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读《大学》篇，以为“大学”是士人君子事、乃至是君主事，与黎民之间有所隔阂：有学者为之，不学者则遵从另一套行事体系，与“大学”无关。并引孔子“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自彰，偶尔有沾沾自喜之味。
今次再读，发现首章结尾就点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一是”、“皆以”更是双重强调《大学》篇的普适性。《序》中也介绍到“三代之隆，其法浸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姑且不论三代之况真假，结合此两者可以明白：大学人人可学，无中人以上以下之分，亦即无智力、才力上的要求。“大学”的普适性或许有两个层面：一是与人人相关、一是人人可学。“以修身为本”点出“大学”的前一种普适性，大学之道贯穿于日常活动的终始，是行事之本。
但“大学之道”是否人人可学？《序》中说，“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在朱子的理解中，对于“凡民”之子有才力上的要求，而天子之子则无。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学习“大学之道”并不预设天赋、才力，而是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而大小学所学的内容，在我看来有两层次的差异：
1.小学通俗讲是学习日常的行为规范与技能，也就是“俗”，偏向于个人式的陶铸；大学则最终指向“修齐治平”，是将他者包含在内的学问。
2.小学是学而后能，“知其然”的教育；大学则教授“所以然”。从大多数凡民无需学“大学”来看，“小学”所授已能助人构建、维护日常秩序，满足人之所“用”。这颇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对自己《伦理学》的说明：“许多人不需要学我的《伦理学》就可以在道德上做得很好了，学它只是为了明白道德的原理，并做的更好一些”。而小学大学入学之次序，可以看到从“用”到“体”的上升，这其中或许也蕴含着这样的要求：小学是学习大学的前提、基础。也正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对学生的要求：成年，品德高尚。
大学与政治秩序
再看大小学的内容，其所教所学皆是以心性、伦理为本，而扩至日用、政治，与今天教育所崇尚的内容颇为不同。教育作为国家根本之计，其核心亦反映整个共同体的存在根基：大学以修身为本，正对应国家的建构方式是基于伦理而非利益。这也无怪乎《孟子》开篇便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所以，要理解尊崇儒家的中国古代历史，伦理的角度必不可缺。以前读中国历史，看到“君臣父子”一系列的关系颇感莫名其妙（尤其是看到赐死岳飞一类“君要臣死”的事件时）；现在看来，是自己进入的角度不对，以己夺彼了。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政治是人的普遍事务”，一定程度上仍将政治引向了人之外。人的普遍事务与人本身终究是有所隔阂、区别的，现代国家与“人文主义”的诉求之间的矛盾或许在此可以找到一些解答。
“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开篇就罗列从“物格”到“天下平”的先后秩序，从“修身”到“治人”的本末关系。《大学》中构建起的政治秩序直接诉诸于对人本身的理解、对人与人如何发生关联的考察，《大学》的政治秩序建构于人的主体性之上。
修身或仁义与利之间也不完全是互相排斥的，修身与技艺、义与利也各自构成了体用关系。但这两对体用关系则只是作为补充出现在孔孟之中，《大学》中却未提及。
两种构建体系孰优孰劣尚无定论，但二者并非互相排斥。
明明德
大学之道首先提出三个标准：明明德、亲（新）民、止于至善。
其中最为不解的是“明明德”，何为“明德”？如何“明之”？
宋明理学从理气的角度来解释“明明德”，但大学之道有其普适性，或许不需要繁复的本体论建构。“皆自明也”，曾子所传的第一章落脚于一个“自”上。“自明”也，不从他处求。不仅是本身即有，且本身可自察明。
而明明德似乎有两个层次，一是自明，二是明明德于他者（最大为“于天下”）。这就指明，明德是人所固有、人所共有，即大学之道普适性的第三个层面。大学之道根源于人所固有，且人皆可明之，因而皆可学之；而人之从事、政治之建构正基于此，故而与人的日常相关。
但是“明德”是什么，如何“明之”仍未弄清。
德与仁
在郑开《德礼之间》中提到，德的概念先于仁义等概念。仁智勇等道德概念起始时作为德的一个具体条目而归于德之下，此时的德可以理解为一个宽泛的“好的品德”。
在孔子所著首章中未出现仁义礼智信等诸多德目，但明确的一点是，德或明德皆根源于人本身，不待外求。这一特征被包含于后来的“仁”之中，并构成“仁”何以以为其余德目之根基的基础。
而曾子所传的第一章中，对于德不仅仅是道德层次的理解。康诰、大甲、帝典所要陈述的更倾向于政治或统治合理性的维度，“明”更倾向于对外彰显、表明之意，与“明明德于天下”相近。而“明明德于天下”与“天下平”的相近乃至相同，更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在《大学》首章中，还未直接提出以“仁义”等道德伦理来作为政治秩序的根基，而只是强调了人本身在社会秩序、国家秩序中的主体性与优先性。
更进一步，人的主体性在《大学》篇中并不直接与“仁义”等道德伦理相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