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论史（一）

          近两年，明英宗、代宗两朝所发生的“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被导演们频频搬上银幕，从远一点《女医明妃传》到近一点的《大明芳华》，剧中的家国情、兄弟情、儿女情以及朝堂、宫廷、沙场相互交织，颇令观众劳神费思，也让孙太后、朱祁镇、朱祁钰、于谦等名字蹿红网络，但是抛开浪漫的剧情，拂去卷册的尘埃，直面这段真实历史时，看到的却是整个民族在皇权高压下的无奈。

        “土木堡之变”的历史中国人并不陌生，英宗皇帝朱祁镇昏庸无道，宠信大太监王振，而王振全无军国之才，首先是外交措施严重失误，招致了瓦剌的入侵，接着朱祁镇在王振的怂恿下，不顾群臣反对，率领47万大军和一众文武大臣御驾亲征，一路上又不按军事规律行事，胡乱指挥，以至于在土木堡全军覆没，王振和大批随驾文武大臣死于乱军之中，朱祁镇本人被俘，成为瓦剌人攻城略地的人肉盾牌，明王朝面临举国精锐部队损失殆尽且国中无君的严峻局面，国家陷入空前危机。从现代政治学上来看，像朱祁镇这样的政治领袖显然是极不称职的，应该被弹劾下台，甚至接受法律审判。虽然在封建社会不可能公然审判君主，但是孟子也曾说过：“民为上，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中国古代，帝王因犯重大过失而被赶下皇位的不在少数，比如汉朝的刘贺因为荒淫无道，在位27天就被霍光废除，南宋的赵构因为金朝撕毁“绍兴和议”大举南侵，从而失去威信，被迫禅位，同样是南宋的皇帝赵惇因为不孝而被迫禅位。因此，对于当时的明王朝来说，国中无君并不可怕，可以以太后的名义下一道诏书，明示皇帝的罪过，另在宗室中择贤而立。但是当历史车轮行驶到大明朝时，这种举措已经很难实现了，因为自秦以来，在皇权和相权的角逐中，皇权一步步扩大，相权一步步萎缩，到朱元璋时废除了实行千年的宰相制度，使皇权极度膨胀，文臣武将已经无力对合法继承皇权造成有效约束，当朱祁镇要御驾亲征的时候，即便是六朝朝老臣、沙场宿将张辅也无力阻止，最终也葬身土木堡。如果朱祁镇不是被俘而是狼狈逃回，他依然可以稳坐皇位，现在即便是他身陷敌营，也没有大臣有足够的威权能够主持清算他的过失。皇太后固然可以出面主持这件大事，可朱祁镇是孙太后唯一的儿子，无论是从利益还是从亲情上考虑，她都不可能让自己儿子身败名裂然后被赶下皇位，大臣中也没有人有力量迫使她这样做。所以，当土木堡兵败的噩耗传回时，大臣们也只敢将满腔的怒火发到王振身上，将他的几个余党当场打死，但对于朱祁镇应承担的责任却无人敢提。

        所幸朝中还有民族英雄于谦坐镇，他冒着灭族危险向孙太后上书，现在敌人兵临城下、国难当头，建议改立在家监国的成王朱祁钰为皇帝。孙太后还算开明，部分采纳了于谦的建议，她同意因朱祁镇“北巡未归”，国中无人主事，让朱祁钰登基为帝，但是必须尊朱祁镇为太上皇，立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对于朱祁镇丧师辱国的大罪依旧只字不提。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于谦主张更换皇帝，但是他却没有决策权，只能向太后建议，如果不被采纳，他可以“死谏”以全其忠，却无法改变事情的结果。而按孙太后的决策，朱祁钰虽然登基为帝，但由于未追求朱祁镇的过失，他这个皇帝显得名不正言不顺，准确的说他只是临时代理一下皇帝，一旦朱祁镇归国，从法理上来说他应该归还皇位。这就为后来的“夺门之变”埋下了祸根。

        朱祁钰在于谦等人的辅佐下击退了瓦剌人，但是伟大的功绩并未让他的皇位稳固，因为另一项挑战接踵而至，那就是程朱理学。朱元璋时将程朱理学尊为正统思想，并通过八股文考试不断地向士人灌输，这时候已经融于知识分子的血液之中，在他们看来“君权神受”是不变的“天理”，一个人一旦合法登上了皇位，就是理所当然的皇帝，就必须无条件的向他效忠，即便他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也无可更改，作为大臣面对君主的罪行，只能进忠言奉劝其改正，却不能丧失对君主的忠心。在这套理论下，天下是一姓人的家产，满朝文武、举国百姓只是一姓皇帝的仆从。因为朱祁镇尚未死亡，所以朱祁钰的皇位不合“天理”，因此战事刚刚停息，大臣们（包括于谦在内）想的不是怎样医治战争的创伤，而是忙着请求朱祁钰派人去塞北迎回被俘的哥哥。朱祁钰迫于朝野压力，也迫于道义指责，不情愿的派人去和瓦剌首领也先谈判，也先也颇为聪明，爽快的放回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的朱祁镇。

        朱祁镇回宫，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兄弟间的尴尬，一是朱祁钰将皇位归还给哥哥，继续当王爷，但是朱祁钰已经当了两年多的皇帝，自然放不下巨大权力带来的优越感，这个办法很难行得通。另一个办法是让朱祁镇明发一道罪己诏书，承认曾经犯下的过失，将皇位禅让于朱祁钰，再由朱祁钰给予恩赏，让他舒舒服服过下半辈子。皇上发罪己诏在历史上也是有据可依的，千古一帝汉武帝晚年就被迫下《罢轮台屯田诏》向天下人承认自己的错误，进而改变了国家战略，所以这原本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但是，孙太后、朝臣都站在朱祁镇一边，朱祁钰又缺乏冒天下之大不韪，胁迫太上皇的勇气，于是原本可以化解的矛盾终究愈演愈烈。

        缺乏底气的朱祁钰选择将朱祁镇软禁在南宫，然后战战兢兢的坐着皇位。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他的无奈，废立太子自古是皇帝圣心独断之事，即便是刘备和诸葛亮那样“如鱼得水”的君臣关系，在这个问题上诸葛亮也是一句“可问关、张”来推脱。朱祁钰想废除朱见深太子之位，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却碍于天下物议，不敢当朝提出，最后差人给大臣送银子暗示，闹出皇帝给大臣行贿的笑话，可见他的皇位坐得是多么的不安稳。他在这极度不安中艰难的度过了8年，终于熬垮了身体，不到30岁便卧床不起。8年里由于皇位之争，兄弟间的感情消弭殆尽，于是有了可趁之机的朱祁镇，联合自己的母亲孙太后和部分失意大臣，发动“夺门之变”，重新复位。因为他原本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帝，在朝臣看来他只是拿回原本就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大臣们也没有多么激烈的反抗，淡然接受。

        最可怜的是民族英雄于谦，在事变的前一天晚上仍然在给朱祁钰写奏折，请求重新立朱见深为太子，而第二天就被重登大位的朱祁镇投入大牢，不久后被处死。于谦身上有着爱国情怀和浩然正气，但是却受理学忠君思想毒害，不肯舍弃所谓的“名节”，成为同室操戈的牺牲品。

        这个两个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发生在十五世纪，那个时候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正方兴未艾，大航海时代即将到来，后续的思想启蒙运动正胚胎初育，中国近百年落后的根源从中已可预见。由此可见，封建君主极端专制制度以及它所形成的的思想观念已经成为了国家进步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