵塞”的航道一下就被疏通了，特别是从武汉到南京之间的一千四百多里地界，忽然之间就变成了自由的天地。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堵塞”，不是长江真被什么大规模的泥沙给堵住了，而是国民党的“宁汉分裂”导致武汉与南京之间形成了“敌对”状态。双方强兵压境，禁止一切商用、民用船只通行，这才造成了“不能通航”。原来，这是兵燹所致的“人为堵塞”。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敌对的双方没有明令禁止，也不会有任何商船或邮轮敢从这里经过，因为他们得算算成本，要是经过这里时，双方不顾一切地打起来，遭殃的首先是他们，所以他们绝对不会去做“赔本”的买卖，敢来这里冒险。
可是现在却“开禁”了，因为“宁汉”已经“合流”，对立双方已不存在，所以表示善意的双方，首先想到的就是长江航运的疏通问题。这样，我们所看见的“千帆之景”就出现了。
上个月初，长江江面还是高度戒备不能通行的状态，可是二十多天后，却一下就变了个样，真有些像古人诗句里描绘的那样：
八月长江万里晴，千帆一道带风轻。
尽日不分天水色，洞庭南是岳阳城。
这是唐朝诗人崔季卿《晴江秋望 》中的诗句，他说的八月是农历，按现在来算，正好是公历的十月。
细算起来，长江也有五个多月没通航了。
半年多以前，这里一直是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地界。先是有一部分北伐军从武汉顺流而下，去向从福建进军浙江的右路军会合，他们在长江上把一部分溃逃的北洋军打得丢盔弃甲，这就是新桂系李宗仁的第七军。他们从武汉出发，经湖口进入安庆，之后就占领了安徽全境。原计划是会同蒋介石的第一军去攻上海的，哪知道北伐军刚到，上海就被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领导的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给夺取了。
也就是说，北伐军一到上海，就没有他们什么事了。这应该是个天大的好事呀？北伐军兵不血刃，就进入了上海。这不是白白捡了一个大便宜吗？但是，此结果并没有招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高兴，却反而引起了他的恐慌。这是因为他看见共产党的力量日益强大起来，连上海这么大的城市都不需要他正规军的配合就单独把它拿下了，以后他的日子还有好过的吗？
所以到了上海后，蒋介石就开始筹划如何马上“反共”的事情，这才出现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事变。蒋介石的“屠共”不仅是一个反人民的信号，而他的真实目的却是另立中央，在南京重新成立一个由他自己说了算的国民政府，与当时唯一合法的武汉政府相抗衡。自那以后，“东征讨蒋”的呼声就在武汉上空一浪高过一浪，而讨蒋的军队也源源不断地顺长江而下，一直到了芜湖。这样，长江就被“堵塞”了起来，任何船只也别想通过了。
到了八月中旬，宁汉双方在庐山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讨价还价，才终于达成了双方“合流”的正式协议。于是，象征“合作“的长江航运首先被开通了。这一下，可把那些商船、民船给乐坏了，他们就像“久旱碰甘霖”，马上就开始了自己的营生，而且争先恐后，你争我抢，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特别是那些从上海运送货物到武汉的商船，他们已经半年没通航了，真有一种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的感觉。
（2）
从九月下旬开始，长江上的船只越来越多了。中共临时中央原拟定的中央机关从武汉撤离上海的决定，已经悄然在进行了。
为了安全起见，各部门采取“互不约定”的方式，分别往上海搬迁。他们事前约定好，先到上海找个地方住下来，然后以某种职业做掩护，待大部分人员到达后，再通过各自的交通站互相联系。当然，做这些事情，是要有一个周密计划的，也就是得通过各地的地下党组织去做严密细致的工作，这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自“中共”成立以来，中央机关的异地搬迁已经进行了六次。第一次，是从上海迁北京，第二次，又从北京迁上海，第三次，是从上海迁广州，第四次，从广州迁上海，第五次从上海迁武汉。现在，应该是第六次了，又从武汉迁上海。每一次的搬迁，都是有一些内部的原因和外在的力量所造成，其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跳出某些势力的制约而不被这种势力所左右。
一个代表某一党组织的“中央”，就是一个指挥中心。它相当于一个人的大脑。人的一切行动，都是要靠“大脑”来指令，而整个党组织的行动，则全靠它的中央系统，也就是“中央委员会”，来制定各项方针与政策，然后按这些方针和政策，才能去实际操作。
大脑不能出问题，否则人就会干“傻事”。同样道理，整个党组织的“中央”也不能有半点安全方面的威胁，不然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中共临时中央才做出“搬迁”这个决定，准备把风险降低到最低点。说白了，就是“生存第一”。只有把自己的指挥系统保护好，才能顺畅地领导革命，这样革命才有希望。这是一个浅显易懂的道理。
我们先不说前三次是什么原因搬迁的，就说这一次吧。为了生存，中央不得不痛下决心要进行搬迁。因为在武汉，已经失去了与国民党合作以共同领导国民革命的那种可能性。不仅如此，反而还遭到曾经是盟友的国民党宣布共产党为“非法”而被禁止活动，继而又大加逮捕、镇压还在活动的中共成员。
就目前形势，整个国民党已经开始彻底、公开地“反共”，并宣布共产党为“非法”，这就意味着他们一旦发现有共产党人在活动，就要动刀动枪，进行追捕劫杀。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中央机关”还在敌人统治的中心，会是个什么状态呢？那就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稍有不慎，就会酿成整个指挥系统被摧毁的危险。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搬迁，搬到相对安全的地方。
更其重要的是，由中央组织发动的湘、鄂、赣、粤四省的大暴动，却未能如愿实施。哪怕是后来缩小了范围，也就是只发动湘赣边界的“两湖暴动”，也未能实现，致使一直处于酝酿中的“武汉大暴动”也很不现实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革命已陷入了低潮，中央机关只得搬迁，回到它的诞生地上海去，继续在共产国际指导下，领导中国的工农革命。也就是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需要从长计议了。
再说，由于长江航运“堵塞”造成武汉的物价飞涨，已经搞的民不聊生。在这里继续坚持，其生活条件也越来越艰难。中共临时中央，仅靠共产国际以苏联赤色工会捐助的那点儿经费已经远远不够了，靠“打土豪，分田地”得来的“福财”已经不现实，靠全体党员的党费来维持，也不可能。在四月底举行“五大”时，中共有五万七千九百六十七名党员。此时，国民党在大力“清党”，许多共产党员在刀枪威慑下已经吓破了胆，正在纷纷登报宣布“脱党”。目前究竟还有多少党员，已经是个未知数，所以靠交党费来维持中央机构的运转，已经不可能。剩下的路，就只有精简工作人员，然后进行“搬迁”了。
再说，谁敢保证这长江现在“开通”以后就不被“关闭”？军阀们只要分赃不均，盛怒之下马上就会打起来，这样再把长江上的交通给“截断”，那就更惨了。所以，必须趁这个空当，进行搬迁，才是明智之举。
（3）
在武汉经历了一个火热的盛夏之后，一进入九月，天气就渐渐宜人起来。如果在长江上坐船，光是在甲板上站着，就是一种享受。因为那徐徐吹来的凉风，就能使人顿感舒心，精神也会为之一震。这对一个被吹惯了凉风的山民来说，可能没什么感觉。可对一直处于高温闷热状态下的城里人来说，就是一剂解暑的良药，感觉肯定是神志清醒，耳目一新。
但是，今年由于局势紧张，这些正常的感觉好像都没有了，因为大家的心里都很清楚，随时都在注意自身的安危。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到处都在“杀人”，到处都是血雨腥风，说不定在什么时候，那杀人的刀就会落在自己头上，还哪里有心思去体味这长江上的徐徐来风？一想起那些在城门口、电线杆上“示众”的人头，就什么心思都没有了。能够活下来就是一种幸运，一种幸福，还去奢望什么呢？
可是有那么一班人，并没有被这些“人头”所吓倒，他们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又继续战斗了”。他们认为，国民党这样做，那是对他们的先总理孙中山国民革命的“背叛”。孙中山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们就可以随意歪曲和篡改他所倡导的新三民主义，向自己的盟友共产党开刀。这是和袁世凯北洋军阀一样，是反人民的倒行逆施。现在只有唤起千百万人的革命觉悟，让他们自觉参加革命，才能把中国革命的初衷继续到底。总之一句话，只要活着就要战斗，哪怕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他们信奉《国际歌》里唱的那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当共产党发动的湘赣边界秋收暴动已经在鄂南、湘中处于“不利”的时候，当南昌暴动的部队在潮汕地区被黄绍竑、陈济棠的联军追得七零八散的时候，当钱大钧纠集会昌失败的残兵又卷土重来正准备进攻驻守在三河坝的朱德、周士第他们的时候，当毛泽东带领秋收暴动撤出的队伍在三湾进行改编，然后进军井冈山的时候，一艘从武汉开往上海的邮轮，已经在长江上漂流了三天，它就是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所乘的那艘英国轮船公司的船。
九月下旬的一天，一艘从汉口到上海的英国邮轮，从早上八点就出发了，在夕阳西下时，终于过了九江。到了湖口后，天才渐渐暗下来。两小时后，这艘船已经进入了深沉的夜幕之中。
在黑暗中行驶的这艘船，白天还不觉得怎么样，可是一到晚上，就显得格外的孤单。除了机房里传出的单调马达声，就再也听不见其他声响。此时，如果站在船头的甲板上，默默注视着黑暗的远方，再呼吸一下江面吹来的夜风，对于一个长时间呆在狭窄船舱里的人来说，那简直就是一种解放。
只有在此时，隐蔽在船舱里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和他的秘书郑超麟，才悄悄从船舱里走出来，到甲板上感觉一下惬意的轻松。为了安全起见，白天他们装病躺在舱里睡觉。只有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才从不透风的舱里走出来，轻轻走到甲板上。虽然两人都不做声，但彼此之间配合得却很默契。即使没有声音，也能感觉到这里面有问候，有提醒，有倾诉，有关怀。一切该有的，都应该有。
作为秘书的郑超麟是福建漳平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过，并加入了由赵世炎、周恩来在法国创建的旅欧少年共产党，也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后又到苏联留学。回国后，就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从事党报的编辑工作。在此期间，他草拟过共产党内的教育文稿和向党外进行宣传的文件，还翻译过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所著的《共产主义ABC》。
前不久，郑超麟还是中共湖北省委的宣传部长，但“八•七”紧急会议后，瞿秋白决定，还是把他调回中央机关任专职秘书的好。因为国民党实行全面“反共”后，曾经主办党报《向导》的那几个人，有的离职，有的被调走，致使此项工作不能继续。但中央迁回上海后，党报的编辑与发行还得继续，所以就把曾经参与过编辑工作的郑超麟调回了中央。
中共中央以前的机关报是一周一期的周刊，最开始是以陈独秀曾经主办的《新青年》命名，出季刊，后来却以《向导》命名出周报，其主编是总书记陈独秀，宣传部长蔡和森、秘书彭述之和干事郑超麟等，都是编辑部成员。如今陈独秀被停职，蔡和森、彭述之又被调到北方局去了，只剩下郑超麟一人还在武汉。看来，要重新办报还非得有郑超麟不可，所以他就被调中央暂任秘书。
此时，郑超麟站在瞿秋白身后一声不吭，但眼睛和耳朵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因为保护瞿秋白的安全，他也有责任。或者说，他与瞿秋白形影不离，是保障瞿秋白人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由中央委员顾顺章带领的“红队”也在这艘船上，他们把队伍散开，隐藏在各个关键角落，暗中保护着瞿秋白。即使这样，郑超麟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如果一遇见有什么异常情况，他会在第一时间里向瞿秋白发出避难信号，以最快速度撤离。实在来不及，他就要跑上去“顶替”。这是在预先策划时就约定好了的。
（4）
瞿秋白来到甲板上，静静地望着黑暗的远方。看着漆黑的天空，他沉默不语，而是点燃了一支烟。但此时，他的心思却不在烟上，而只是一种思考问题的习惯。他正在想这样一个问题，鄂南暴动已经失利，长沙暴动又意外流产，这都是他始料不及的。原以为，革命就是登高一呼，许多人就会前赴后继跟着跑来，就像俄国工人武装攻打冬宫那样，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国民党的武汉政府给推倒了，然后开始东征讨蒋，接着继续北伐。可没想到，情况却恰恰相反，暴动不仅没有搞起来，还得遭到追杀而被迫撤离。这是一个无情的打击！看来要唤起民众千百万，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中国的革命有些难。自清帝退位后光是孙中山的革命就表现出许多艰难曲折来，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苏俄式的道路，与工农联合起来共同奋斗，可内部的反动分子又出现了“叛乱”，而且这“叛乱”就像瘟疫一样有传染，从四月以来一直威胁着革命的武汉政府，导致最终在革命的领导集团内部出现原则分歧，然后对自己的盟友进行“清算”。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结果？可能只有马克思的“阶级论”才能把它解释得清楚，不然许多人还以为是一场“误会”所导致的恶性事件。其实，在革命阵营内部，从一开始“合作”就没有一个坚强的基石，只是因为共产国际在中间“斡旋”，这才走到了一起。关于国共合作，在国民党那边除了孙中山和少数几个追随者外，其他很多人是没有表示过同意的。所以大家的“合作”，只是一种十分的勉强。
就革命而言，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和共产党的工农革命，其内涵是不一样的，所以能够合作那只是暂时的，是因为双方的革命愿望在某一阶段基本相同。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矛盾就会不可避免要发生，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这是因为各自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矛盾也就出现了，而且当出现后，简直没法解决，所以“分道扬镳”也就不可避免。
革命是什么？革命是一种对“进步”的追求，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为，是实现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去代替旧的生产方式的“摧枯拉朽”。这是马克思的著作里面已经明确了的定义。而中国眼下的现状，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是农民，却只有百分之十的土地在他们手中，剩下的百分之九十全部被大大小小的地主占有，这是一种典型的不公正现象，它严重阻碍着中国历史的前进。所以，中国的革命是必须的，其任务也是很艰巨的！
国民党新军阀之所以要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那是因为他们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地主最有力的支持者。或者说，没有这些地主，他们就只有喝西北风，所以他们要拼命保护这些地主。难怪他们要在革命政权里发动“叛乱”，向自己的盟友“开刀”，原来本不是同路人呀！这样看来，不把这些军阀打倒，那百分九十的土地就无法争取到农民手中，中国依然是贫穷的，几十年后，依然是“原地踏步走”。
就中国目前来说，代表旧军阀的袁世凯北洋势力依然统治着北方，这些军阀曾经是“国共合作”要推翻的对象。可旧军阀还没有被推翻，新军阀又出现了。而且，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多如牛毛，其建立的根基都是在那些大大小小的地主身上。这就给革命带来了一个严峻的课题，要推翻地主阶级建立一个土地国有的工农国家，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消灭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
所以，中国革命的实质是，除了“反帝反封建”之外，就是一场“打倒军阀”的土地争夺战！
可是目前，发动了几次农民暴动，都收效甚微，这说明了什么呢？一有空，瞿秋白就在想这个问题。是敌人的力量太强大？还是由于工农大众缺乏革命的积极性？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的，或者说是无须质疑的，那就是革命的必要性。也就是说，不是农民们日子好过了，不需要革命，而是客观上需要，其主观上还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想到这里，瞿秋白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他睁着明亮的眼睛，想尽力看远一点，但除了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到。只是在近处不远，有一艘船正在逆流而上。那是一艘人力帆船，在微弱的星光下，只能看见那根纤细的桅杆，在忽隐忽现中，拉风帆的纤绳却在夜风中微弱的摆动。
瞿秋白想，革命的力量就像这逆水行舟一样，没有风的时候，那桅杆就不起丝毫的作用。革命的道路很漫长，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需要很多人来探索，也需要很多人去参与，而探索的人就是桅杆，参与的人就是风帆，只要选择好航向，一旦顺风，风帆就会在桅杆支撑下被纤绳拉起来，然后乘风前进！
（5）
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年龄并不大，此时才二十八岁，与刚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同龄，是属于那种充满朝气的人。以前在上海，他都是在总书记陈独秀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可是现在要回上海了，他可就要直接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进行全党的决策工作了，这副担子可不轻呀！
关于这个问题，对于瞿秋白来说，他以前根本就没有想过，或者说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作为一个“五大”选举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主要是在从事宣传工作。在与国民党“决裂”的那些日子里，总书记陈独秀怎么在苦苦挣扎，尽力去“讨好”国民党各方，他并不是全清楚。只是有时觉得“让步”确实有些过分，在中央政治局的碰头会上，他不得不坚持自己的立场，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
陈独秀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他心甘情愿吗？肯定不是。追其根源，还不是为了“国共合作”的大局！有些问题不是那么轻松就可以解释得很清楚的。如果陈独秀的“让步”没有使国民党退出革命阵营，而是把国民革命推向了工农利益这一方向，那他就是一个功勋卓著的伟大政治家，但是现在的结果却是，他让了“步”，人家还是要“翻脸”，那这个让步就有“右倾投降”之嫌疑。
其实，按照陈独秀个人的脾气，早就想和这些国民党的遗老遗少们翻脸，但是碍于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他说了不算，这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在今天才发生。所以，后来陈独秀进退维谷，举步为难，就愤然提出“辞职不干了”。
陈独秀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难道说共产国际也心甘情愿吗？肯定不是。因为共产国际又被另一问题所盘绕，那就是国民党在中国的大地上已经生了根，其代表性闻名于全球，如果不把它争取到革命阵营来，就完全有可能被反革命势力所争取，这是一个天大的失误，所以他们只能“迁就”，尽力去修补这个一旦出现裂痕就可能鸡飞蛋打的不太现实的梦。
还是毛泽东那句话掷地有声，“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产生的”。如果共产党人把革命的领导权抓在自己手中，扶植国民党左派，孤立反动的右派，局面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但问题是，敌人太狡猾，最阴险毒辣的反动分子却善于伪装，在革命阵营中窃取了最高的领导权，然后就最先向革命者“开刀”。这些内情，共产国际未必能全知道，但即使全知道，他们也未必承认自己编织的这个美丽之梦，会变成局面无法控制的噩梦！
陈独秀的自动离职，造成了中央最高领导层的“真空”。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央领导层马上进行了改组，成立了以张国焘、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张太雷等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来代替陈独秀时候的中央领导。这明显看出，他瞿秋白已经是一个“局外人”，按正常逻辑，以后的重大决策就不该有他瞿秋白去参与了，而应该让那个排在首位的张国焘来负总责。再说，张国焘本来就是“五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哪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瞿秋白却被推向了历史的前台，这是他做梦也不曾想到的。
共产国际为什么要选瞿秋白，而不让张国焘来“主政”？根据很多史料反映，共产国际在考察现有的政治局委员中，张国焘是缺乏很多东西的。首先，他是一个左右摇摆不定的人，而且随时都有可能“另起炉灶”重搞一套，这在他本人后来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而此时此刻，共产国际所需要的是一个亲苏的具有坚定信念和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精通俄语，曾经在苏联留学三年，其性格绵里藏针，表现出的革命行动全是积极的，在他发表的七十多篇文稿中，几乎都带有战斗性，所以他成了共产国际临危受命的最佳人选。
在那个世人都认为局势恶化不可收拾的时间里，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却悄然失踪了三天。他是谁？他是苏联驻国民政府政治、军事总顾问鲍罗廷。在“国共合作”已经出现绝境需要鲍罗廷出面最后一搏的时候，他居然失踪了，这很令人费解。但知道内情的人却认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国共分裂”已成定局，作为总顾问的鲍罗廷，即使曾在斯大林面前说过，“只要我的马槽里还有草，马儿就不会离开”的话，但此时他也无力回天。唯一能做的，就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善后工作。
在庐山那幢豪华凉爽的俄式别墅楼上，鲍罗廷和瞿秋白用俄语详谈了三天。具体谈了些什么，除了他们两个人之外，没人知道。从后来的信息反馈，这是鲍罗廷在离开中国前奉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为中共确定一个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所以用了三天。
从瞿秋白个人的角度来看，他一点都不知道，所以头脑还马上转不过弯，这需要鲍罗廷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但就算瞿秋白转过了弯，同意接受这个工作，可面临这个复杂的局面，一个只会写文章的白面书生是没法去应付的，这又需要鲍罗廷的“传授”和“调教”。所以，他们之间的交谈，就需要三天。
（6）
瞿秋白站了一阵后，对郑超麟小声说道：“这几天在船上没事时，你还是考虑一下办党报的事吧！我想，《向导》那个名字还是不用为好，我们党正处于最艰难的时候，最需要的是革命的意志和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定性，我看就取名《布尔什维克》吧！”他说“布尔什维克”这几个字时，是用俄语说的，这是他们双方都能听得懂的。
“好，我记住了！”郑超麟用俄语答道。
船快到安庆地界时，两岸不断出现篝火，而且还夹杂着零星的枪响。有时，篝火还变成了一串串的火星，像一根长龙在山道上蜿蜒盘绕。瞿秋白马上问：“那些星点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郑超麟估计，这可能是当地的军阀部队在星夜调兵，不知又要去攻打谁呢，于是马上说：“国民党宁汉合流后，他们的军队可能因为争夺地盘必须先下手为强吧，所以要星夜出兵。”
“这些军阀……”瞿秋白在牙缝里冒出这么几个字来，就不作声了。他知道，军阀们频繁地调动军队，说明他们之间的争斗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据国民党的报纸所载，“宁汉合流”在短时间里马上又变成了“宁汉对立”，汪精卫愤然出走，唐生智积极调兵，准备征讨桂系控制的南京特别委员会。这个，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瞿秋白想，这些新军阀的混战，何时才有个了结呢？中国的未来必须要消除这种格局，人民才能安居落业。这，只有走俄国式的道路，实行统一的政令、军令，才能消除军阀割据的隐患。经过十月革命，俄国推翻了各种反动势力，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专政国家。我们中国的革命，也要建立这样的国家。让那些大大小小的新旧军阀，见鬼去吧！
（7）
十年前，也就是一九一七年，瞿秋白已经十八岁了。由于父亲游手好闲，全家生计全靠母亲，但是母亲因为对债务过重无法承受的心理负担所困，自杀了。这对瞿秋白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之后，他振作起来，毅然决然地走出了破败的家庭，离开家乡常州去自寻出路。他先是到武昌，然后又去了北京。他本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最初的理想是进北京大学研究文学，但交不起学费，只好去报考普通的文官，可事又愿违，居然没考上。结果，他只好饥不择食地挑选了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些名气的俄文专修馆。中国人为什么要去学俄文，他没有认真想过，因为事情紧迫他也慌不择路。当时想到的，是因为这里不要学费，而他又没有钱，正好合适。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贫困潦倒中，能够有不要学费的学校，真像有人说的那是烧了高香的结果，哪还有心思去多想呢？
今天想起来，假如没有离开常州，假如他安心在武昌的外国语学校学英文，假如他进了北大或者考上了文官，也就没有了他后来的经历，此时此刻他也不会站在这艘英国船的甲板上。他一直以为，这是一个生活的若干偶然，促成了一场历史的误会。一个几经磨难，险些被贫困击倒的穷学生，怎么会被历史推到了前台？难道这里有什么命运之神在操纵吗？
此时，瞿秋白想起了《孟子》里有一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难道真是这样吗？他不禁自问道。
原来，这个俄文专修馆是由北洋政府外交部设立的俄文翻译学校。如果考上这里，费用全免，毕业后还可留在外交部做事，任俄语翻译。可瞿秋白没有走那条路，而在毕业后被北京《晨报》编辑部聘用。
由于他学的是俄文，也就喜欢上了俄国的文学，特别是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的作品，让他手不释卷。此外还有果戈里、屠格涅夫的作品，他也读过。由于他学的是俄文，他对俄国的十月革命就有一些了解，而且很向往那里的社会制度，总想亲自去看一看。就这样，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以《晨报》特派记者的身份，踏上了那片土地。这样，人生的命运也就让他上了另一条轨道，一条信仰共产主义的轨道。
瞿秋白小时候，家里很穷。一家老小，全靠母亲操持，但揭不开锅的时候很多，所以到处欠债无法归还，在被逼得走投无路之时，他的母亲居然吞下火柴梗自杀。这给了瞿秋白一个沉重的打击，也他沉重的思考。准确地说，瞿秋白之所以后来能勉强读完中学，那完全是因为母亲的“拉钱带债”。但是后来一算，这些债她要七十岁才能还清，所以对生活就没有了希望，自寻短见了。母亲死后，家里再没有依靠，他只好出走，到外面去闯。他先到武昌，在堂兄瞿纯白的资助下，考上了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
因为他在武昌学过俄文，所以到北京也就有条件报考俄文专修馆。因为在俄文专修馆毕业，也就有机会去当记者。因为当上了北京有影响的《晨报》记者，就被报馆派往了俄国。因为在俄国，他遇见了同乡好友张太雷。因为有了张太雷的影响和介绍，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因为是《晨报》记者，他才有机会担任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俄语翻译。因为接近了总书记陈独秀，他的能力才得到了赏识，回国后就进入了中共最高领导层。这一站又一站的经历，就像一根链条中的环扣，把他推到了今天这一步。这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或者悲喜剧，其偶然性因素在他的人生中应该不能低估。如果没有那一次偶然机会，就有可能走入另一人生轨道。瞿秋白之所以成为中共最高决策者，那完全是因为有许多偶然性的东西碰在了一起，才使他赶上了历史的快车道。不管你是紧赶还是慢赶，反正赶上了。
坦率地说，瞿秋白只是一个文人，一个爱好中国古典文学里《诗经》和《楚辞》的人，一个崇拜俄国浪漫主义诗人普希金的人，对中国目前的局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被动局面，他是无能为力的。唯一能做的，就是依靠代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莫斯科，或者说依靠在他身边工作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以及罗明纳兹身后的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才能把中国革命这艘航船开到优良的港湾。
（8）
下半夜，月亮从东山悄悄爬了上来，但却在云层中挣扎。其偶尔散落下来的光波是柔和的，又是难能可贵的。这使瞿秋白一时起伏的心潮渐渐平稳了许多。此时他想起了北宋词人苏东坡的那首《水调歌头》来。他轻轻地吟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高处不胜寒！”瞿秋白重复道，他仿佛若有所感，马上嘎然而止，开始沉思起来。之后，他又慢慢把手伸进衣兜，摸出一支烟来放在嘴上衔着。
这时，站在身旁的郑超麟马上会意，把自己燃着的烟头递了过来。
“时候不早了，我们还是回船舱吧！”郑超麟尽力用很低的声音说。
“嗯！”瞿秋白点燃烟后答应道。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之后又熄灭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国何时是个尽头？”他喃喃说道。
“是啊，听说唐生智正调集军队在安庆、芜湖一线准备向李宗仁进攻，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可能在所难免！”郑超麟小声说道。
“哎，不知伍豪、特立他们南归，可到家否？”瞿秋白说了一句半明不白的话，他所说的“伍豪”就是发动南昌暴动南下的周恩来，“特立”是指去追赶周恩来传达国际指示的张国焘。
郑超麟说：“杳无音讯，我们只有到上海后才能知道他们的境况了。”
“唉，各地暴动都很不乐观，伍豪他们也不知怎么样了，特立去了，也一直没有音讯，据报纸所载，他们打下南昌后已下广东，在会昌打了一仗。以后就不知道了，真是吉凶难料呀！”瞿秋白说。
“这些事情，可能只有到上海后才能知晓了！”郑超麟像是在安慰，又像是在附和，的确，革命的前途难以预料，只能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