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储建明 2020-02-13 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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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民族精神和历史个性，有着鲜明的人格烙印和独特的精神力量。一是指向人们博爱仁和、礼让达人的仁德思想，二是指向人与自然和合共生、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三是指向面对困难积极修身、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关键词]中华传统文化 仁德思想 生命哲学 进取精神
一个民族安身立命和生存发展的基础是什么，是深厚的文化基因。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因为有着鲜明的人格烙印和独特的精神力量，有着自古以来生生不息、继往开来、富有强大生命力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成果根本的创造力，是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各种文化思想、精神观念形态的总和。就其本质而言，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民族精神和历史个性，具体表现为至今还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深远影响的中华民族所共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格尔茨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行动，甚至我们的情感，像我们的神经系统自身一样，都是文化的产物——它们确实是由我们生来具有的欲望、能力、气质制造出来的。”[1]每一个人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们的任何行为都必然带有深刻的文化印记，这种文化印记构成了人们独特的内在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格尔茨指出的文化对人类行为起着一种广义的中性的规定性作用，不同文化区域内的人们，他们的思维、行动与情感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积淀，自然形成一定的自己的传统与特性，并由此产生相互的共鸣。中华传统文化以圣贤作为理想人格的典范和人生追求的目标，激励人们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完善自身人格操守，提高自身人生境界，其旺盛的生命力对影响人和塑造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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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传统文化是指向人们博爱仁和、礼让达人的仁德思想
中华传统文化有着庞大的思想体系，而核心表现当属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传统的仁德思想是孔子政治学说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两千多年来，它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政治生活，而且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其“仁德”所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爱人”，倡导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关系。孔子认为，自上而下都有一颗仁慈恻隐之心，整个社会才会和睦，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孔子一再强调，践行“仁德”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他多次提及“仁爱”的思想，“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就是说只有仁者才能够慎重地喜爱人，才能够严肃地厌恶人。又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意思是做人却不讲仁，礼仪对他有什么意义呢？做人却不讲仁，音乐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呢？孟子在孔子基础上进一步概括出了“仁义礼智”之“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正是这些以恻隐、羞恶、辞让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内在的道德情感，使人超越了自然状态，并与禽兽区别开来，也使人在任何道德处境中，都保持着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孟子还强调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以及“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充分论证了恻隐之心、不忍之心是仁爱的发端，善行就是要推己及人，仁政就是能博爱天下之人。
二是“守礼”，强调“礼”是仁义教化的基础。孔子努力将“礼”的基础建筑到人的“仁”心之中，以人的仁德之心为动力促成礼乐秩序的重建。它为人们的人际交往提出了一系列实用于日常生活往来的不同于法律制度的行为规范，人们通过这些规范的自觉施行，于潜移默化中受到感化和熏陶，培养起美好的生活情操，提高自身的思想境界和道德品位，进而形成并维护人与人互敬互爱、和谐相处的社会生活环境和良好的社会风气。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自己不喜欢的事，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据《论语·雍也》记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说的是自己要站住脚也要设法让别人站得住脚，自己要事事行得通也要设法让别人事事行得通。这些都是人们应普遍遵循的道德原则。《论语》记载道：“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只有约束自己，按照礼的要求选择自己的行为，才是“仁”。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是不能实行和达到礼的要求的。这说明，礼的具体形式是由仁的内在要求所规定的，离开了仁，礼就失去了意义而徒具形式；仁是内在的要求，礼是外在的表现，二者互为表里，密不可分。仁是礼的基础，礼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制度上礼节上的具体要求和规定，必须建立在内在的仁爱的基础之上，依礼而行是仁的根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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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立信”，诚信是立国、立身的根本，也是人们各种社交活动的重要基石。立信，对于孔子而言，不仅是个人的美善品德，而且是基本的政治原则。子贡请教为政的要点，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点，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它既是指一个执政者或一个政权，如果在民众中丧失了信誉，没有了威信，是不可能长久立于社会的；又是说一个普通老百姓，如果不讲信用，也是不可能与他人和谐相处立身于社会的。
四是“行善”，君子的最高德行，就是偕同别人一道行善。“仁”是人的本然之善心，是人本来就具有的善良意志，是人的本质之所在。孟子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说的就是君子最高的德行就是同别人一道行善。道德完善作为一种人格特征，作为一种优良的心性修养，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世人所具有的一种执着品质。所以，努力提高自身的修为，挖掘自身的潜力，清除我们的心灵和肉体中的尘沙，回归到“善”的本性，做一个有利于社会的人，这是幸福美好的人生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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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传统文化是指向人与自然和合共生、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之中的重要思想，最早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儒家思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道经》）“道”是在所有万象之先就已经存在的，“一”为一气，是成为万物根本的那个元气，有此元气，万物才能化生，而生命则是道在世间的具体体现。老子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道德经·道经》）“道”是对自然欲求的一种顺应。任何事物都有一种天然的自然欲求，谁顺应了这种自然欲求谁就会与外界和谐相处，谁违背了这种自然欲求谁就会同外界产生抵触。因此，天人合一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而且是一种状态，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思想核心与精神实质，它首先指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其次表明人类生生不息、则天、希天、求天、同天的完美主义和进取精神，第三体现了中华民族世界观、价值观的思维模式的全面性和自新性。
《礼记·大学》有云，“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三个“新”字，本义是指通过洗澡除去身体上的污垢，使身体焕然一新，引申出来就是指精神上的洗礼，品德上的修炼，思想上的改造。《周易大传·革卦·传》主张进行社会变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不矣哉”，这是强调变革是自然界与社会的普遍规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周易》就认为太极是天地的根源，天地是万物的根源，“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周易大传·序卦》）。这就肯定了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的产物，人类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为，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为，而况于人乎。”（《易传·文言》）“先天”引导自然，“后天”随顺自然，“先天”与“后天”的关系，一方面是说人在自然变化未萌之先可以调整和引导自然，另一方面在自然变化既成之后又必须遵循和适应自然，这种关系讲究天不违人人不违天，天人相互协调，不失为一种全面而辩证的中国古代哲学观点，成为一条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道路。
“天人合一”的思想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认为自然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人们应该根据自然的变化来调整并规范自己的言行。它强调天与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自然和谐关系，倡导把人看做宇宙自然的一部分，在实践中达到主观与客观、情感与理性、权利与义务、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天人合一”的思想，一方面强调天是万物之起源，另一方面又强调人事的作用。从当时的农耕社会现状来看，如果人们及时播种，适时耕作，顺应自然，就可以解决吃饭问题，否则就难以生存。这种观念意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指导人们的生活实践，促使人们去研究自然的规律，带有一种朴素的唯物精神，孕育出一种精神文化的现象，一种文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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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华传统文化是指向面对困难积极修身、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中华传统文化历来十分强调道德的修身功能，即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启发个体的内在道德自觉，督导个体不断进行自我道德品行的修炼．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良知的人。孔子的儒家思想强调“修己以敬”作为君子的第一步，要求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以诚敬之心来进行自身的道德修炼，这样的思想成为了 “内圣外王”的根本特征。所谓“内圣”就是内以修养自身品格，以期成就圣贤人格；所谓“外王”就是外以平治天下．以期建立不朽功勋，从而造福黎民百姓。儒家经典著作《大学》详细阐述了儒家思想“以修身为本”的德育纲领和步骤，“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意思是说道德修养必须从“格物、知至”开始，由认识道德规范逐步转化为形成道德信念，以至“意诚、心正”，才能最终达到约束自身行为，即修身的目的。同样，《大学》中提到的“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就是上自国家领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必须以修养品性为根本。孔子告诫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孔子把道德修养、读书学习和知错即改等问题相提并论，揭示出积极修养的内在联系，指示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改正自己的过失或“不善”，才能不断完善自己和丰富自己。
在自我修身的过程中，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常常主导和推动着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体现出勤勉稳健、勇猛深沉的前进精神。孔子一生奔波，以周礼匡扶乱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论语·宪问》），“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孟子则从人格修养出发提出了“我善养吾浩然之正气”（《孟子.公孙丑》），他鄙视“以顺为正”，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生活准则。《易经·象传》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表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天体运行无休无止永远向上来激励人们积极有为敢于进取。虽然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早就存在致虚守静、涵虚无为的另一倾向，特别到宋代周敦颐受道家影响提出“主静”之说，形成刚柔、动静、有为与无为等一系列辩证对立相辅相成的思想，但是在民族存亡关头，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之精神一直是激发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蓬勃发展的动力之源，是广大仁人志士坚持正义、坚定不移地追求理想信念成就伟大事业之壮志豪情。
霍尔在《超越文化》中指出，“文化是人的中介。生活的一切方面，无不受文化的触动，无不因文化而改变。”[2]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独特内涵，都有自身特有的灵魂、价值和思维方式，因而对自然、社会和人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方式和不可替代的处世态度。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来所形成的追求美好人生的仁德境界、天人合一的和谐哲学、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等等，潜移默化于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中，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生存哲理，是当代中国人必须予以传承及发扬的优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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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63.
[2][美]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