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外交导论》：驳“中国古代无外交”论

《中国古代外交导论》：朱小略 / 上海远东出版社 / 2021-10 /

文丨云海

今天我们对“外交”并不陌生。说起外交，我们的脑海里会浮现各种各样的外交场景：两国元首友好的国事访问；外交人员在谈判桌上的交涉谈判；还有当年“小球”带动“大球”的乒乓球外交，等等。外交已经成为现代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

中国古代也不乏“交往”活动。远到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远交近攻”，到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到宋代签订的檀渊之盟，再到晚清被迫与列强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都能看到外交活动的身影。

然而，“外交”却是直到近代伴随着主权国家的形成才诞生的概念，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鲜事物。在中国，外交更是一个舶来品，是英文“Diplomacy”一词的汉译。正如朱小略博士在《中国古代外交导论》中所指出的，现代语义的外交，直到晚清时才出现。1866年，恭亲王奕忻在请奏中“（陈述）内治、外交各种利弊……”，使用了现代意义的外交，被视为“Diplomacy”与“外交”的正式结合。

恭亲王奕忻（照片拍摄于1872年）

在此之前，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外交”实际上是一个极为贬义的词语。“外交”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墨子》和汉代的《礼记》。《墨子》的《修身》篇中讲到：“近者不亲，无务来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这里的“外交”，实际上特指姻亲关系中的异性，跟现代语义的“外交”几乎没有关系。汉代《礼记》中记载：“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此处说到的“外交”虽然与古代的通使相关，却是一个贬义词，真实意思是出使期间以私人身份与他国君臣交往，这种行为在古代被认为是“贰君”，历代统治者都会将其上纲上线为谋反之罪。所以，即使到了清代，按照律例，违犯“人臣无外交”的人，是要被治罪的。

不仅词义上古今迥异，自近代以来，学界普遍否认中国古代有外交关系。从现代意义的“外交”的本质上来说，外交是“对平等的独立国家间关系的现实，是一种横向的关系。”就此而言，“中国古代没有外交”论的根本依据，是古代天下中没有主权国家间的平等关系，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本质上只是王权的延伸。如徐中约就判定古代王朝只有藩务和夷务，而没有外交关系。

签订《马关条约》

那么，我们今天谈论中国古代外交，谈的是什么？朱小略指出，中国古代外交，本身就是一门“非常规”的交叉学科。这项始于一百年前国际法学界的研究，迄今仍未完全完成其学科建设。《中国古代外交导论》一书，被认为是当代外交学界中，中国古代外交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朱小略指出，尽管现代语境下的“外交”是后起的概念，但《二十四史》中记载的典章制度、盟约遣使、对外政策等外交现象却古已有之。学界使用现代术语来解释古代的政治活动，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而中国古代外交的研究对象，是两个或多个具有对等性特征的政治主体之间展开的官方往来。

书中，朱小略在回顾了“中国古代外交”的学科缘起，阐述了“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理论影响，以及讨论了“中国古代外交”的定义之后，提出了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结构、对象、历史分期、研究目的、史料学原则等一系列理论建构。

张骞出使西域图（莫高窟323窟）摹本

作为中国古代外交的开山之作，该书不乏创见。其中比较有意思的一节是，关于中国古代外交史的分期，朱小略提出了“五阶段”论。第一阶段是上古时期（前770-前221年），其标志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对外关系以及“中国”群体的形成。第二阶段是拟古时期（前220-581年），朝鲜和倭国首见于史录，而以隋朝的建立而终结。第三阶段是中古时期（581-979年），其标志是日本易名，大规模派遣遣唐使；中原王朝与阿拉伯帝国、吐蕃政权、西域诸国等政权之间的密切往来。第四阶段为近古时期（960-1368年），其标志是契丹、女真、蒙古、吐蕃、西夏等诸多政权与汉人王朝的交往，以及蒙古政权主导的东亚秩序的形成。第五阶段是朝贡制度时期（1368-1842年），其标志是东亚地区朝贡制度的完成。

《中国古代外交导论》指出，该项研究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求真”“求善”，也即从古文典籍中求证古代外交的真实面貌，并从中汲取古代外交智慧，进而演绎出外交学领域的“中国学派”；二则是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进行理论铺垫。对外交和国际关系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书中读到诸多前沿的知识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