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面所粗列的初唐诗歌开局时的气象、风骨、格局，不要说初宋，就连整个宋朝都没有。
宋诗一起步其格局就很小、格调就很低，既没有学《诗经》的比兴风雅，也没有学《离骚》香草美人的指喻，也没有学汉魏的风骨、盛唐的气象，就连两晋的玄谈清古和山水绮丽也没有学，宋诗学的是什么呢？
据宋末诗人方回所述，北宋初期，文坛上沿袭唐末五代颓靡纤丽文风，宋初诗派林立，主要是白体、西昆体、晚唐体：“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送罗寿可诗序》，《桐江续集》卷三二，见网络百科）
单看这最大的三个流派，就知道宋诗的开局是多么差了。而且其中的白体是为了纠正西昆体、晚唐体的艳丽浮靡而出现的。
比如在宋初立志改正宋诗之浮靡的王禹偁，在宋初诗人中，算是成就颇高的了，他留下的一首词在艺术上也还算不错，他写诗明志“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他是白体的旗手般的人物。
王禹偁的诗放到整个宋代，其实也数得着，至少在我看到的二百首左右的《宋诗名篇赏析》里，就有他两首。这个集子选了82位诗人，照这个比例来讲，王禹偁差不多能算是两宋诗人的前50强了。
下面是我从网上看到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砺锋教授讲的故事：
王禹偁从开封被贬至陕西商州，他家院子里桃李花开，因刮了一夜的大风，把桃树、杏树的树枝都刮断了，但树枝上依然繁花怒放，上面还有小鸟在啼鸣。王禹偁触景生情写了一首诗：
两株桃杏映篱斜，妆点商州副使家。
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
结果过了几天，儿子王嘉祐对他说：“父亲大人，你的这首诗，怎么好像是从杜甫诗里抄来的。”王禹偁很吃惊，因为他完全是自己独立创作的。于是他儿子拿出一本杜甫诗集给他看。果然，杜甫写过一首《绝句漫兴》：
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是家。
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
结果王禹偁大喜。他说，“想不到我的诗写到这种境界了，与杜甫如此接近了。”据说他因此写下他那有名的“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
因为一首诗的相像，王禹偁觉得自己是杜甫转世了。
事实上，杜甫这首《绝句漫兴》，在杜甫的诗集中算不上一流之作，也就是二三流的水准。
王禹偁的诗与杜甫的诗非常相近，无论是题材、次序、具体描写，王禹偁的诗都很像是杜甫诗的翻版，那么两首诗真的差不多吗？事实上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的。
杜甫虽然在盛唐排不上队，挤不进盛唐大诗人、名诗人的序列，但他把宋朝诗人依然甩了几条大街远，比如这两首看似差不多的诗句：
王禹偁的“两株桃杏映篱斜”一句，“两株桃杏”显然是极简单的叙述，是小学生造句的水平，而“映篱斜”稍有点描写，勉强算是形态描写不错，小学生造句估计是造不出来的，而杜甫的“手种桃李非无主”，看起来似是一句废话，但“非无主”总还有点趣味，而“手种桃李”也比“两株桃杏”的内容要丰富，它至少说明这桃李是自己亲手种的，多了一丝意味，毕竟你自己种下的树总会比普通的树多带一点感情或感觉的吧？所以杜甫诗里的桃李与人是互动的，它在诗意的层次上要更丰富，比王禹偁的诗多了层次感。
王禹偁“妆点商州副使家”以半拟人的修辞造句，比上句是要好些的，因为多了拟人的修辞格从而多了趣味，但杜甫的“野老墙低还是家”却用反义道出了比王禹偁更多的意味。“我这墙虽然很低显得我很寒酸，但毕竟是个家呀”，杜甫这句诗的另一重意思其实就是“以我杜甫的才华，怎么可以住这么寒酸的屋子呢？”所以他的诗意味较之王禹偁是要浓很多的。而且这种浓关联到下联“恰似春风相欺得”，其反讽的意味很强烈，“我这住着低墙的寒酸野老，竟然还被春风欺负，把我亲手种下的桃李都给吹折了。”“我都这么穷了，你们还来欺我”，诗意自然浓厚。这种诗意的递进，也令得杜甫诗较之王禹偁的诗更富内涵。
下联两人几乎雷同，不过杜甫的“相欺得”确实不如王禹偁“容不得”流畅，“恰似”的直白也不如“何事”的反问更具婉曲的诗意，唯独“和莺”两字看似比“夜来”两字多了一层很美的诗意，但吹折树枝的狂风属于暴戾之物，如何与莺的婉转鸣啼相和呢，称和莺很不相称，称惊莺倒还差不多。
很明显的，王禹偁的末句在诗意的构造上是有毛病的，是病句。
说起来这两首诗还都是喻诗，都带了一点若有若无的喻义，但杜甫的上联完胜王禹偁，“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是家”在艺术技巧上运用反义，通过“非无主”表示自己还是有点财产的，至少还拥有自己种下的桃李，通过此反讲自己穷，而“野老墙低”则是在直接表达自己贫穷，有了这桃李和低墙的铺垫，“还是家”那酸酸的诗味就出来了，而这种穷困状态下，还被春风欺负，味道也便更浓了。
而王禹偁的诗呢？先是写艳丽的桃李妆点一个官员的家庭，然后写春风容不得，居然与娇莺一起吹折了数枝花，在意境上就完全没有杜诗那种较为深刻的味道了。
所以事实上，虽然看起来题材、次序、具体描写、指喻等各个方面两首诗都极为相像，但事实上，无论在诗的整体结构上，还是诗的起承转合上，甚至在指喻的自然上，王禹偁的诗作较之杜甫都还差了很多。
而这还只是杜甫诗集中非常普通的一首作品。
王禹偁能讲“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实则是他没有看清自己与杜甫普通诗歌的真实差距，这种看起来差不多实则差距很大的诗作，王禹偁都看不出来，整个宋朝其实也都看不出来，如果他们连在盛唐时只算个边缘小弟，根本挤不进大诗人序列，甚至挤不进名诗人序列的杜甫的普通之作的技巧和造诣都看不清楚，那么整个宋朝的诗人虽然能感觉到自己和盛唐的差距有多大，却始终弄不明白差距究竟在哪里（如果他们能弄清楚差距在哪里，他们也就不会望唐诗而兴叹了，因为知道差距在哪里，就能弥补这个差距）。
当代诗人里有很多“王禹偁”，觉得自己不差，甚至觉得“似乎比杜甫要强”，事实上，他写得过王禹偁了没？说不定他跟王禹偁的差距，与王禹偁跟杜甫的差距一样远呢。
看起来很相似、很相近，其实还差得远，这种很相似中的不同、很相近中的距离，也许只是一线之隔，但却是很多诗人终其一生也无法突破的。比如在两宋能排进前50的王禹偁连杜甫的平常诗作都突破不了，就更别说杜甫诗中的气象、骨力等真正的特质了。
我们以此来看王禹偁的“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其实是对诗歌艺术追求的一种松懈，是一种低标准的要求，这种本来不能作为标准的标准，当它成了一种标准后，像什么梨花体、乌青体等诗作，都比王禹偁的诗还要“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它们是不是比王禹偁的诗更好呢？这个问题如果由王禹偁来回答，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句之易道，义之易晓”是句文言文，如果把它译成白话文，其实就是“我们把诗写得越简单越好”，在白话文的语境下，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初宋时人们对诗歌的追求了。
事实上，既然连北宋三大诗人之一的王安石都绝望得认为“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那么走不出一条路来的宋代诗人们，有很多人也只好追求“句之易道，义之易晓”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其他的能够去追求。
这种追求导致了什么呢？就是导致了宋诗从一开始就是低格局，然后不断地用相对层面更高一点但绝对层面依然很低的标准来纠正这个低格局，所以从一开始宋诗就是没有希望的。
如果后世诗歌没有更好的发展，那么宋诗还能在文学史上占有很尴尬的一席之地，但如果后世诗歌得到更好的发展，走出更好的路，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史书或文学史的时间跨度越长，宋诗在后世文学史上的篇幅将会越来越短，甚至最后一笔带过乃至于彻底消失……
元明清，就更不必说了。
在《唐诗小赏》里，对五绝和五律进行了排序，五绝分了二十个序列，五律分了十三个序列，虽然它们不是严格的层次等级，但事实上它们也具有了一种隐含的诗艺高低的层次等级。
如果将中国古诗细分等级层次的话，那它可能至少有几十个层次甚至可能达到一百个层次，假设中国古诗有三十个层次，那宋诗从整体上来讲，只能徘徊在二十五名以后。
世上所有的高度和难度都是相对的，如《唐诗小赏》所选的五绝和五律里，杜甫的诗在十个序列之外，他的五绝和五律在唐朝只是个小土包，但对于宋朝来说却被视为一座翻不过去的大山。
这就是宋诗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