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有点女人的气质，你越向她求爱，她就离你越远。
——弗兰西斯·培根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年1月22日一1626年4月9日)，第一代圣阿尔本子爵(1st Viscount St Alban)，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散文家、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实验科学的创始人，是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又是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主要著作有《新工具》，《论科学的增进》以及《学术的伟大复兴》等。
培根12岁入剑桥大学，后担任女王特别法律顾问以及朝廷的首席检察官、掌玺大臣等。晚年，受宫廷阴谋被逐出宫廷，脱离政治生涯，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活动，写成了一批在近代文学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是《伟大的复兴新工具论》。另外，他以哲学家的眼光，思考了广泛的人生问题，写出了许多形式短小、风格活泼的随笔小品，集成《培根随笔》。1626年3月底，培根由于身体孱弱，在实验中遭受风寒，支气管炎复发，病情恶化。1626年4月9日清晨病逝。
尽管培根的政治生涯存在着一些道德上的瑕疵和有争议的问题，但是他在学术思想上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人。
培根的天才不仅仅在于他是一个杰出的哲学家和科学家，而且在法学，政治学，历史学和文学都颇有造诣。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成为近代科学理性打破宗教迷信的第一声呐喊，直到现在也震耳欲聋。
培根的代表作【新工具】中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批判以及系统的制定的科学归纳法和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说他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四假相
培根认为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追求知识，而“知识就是力量”，人只有通过认识自然才能获得支配自然的力量。
认识自然就要发现自然的规律，而要想对自然“形式”的认识，就必须消除阻碍科学发展的各种思想障碍，以及在研究方法上进行彻底更新。
培根认为研究自然的首要工作就是观察自然，然而以往人们对自然的观察往往受到包括经院哲学在内的各种思想偏见的蒙蔽。
培根把这些偏见称为“假象”，它们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族类的假象。人作为一个族类，所有人都无法超越作为人本身的思维方式。例如人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带有目的，于是人们就习惯于把自然事物也看做是有目的的。
第二类，洞穴的假象。这是指个人受习性，环境和教育的影响而产生的偏见，就像每个人都居住在自己的“洞穴”里，这就造成了认识的偏差。
第三类，市场的假象。这是由于语词的误用而引起的谬见，人们相互之间的思想交流过程就如同市场上的物质交换活动一样，如果使用不当就会造成理解的偏差。这一点在经院哲学的各种空无内容的繁琐概念中表现的极为明显。
第四类，剧场的假象。它源于人们对权威，教条，传统的哲学体系的盲目信仰，人们往往不知不觉地对各种哲学体系的“剧本”信以为真，丧失了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
培根强调科学知识必须以自然事物作为研究对象，以感觉经验出发，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实现对自然“形式”（规律）的认识。真正的科学认识应该才感性材料出发，经过理性的归纳而逐步上升到真理性的认识。
从这里可以看出培根既强调起点必须是经验，又强调理性的作用。
科学归纳法
为了寻找一种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培根针对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而撰写了【新工具】一书。
这本书主要是为了说明研究自然科学必须采用基于切实的感性材料之上的归纳方法。
这种方法以感觉经验作为起点，以观察实验作为手段，尽可能排除心灵的自由臆断和僵硬的三段式推理，通过逐渐归纳而上升到普遍公理。
在【新工具】的第二篇中，培根详尽的阐述了他的科学归纳法，这种方法就是为了从若干个别事例中发现普遍的因果规律。
培根以热的“形式”为例，介绍了科学归纳法的不同步骤。
首先是收集感性材料，为此他列出了三个表。
第一个是本质表（培根列举了28条样式不同但同样具有热的例证，如阳光，火，热水等等）；
第二个是差异表（培根列举了32条与上述例子相似但缺乏热现象的例证，如阳光和月光都是光，但阳光热而月光不热）；
第三个是程度表（培根列举了41条在同一条件下按其不同程度而具有共变关系的热的例证）。
在可能详尽的列举了有关例证之后，再通过分析，比较，排除来对这三个表中的例证进行归纳，从而得到“关于热的形式的第一次收获，即对热的形式的初步规定”。
在“第一次收获”之后，再进一步对运动本身进行限制，找出具体的种和属差，最终得出结论：“热是一种扩张的，受到抑制的，在其斗争中作用于物体的较小分子的运动。”
培根的这种科学归纳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为近代归纳逻辑奠定了基础。
朴素唯物主义
培根强调自然界具有支配万物及其性质的客观规律，他虽然沿用经院哲学的概念把这些规律称为“形式”，但是却坚信这些规律不仅寓于客观存在的个别事物之中，而且也可以在思维中被认识到。
他不仅承认物质自然界及其规律的客观实在性，而且还认为自然界的物质微粒是永恒存在和自己运动的，物质运动的形式具有多样性。
与以往的哲学不同，培根把哲学的焦点转向了精神与自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转向了认识论问题，开创了近代哲学的崭新形态和经验论的认识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