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匪气：和老师称兄道弟，敢把李鸿章作为垫脚石

晚清拾遗录（三十）：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

光绪二十四年，回光返照的晚清，经历了一场石破天惊的败仗，也在袁世凯的心头，留下了一道迈不过的坎儿。经略半岛十余年，打了半辈子雁，到头来却让雁给琢了眼。袁世凯麾下的谍报网络传递的信息，一再反馈“清朝尽可放心出兵，日军绝无他意”，于是一再怂恿老上司李鸿章迅速出兵，而李亦“调直隶提督叶志超为主帅，率太原总兵聂士成部两千人开往汉城”。不料当清军开抵汉城之日，日军“即出兵源源入朝，抵汉城者陆续增至一万两千余人”，另有大批海军枕戈待发，袁世凯方才明白是中了日军的“诱敌深入”之计。

其后，已成“骑虎之势”的李鸿章，望着暮气沉沉的淮军出征驰援，老臣周馥“当思曲终难奏雅”一语成谶。这场海陆之上的国运之战，清朝一败涂地，袁世凯托庇的淮军集团大厦将倾，李鸿章这棵大树也摇摇欲坠。但是对于做了逃兵的袁世凯，李鸿章只是一番敲打，他总感觉这个“后起之秀”似曾相识，那种“杀伐果断，赌徒姿态”的浓烈匪气，仿佛淮军初建时的那个自己，而且凭借一己之力“诛闵妃一派，驱日军之染指，乘舆张盖，呵殿出入，制五色马旗，建兵船，竖黄龙大旗”，虽无实名却俨然“监国”。

但是，袁世凯的匪气也表现在对待张謇，这位曾经的老师的态度上。初入行伍在吴长庆帐下跟着张謇读书，所以称谓是“老师”亦或是“季直先生”，随后竟改称“季翁”、“季兄”。对于这样的称兄道弟，读书人意气的张謇不能接受，曾写信质问：“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老师’、‘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何故。”袁世凯对于这种套近乎，则习以为常。他的胃口与眼界，也绝不拘泥于这些形式，在他看来即使是幕主李鸿章，也只是实现自己亡清之志的垫脚石。

清廷在甲午战败后，张謇在是年已高中状元，成为名满天下的大才子，自然会写弹劾李鸿章的文章，也就需要有人提供材料，遂与袁世凯重归于好。在京师的松筠庵，徐世昌“联合翰林公三十五人，上书弹劾李鸿章”，参加“打死老虎”的行列，其中有些材料也是袁世凯提供的。千夫所指的李鸿章，言官上奏弹劾，清流写文抨击，袁世凯参与其中打了几下冷拳，取得的效果却是宦海中颇为看重的“投名状”。

最终，“督办军务处”的大臣们，如李鸿藻、荣禄、翁同酥等人，均认为这个后起之秀“熟悉军情”，“娴熟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绿防各营之弊”。能够获得大清“督办军务处”的集体保荐，那个曾经以“埋首书城，磨穿铁砚”而标榜的禁锢式成功学，在袁世凯这里完全失效，立志屠龙之人的铁石心肠，成为那片山头林立的庙堂之上，不得已而为之的妥协与自保。恍惚间，袁世凯或许想起老中堂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活着都不怕，还害怕死吗？”

参考资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册、《张季子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