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工易孃孃

她好像是1964年到这个小学的。

那时候她刚死了丈夫，又拖着三个小孩，教育局把她顶替丈夫转了正，安排到这个小学来当工友。

当工友，事情当然很杂。

每天早上，除了星期天，五点过就要起床，捅开昨晚封好的煤火，给老师们把饭蒸上。打开教学楼大门，清扫办公室，把办公桌抹干净。六点半，最迟七点，把老师们昨晚送来蒸的饭，从热气腾腾的甑子中取出来，放在靠墙的方桌上，用一个大锅盖罩上。然后在锅里冲上半锅水，将灶火掏一掏，扔两锹煤进去，用半个钟点把开水烧开。先将老师们的大大小小、各种外壳和颜色的开水瓶灌满，然后才挑起一担开水，赶在上课之前倒在办公室门外走廊上的保温桶里。早上的事儿就算完了。

中午倒没有什么事，只是蒸蒸饭。但是一定要准时。经过半天粉笔战的教师，中午饿得厉害，到厨房端不了饭，心里会很不高兴，只不过不肯当面说出来。

这个小学在镇边，学校有几幢老房子，是教师的宿舍。二十多位老师，有十几人拉家带口住在学校。学校每天帮教师蒸两顿饭——米是教师各家自己出，煤火由学校出，算是教师的福利。按吃饭人口多少，各家用了盆盆罐罐缽缽装上米，赶在蒸饭前送到灶房。易孃孃根据各家对米饭的软硬要求，掺上水，层层迭迭的放进一个大甑子里蒸熟。过了时，甑子上了气，这时才送米来就蒸不成了。这是中饭。

早饭的米是头天晚上送到易孃孃家，由她清早白晨拿去蒸起。我有时晚上送米去，撞见她正拿一小瓢羹从那些盆盆罐罐缽缽里往外舀米。老师们心知肚明，但谁肯为了那一两瓢羹米清早四五点钟起床呢？已经不是前两年没得饭吃的时候了，何况人家还拖着三个娃儿呢！

下午，将水缸挑满，另外做点搬动杂物清理破损课桌椅的事，放学后关锁教学楼大门。

累不累呢？凭她这样年纪，这点儿事儿简直不算回事儿。又由于初参加工作，到的是学校，自己又一字不识，不免极勤勉。对老师也谦恭，有什么私事叫到她也肯帮忙。平时也很少听到她谈论什么，但每每她极有兴致的开口，不免就要谈到她做姑娘时，家中如何要她打柴、喂猪、下田，简直就是把她当儿娃子使用；然后又是“死鬼”怎么打短命，个人拉扯三个娃儿怎么艰难；最后数落一段今天哪个学生把开水倒在地上，哪个学生放学好久还不离开学校。嗓音粗哑，喉咙又大，尽力选择有文采的字眼，于是经常把“谦虚”的意思说成骄傲，把“不摆架子”说成没有资格。

她唯一比较爱走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学校的教导主任——这个小学一直没有校长；另一个就是我的母亲。教导主任是学校的最高领导，必须服从她管，特别是申请困难补助，非她批准不可。她对主任的吩咐就从不违拗。

对我母亲呢，只因为第一次借钱时很顺利，认定了是一个好说话的老师。于是每月十五日领到36元工资，月底或者月初，吃完晚饭的时候，我家房门就响起几声轻微胆怯的敲门声，然后随着一声粗哑的“张老师”，门就被推开，踌躇着走进她来，很不好意思的说，张老师，我找你兑两块钱。我的母亲一向有些同情她，招呼她坐下。问她要多少？她吞吞吐吐的回答，十块。接着就零零碎碎的诉起苦来，这个月娃儿又花销了多少，买了一个什么又花去多少……张老师你不晓得，日子硬是难过呀。十块钱拿在手中时，连声谢着，说发工资时还，然后把钱揣进口袋，才微微的红着脸离去。

她还钱倒是极准时的，一发工资马上结清外债，但是借钱也是准时的，于是就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着。我那时很不明白，这样还了借借了还，不是和没借钱一样吗？总不过是那36元工资打转。我把这个意思问了母亲，她回答说，人家要还不起，我们也没有一定要她还这十元钱的意思。

另外一件准时进行的事儿，就是领了工资的第二天，一定要去割两斤肉，全家人饱打一个牙祭，够够的吃上一顿，然后又恢复咸菜小菜的生活，直到下个月发工资。

如果以为她就是这样生活下去，那就错了。她其实也有脾气，还很凶。有个星期天，为了一小块菜园地，那是她开在学校围墙外，靠近厕所的一块地，和农民吵起架来。声音大得惊人，一两个小时不喘口气。再就是力气也大，连男人都打不过她。她的第二任丈夫就是被她打跑了的。

己经是到校快两年了吧，有人看她日子着实窘迫，一个女人要拖三个半大小孩，确实不容易，好心给她介绍了30里外煤窑的一个单身挖煤工。挖煤工其貌不扬，死了妻子，年纪和她相当，经人说合，把铺盖搬来，就成了一家人。既没有散糖，也没有摆酒，倒是老师们还一人凑了两块钱，给她送了个礼。

挖煤工好喝两杯，虽说结了婚，每月却只交15元钱给她，还要在家吃一顿夜饭。“我X你先人，15块够个XX呀？你把钱拿去灌马尿水水了呀，塞X眼了呀？我X你先人。”这一顿吵骂，几乎成了每晚的必修课，而且必定发作在九点钟，她丈夫喝过二两之后。只要粗哑的咆声一响起，透过清凉的夜空传出去，甚至从对面反射出回声来时，伏在作业堆或者备课本上的母亲总要抬起头来，叹一声气说：“唉，她又在吵架了。”

每晚例行的小吵小闹，终于酿成了大风雨。挖煤工借着酒意，一拳挥去，打着眼角。于是撕掳声，哭骂声，三个小孩的惊吓声浑然响成一片。粗哑的哭声中夹着“打死人了”的呼救声。最后是主任跑来，极威严的喝着她的名字，说她不像话，才止住了打闹。只剩下嘤嘤的哭泣声和一声一声的数落，不知什么时候才停止。

第二天我去上学，看见她依然做着一如既往的杂务。所不同的是，左眼角上方有一个鸡蛋大小的青痕。

报复的时机终于来到了，又一次打闹之中，她先下手为强，一把抓着挖煤工那最要命的地方，使劲儿捏去，痛得挖煤工浑身有力使不出，杀猪般的叫唤起来。好容易挣脱毒手，跳下床去，出得门来，房间就被她赶上来牢牢闩上，任你打破房门，骂哑嗓子，她就是不开门。口里“杀千刀打短命的”声声骂不绝耳。甚至用了挖煤工最忌讳的话诅咒他：“窑子垮下来，压死你个狗日的！”

挖煤工一无计策可施，连夜去了矿上，一天两天一月两月过去了，再没有回来过。后来就听说打了离婚，在矿上附近找了个农村女人，重新安了家。

我那时还小，对于大人们的事儿所知不多，只是很诧怪她却和没有结婚之前一样，既看不出有什么高兴，也不见其有什么沮丧。每天仍然干着她的杂务。唯一的变化就是脾气大了。那表现，首先在蒸饭时不但常误点，而且还不准人家说。谁说，就把水瓢锅铲摔得个哗啦啦、叮当当乱响，给你一个难堪。老师们心中都知道，她是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