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卡尔·波普尔有一个洞见：人类是容易犯错的物种，这是人类固有的特征。我们都摆脱不了“可错性”（fallibility），就是说人永远可能会犯错。这在今天已经是常识了。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常识，包括人们常说的“试错”方法和“纠错”机制，是经过了一番惊心动魄的论辩之后，才成为常识。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波普尔的贡献。
波普尔最著名的“证伪主义”理论，它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科学理论的标志不是它能够被证明是对的，而是它可以被证明为错的。
科学家当然会努力证明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波普尔也从不反对这一点。但他进一步追问：科学中所谓 “正确”究竟是什么意思？
波普尔回答：科学的正确永远是一种不彻底的正确。要理解这个“不彻底”，我们可以回到波普尔思想的起点，看看他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
让我们穿越到1919年，那一年波普尔17岁，遇到了两件事，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件事，波普尔遇到了精神分析学派的大师，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成为了他的助手。但他很快发现，精神分析学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实证据，都能自圆其说。
比如，一个人把别人推到河里，这是他性压抑的表现；如果这个人把一位溺水者救上岸，又可以解释为性压抑的“升华”。你看，无论发生什么，性压抑理论本身都不会出错。这种总是正确的理论是真正的科学吗？波普尔产生了怀疑。
第二件事，也是在1919年，波普尔开始热衷于爱因斯坦的理论，爱因斯坦提出了三个推论，根据其中一个推论，在日食的时候，通过观测太阳附近的光线，就可以来检验广义相对论的预测究竟对不对。
1919年5月29日的日全食中，英国科学家观察到了光线在引力场中的偏折现象，这符合爱因斯坦的预测，广义相对论第一次得到了经验证明。这个事件轰动了整个世界。但让波普尔感到震撼的不是实验结果，而是爱因斯坦本人的态度。
在实验之前，爱因斯坦明确表示：首先，如果观察的结果和理论预测不符合，那广义相对论就错了。而且，即使观察结果符合理论预测，也不意味着广义相对论就是绝对正确，无法超越的理论。
爱因斯坦当然不希望自己的理论被否定，但他不仅没有回避经验检测，还明确提出了被经验证伪的可能，而且他绝不言称自己的理论是真理。这种态度，与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一个理论算不算科学理论，首先不是看它的对错，而是要看它是否能够接受事实的检测，是否可能被证伪。波普尔认为，这才是区别科学与非科学理论的试金石，他把这叫做“可证伪性”。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科学理论就不会是“彻底正确”的，因为它自身就包含着被证伪的可能。
爱因斯坦还表达了一个想法，说即使观察结果和理论一致，也不能证明理论就是绝对正确的。波普尔从中得到了启发，意识到证实和证伪是不对称的。什么意思呢？你看，一个理论被证实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也不能证明它绝对正确，但只要被证伪了一次，它就被推翻了。
这种不对称性，就对科学传统的“归纳法”构成了挑战。所谓归纳，就是从已知的事实中总结出普遍的规律。比如看到一只天鹅是白色的，一百只、一千只、一万只天鹅都是白色的，于是就归纳总结出一个普遍命题：凡是天鹅都是白色的。但其实谁都无法保证，会不会在某一天遇到一只黑天鹅。
但是问题来了，如果归纳法不可靠，那怎么解释科学知识的成长机制呢？难道要把被反复验证过的科学知识全部推翻吗？
波普尔提出了一个解释方案，他说，传统观点认为，科学发现是靠归纳，就是观察事实-归纳理论-证实理论。其实并非如此，科学发现的逻辑应该是这样：先提出问题，然后针对问题提出理论猜想，再用事实证据来检测这个猜想。如果检测和猜想相符，就保留这个猜想，如果一直没有反面的证据，就一直维持这个猜想的暂时有效性。如果出现了反面的证据，我们就放弃这个猜想，构想新的理论，进入下一轮检测。科学发展就是一个猜想与反驳的不断试错的过程。
这样，波普尔就重新定义了科学发展的逻辑，用“可证伪性”代替“可证实性”，避免了归纳法来动摇科学逻辑的基础。
但这也意味着，科学无法达到绝对真理。如果一个理论始终都没有被证伪，能不能说它就是真理了呢？不能。因为没有人能保证未来会不会遇到反例，会不会遇到那只黑天鹅。所以，就算某个理论猜想碰巧是永恒正确的，我们也无法确认这一点，因为未来有待检验的案例是无限的。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永远只能获得暂时的正确性，这就是“不彻底的正确”的深层含义。
就这样，波普尔改变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科学理论不是真理，只是一些尚未被证伪的假设。
在波普尔看来，科学是一种特定的认知方式，但并不是启蒙传统以为的那样，能够在思想领域一统天下。有些思想传统虽然不是科学，但本身有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有些还可以成为科学猜想的灵感来源。比如宗教、神话和形而上学，包括之前说到的精神分析学，都属于这一类。
所以，在波普尔的词典里，“科学”并不是“有意义”或“有价值”的同义词，也不是“正确”或“真理”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