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秋天我进入大学，新闻专业。第一堂课，老师问，
“新闻都已经死了，大家为什么还要来咱们学院呀？”
同学们刚刚从高中的泥淖里挣脱出来，军训之后脸上晒出不太完整的眼镜轮廓，大家嘻嘻哈哈地说，“成绩不够”“经济学院不要我”。
老师笑了笑，不再说什么，翻开课本开始讲新闻的历史，有坐在后排的同学已经熟稔地掏出手机玩了起来。
窗外天气很好，自小在重庆生活的我很少能看到这么符合搜索引擎定义的“青天白日”，阳光被窗棂割成许多几何形状，树影婆娑，窗帘浮起一个柔软的弧度，像小动物藏在暗处呼吸，我握着笔，无端想着，说不定自己以后可以成为一名记者。
大二那年我们开始做街采，每个人都兴致勃勃，但大学城地处城郊，四周常见的只有塔吊和一捧捧被脚印踩得细碎的红壤。在这里，植物比人类活得更旺盛。
我们只好在学校食堂的路上架起摄影机的三脚架，拖一根有着长长电线的话筒，想要截住下课铃响后奔向食堂的人群。
后来学深度采访，稿件的篇幅从几百字变成几千字，每个人都尽可能地选择不同的题材去写，尤其聚焦于底层，因为越浓烈的故事，越能覆盖文字表达方面的寡淡。
我写了一个附近村寨的农民的报道，他田地里的作物因为买到了劣质农药全部枯萎了，药物的残留也让他的土地很难尽快恢复原状。
那个老人像所有农民一样，瘦得筋筋骨骨，搬一把小凳坐在家门口的院坝里，把自己的故事一点点掰开了讲，讲他如何种植作物，如何发现虫害，如何听人吹嘘买了假药，又如何两手空空坐在这里。
临走的时候，他送我出来，我们走在细细田埂上，他突然问，“报道出来以后我的事情就能解决了，对吧？”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做的事情可能也没办法解决什么。
渐渐地，我们好像心照不宣地开始选择那些相对轻松的话题，比如学校污水处理中心的那对中年夫妇，两个人每天在弥漫着不明气味的污水房里打捞、过滤、沉淀污物，虽然他们睡觉的房间旁边，污水处理器转动的声音彻夜不停，但两人都很知足。
“我们两个人的工资都还可以，两三千，学校管住，三餐可以去食堂吃，比在村里种地好一些，还没那么晒”，男人说，“再过几年，我们打算回去给儿子盖一栋房子。”
比如学校小吃街那个卖烤鸡蛋和包浆豆腐的婆婆，满头银色短发用发箍箍起来，穿碎花布袄，牙口齐整，隐约露出几颗银牙，她烤鸡蛋很慢，等待过程中一点点失去耐心的我们会到附近的店子去买一杯冻奶茶。
那时候我在脸颊打两颗酒窝钉，她看着我，讶异又惆怅，“哎呀！我再年轻几十岁搞不好也去弄一个哦！”
我们颇为内疚地偏爱这类人，和附着在他们身上轻而软的故事，没有那么多沉甸甸的东西，不需要打捞沉淀，采访的过程双方都是愉悦的，不必让负面情绪像污水处理器的声响一样，在脑海中长久盘旋，无法降落。
省城报社的一位记者来学院讲座，说起自己长达数十年的采访生涯，她提到那场广为人知的大地震，那时候报社一共去了八个人，有一半以上的人采访回来后就辞职了，去写小说，开餐馆，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她留了下来。
“悲剧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灾难面前，那种只能目睹和叙述，而无法作为的心情会困扰一个人很多年，有的人甚至可能被直接摧毁。”
临近毕业，我们多数人再次心照不宣地选择了别的职业，不同于新闻行业的职业。
前阵子我刷微博，看到一位老人在2019年末连续三次被车撞倒在地。最终去世的报道，里面写，“他一辈子没成家，无儿无女，无兄弟姐妹，独居大半生，没人记得他的生日、喜好、习惯，也说不上他每天是怎么过的。死亡，是李志广这一生最为人所知的事”。
看完那篇报道，我默默打开淘宝，给前不久看到的一位常年收养流浪猫狗的婆婆又买了几袋高山油米，婆婆说过，那种米便宜又好吃，狗儿很喜欢。
我总忍不住想，这个世界的确是以绝望为底色的，在阔坦的当下和未来，仍然有许多人正在捱着生命的寒冬。
那些客观，理性，勇敢的人会以笔为枪，为了正义冲锋陷阵，而心脏不够强壮的人，在面对凛冬时只能把自己的被褥分出去一点，以此安慰自己，这不失为某种图全自保的善良。
文/田可乐小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