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的千年——论中世纪神权与王权的博弈

    中世纪，大概是欧洲历史中最为混乱的时期。其跨越的时间维度之长，与在这漫长的一千年中产生的无数乱象令人震惊，但却又似乎合乎情理，有迹可循。

    “黑暗的中世纪”。被冠上这样的头衔，毫无疑问，人们在这样长的一段时间中发现了无数“黑暗面”。这是必定的。由于欧洲板块特有的地理结构以及地缘政治角度为这片大陆所带来的各方面发展上的限制与特殊之处，欧洲文明始终处在大风大浪的中心。破碎的地域导致的小国寡民的政治形态，多样的地形带来的文化与生存习惯差异，繁多的政权带来的纷争与动乱……一切的一切都使得这样的一千年终将不平凡。不论好坏，也必定在动荡之中度过。而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始，外邦游牧民族与蛮族的大幅迁徙与入侵，以及残余的罗马帝国的分裂，使整个欧洲陷入了一片混乱。在这样的一段时期之中，可以说不论盛衰兴亡，百姓民众都在艰难的求取生存。更不用提及后来长达两百余年的十字军东征，以及席卷全欧洲并带走了三分之一人口的黑死病了。这样看来，这样的一段时期似乎充满了痛苦与不幸，象征着欧洲历史中最为黑暗，最为封闭的血泪史。

    可当真只是如此吗？整整一千年的时间，所孕育的仅仅是黑暗吗？一如中世纪这般极为特殊的时期——文化科学发展停滞，战争不断，思想禁锢……是欧洲历史必定经历的阶段吗？导致中世纪的根本原因，与中世纪最大的矛盾究竟是什么？

    其实大多数的问题，最后都会归结到同样的一个点上——关于王权与神权。当然，神权的体现主要在于教权，也就是基本在那时象征着神的教会与教皇手中。若是我们细细梳理这段历史，便会发现其中重要的转折点，大多都是因宗教而生。克洛维王朝的真正稳固便是很大程度上受宗教影响的结果，而正是从此开始宗教被引入了政治中心。而后来的拜占庭与阿拉伯之争，看似是国家之争，其实便是宗教与宗教之间，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争斗。而十字军东征，则是争斗所带来的结果。其实对于这个问题而言，一切的原因还是在于宗教本身。宗教为何会进入政治漩涡，成为一股政治力量？宗教在后期为何会有那样大的影响力与掌控力？而到了最后，宗教又是如何退出政治舞台的？又为什么经过了整整长达千年的宗教洗礼，如今的欧洲对于宗教信仰却普遍呈现出排斥，而对科学与理性的号召却是最为强烈的？以宗教为主线，为主要视角，我们在其发展与衰落的过程之中，究竟能看到欧洲与欧洲的王权、政权、制度、人文思想、历史变迁上什么样的变化？

    首先，宗教究竟为何会成为影响中世纪变迁与发展的最为核心的力量之一？究竟为什么会成为政治群体，能够左右国家社会甚至欧洲的各方面发展？而这个问题则不免需要联系西罗马灭亡之前，罗马帝国与东罗马帝国的一些历史。其实在古希腊与罗马的时代，欧洲文明最显眼的发展，就是政治制度上的变迁与变革的迅速与其政治形态神奇般的多样性与兼容性。经历了民主、共和、帝国多种关注重点不同，政治形态不同，与处在政治中心的群体，以及阶级分化的不同的各类政体，但最终却没有任何一种政体真正得到了延续。而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其中的原因便会发现，很多情况下，最终出现问题的都是王权，或是任何掌握最大政治权利的群体。罗马的覆灭问题在于上层，正因为真正掌握权力的人才有权利在利益与曾经所谓的“民主”之中取舍，所以往往这个时候不论制度如何，不论所谓的“初心”起点如何，但凡是手握重权的人多出一丝妄念贪念，事态都必将向着一个注定的方向发展。在这样的斗争之中，在这样的发展形态之中，不论开始时是民主共和还是帝制，一个国家的命运与制度几乎已经脱离了关系，而成了下层对于上层在一段时间中无用的抵抗并备受压迫，而上层在下层与自己的既得利益之中做出了取舍，最终王权与掌权者便不再是能够维持发展平衡，维持国家命脉的一个被“委以重任”的群体，而是忽略了这个阶层这个位置本身在保证一种动态平衡与国家运转的方面存在的必要性，忘记了这个群体一旦偏离正常轨道会带来的后果，或是选择性的将其忽视，最终成为了导致王朝国家灭亡的原因。这其实并不能够完全怪罪于王权本身，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王权以及核心权力本身是必要的。在人类社会还没有进化到能够人人严于律己，立己达人，形成一个真正的无政府主义所谓的“桃花源”之前，想要为社会带来秩序，就必定需要国家与王权。王权作为保证秩序的群体，必须被赋予足够的权力。而正是因为这一点的必要性，才导致王权容易在权力的滥用方面产生问题。而不论中世纪从克洛维开始到底神权是为何被引入政权之中，但其实从另外的角度而言，神权被引入政治之中也许是必定的。因为其中有一点极为重要：彼时的欧洲，在外族入侵，内部帝国崩溃分裂，制度衰败，争斗矛盾分裂的情况之下，若是再加上这片大陆本就在地缘政治上吃的亏，那么通过其他的手段想要重新整合起一片比破碎时更加破碎的大陆，是难而又难，难上加难。彼时，可以说宗教就是唯一能够将一片大陆团结统一文化精神的事物，真正将这片分裂的区域重新缝合，真正重塑一个统一的大陆，为政权统一打下必要的基础。就如同秦始皇为了实现绝对的集权而统一文字统一学说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可以说，信仰对于团结一个国家，团结一片大陆的民心，正因为其特殊性质的效果，远比靠着强硬的手段——例如说用武力征服，或靠着利益收买更稳固，直接，简单且长久。精神上的统一的力量是宗教能够有如此巨大的威力的关键，更是将宗教应用进入政治的初始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又因为当时特殊的思想环境，人们对于神的崇拜以及对于神权的崇拜，是从四大古文明的时期便长久的被保留下来的。更别提在痛苦苦难之中寻找救赎的人们，对于精神上的信仰更为需要。对于神的坚信，即使是处于王权与权力中心的群体也是同样。而正是借助这样的一个基础，神权作为了一种直接从思想上对于王权进行制衡的群体出现了。即使是统治者，也希望自己得到神的认可。汉谟拉比法典即使是法律的制定都首先表达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并且，神权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诞生于民众的痛苦与对于神明，对于超脱的希望之中的。在民众之中，在相对下等的群体之中，必定会得到广泛的崇信，成为一种坚不可摧的意识力量。这样的一种由宗教，由信仰带来的意识力量与一种再后来的革命中解放与自由的思想更是不一样，是一种更加直接的，更具狂热性，更容易被掌控的力量。而掌控这种力量的就是任何宗教之中必定有的“教条”。这种教条其实就像是一种法律。但与之不同的是法律只能约束下层人，不能约束上层人。真正想要将法律完全贯彻实行，是需要上层的道德选择的。但教条，则是一种超于法律之上，自带一种信仰约束的“律条”。不论是上层人还是下层人，从思想上，从信仰上，甚至于从畏惧这个角度上来讲，都更能够真正贯彻。如果一个国王没有得到人们心中的神的认可，在神权之中没有同样成为“统治者”，“被神授予王权的人”，那么即使是这个人有权力在手，其统治也可以被神权剥夺。具体的类似案例参考被教皇驱逐而在大雪中跪着忏悔了四天四夜的某个皇帝。神权一旦引入政权之中，其对于双方的调和能力以及统治力是相当强大的，如果真的合理利用，会成为一种很有效的方式，并形成一种很微妙的平衡。而之所以从某种角度上将神权引入是一种合适的方式，也是因为代表神权的，不管是教皇还是教士，在我们普遍的认识之中，都是在神的教条之下在信仰之下有准则，有自身道德与行事律条的群体。相对于容易在权力滥用以及利益取舍上产生问题产生私心的王权，似乎更为可靠，更为稳妥。

    事实上，在一开始时确实如此。初始之时的神权似乎是真的代表了一种纯洁与无私奉献的力量，真正的走入了底层人民的苦难之中，以其舍生取义般的精神感化了几乎半个欧洲的人。那时的教士是真正愿意为了布道与传播上帝之爱而献出生命的忠实信徒。

    但同时，神权又是必定退出政治舞台的。有两个原因，一者：神权作为一个政治群体，没有能够保持其原本应当保持的原则性，没有成为平衡上等与上等的调和方，而是在对神权名号的滥用之下反而成为了一个掌握政治权力与思想精神这两个都极为致命的方面的“独裁者”，以神为名成为更为可怕的在王权之上的“神”权，反而变成了真正的灾祸。而这一点也确实在中世纪的发展之中体现了。不论是对于国王与王权的蔑视僭越与政治上的直接权力，例如发动十字军东征，废黜与封帝的权力，都在后来神权教权的发展之下失控了。甚至于对于科学对于思想的迫害，都成为了后期神权的主旋律。正因为掌控了人们的精神思想，神权成了群众狂热以及群体非理性的直接原因，成为了一种“浪潮”力量。同时，内部信徒早已不是当年那般的虔诚而忠实，而是在政治环境的浸泡之下首先从内部腐坏，崩塌。即使是代表了神的使者的教会与教皇，也终究不是“神”本身，同样不过是有贪念私欲的“人”罢了。二者：神权注定在理性思想的发展之下溃败。从某种角度而言，中世纪之后之所以如今的欧洲在理性思维与科学发展上都如此重视，先进并走在前沿，甚至可以说是在对于神权的狂热之下的一种反弹效应。而真正“用实验检验真理”的思想，想必诞生在黑死病爆发的时期。虽然这本身像是一句玩笑话，但却不无其道理。面对席卷而来的黑死病，神权之下的民众对此的态度无非是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对于神的力量更为恐惧，并更加笃信原罪与神权。变得更加虔诚，一瞬间“忠实的信徒”暴涨。人们纷纷在神的面前祈求自己的平安，神权成了唯一的救苦救难方式。接着，后来一些的时候人们发现这并没有用处，但教徒却依旧可以用原罪与死后的天堂这一类说法挽救。而再到最后，当欧洲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因此而死亡时——想必这三分之一中一定包括一生都很虔诚的神的信徒。人们突然发现，神权根本无法拯救世人。于是，在此可怖的认知之下，与同时大学的产生与亚里士多德理性思想的复兴之下，欧洲只会反弹一般走上逻辑理性之路。神权并不能够长久，也不可能长久。时代思想的进化之下必定会被淘汰。

    可以说，漫长的欧洲历史中，必定会出现一如中世纪一般的伪“空白时期”。这样的一段时期是经历了动荡与制度的混乱而产生，看似空白，实则是制度、文化、思想各方面正潜移默化的改变，漫长的磨合时期。从前的制度不再适用，一个庞大的帝国——罗马帝国就这样崩溃，同时外族在迁徙之下又一次带来文化上的，生存上的争斗与分割，于是在多重的条件冲击之下，再加上西方文明发展本来便具备的不利条件——破碎，差异，矛盾，难以统一，一时间使得这片大陆再难以协调其中的分裂，宗教从某种程度上挽救了这一切。将宗教引入政治，可以是一个意外，可以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但也不乏为一种全新的政治局面的尝试，即使这种尝试最终失败了。同时，中世纪时其特殊的发展轨迹，更是进一步造就了早期的资产阶级，城市，大学，更是随之而产生。这看似在思想文化上为宗教所蒙昧的一千年，实际上却也蕴藏着某种意义上的“文艺复兴”。在科学与神学并行的后期，无疑便是这两者的博弈。而中世纪时的思想演变，更是在大学诞生后逐渐从神学成为了一种哲学，最后回到了早期古希腊时期的自然哲学道路。当神学开始与理性思维相融合，神学家的诞生反而成为了西方理性思想的起源。后期的文艺复兴毫无疑问从此就已经开始，因为从这时开始，亚里士多德，自然科学的思想在逆境中复兴。而再说到制度，从王权开始，最终回归王权。而这时候的王权与从前的制度又一次产生了不同。没有雅典那般绝对的民主，没有罗马难以维持长久的共和，没有斯巴达军国一般的绝对统治，也不再会有一如神权般与王权抗争的群体出现，而是成为了一种在民主，王权之间退而求其次的方式。如今欧洲不少国家都在沿用的由中世纪的等级会议演变而来的议会制度。不同阶层的民众通过代议的方式进一步尝试维持权力之间分配与制衡的微妙之处，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制度之始。

    中世纪，黑暗吗？确实黑暗，无可否认。可中世纪真正的价值与遗产，也许至此也未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