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们叫子女，他们叫父母；
有时，我们叫美国，他们叫茅坑国；
有时，我们叫妇女，他们叫男人；
有时，我们叫白人，他们叫犹太人；
有时，我们叫中产，他们叫低端。
快要到美国各大学放榜的所谓“三月疯”季节了，就拿华裔最关心的藤校录取时族裔比例的问题来引出这个话题吧。直到上个世纪中期，这些学校的学生中亚裔、非裔、西裔以及中东人种的比例都还很少。但那时已经有别的猫腻。在新教徒一统天下的地区，录取官自然会睁大眼睛去识别天主教，那些爱尔兰姓、意大利姓、波兰姓被打入另册，明里暗里被歧视一下算是公开的秘密。犹太人当然更不在话下，连掩饰都是多余的。
“我们”（昂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和“他们”（其他一切）之间分类的合理性甚至可以直接引用官方统计数据来支持的：西西里人犯罪倾向高，犹太人不择手段逐利......
从五百年前的威尼斯ghetto（犹太人聚居区）到今天的shithole，世界一直没有停止过把自己划分成“我们”和“他们”。
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有句著名的问句，“今天的里亚托桥上有什么新闻？”400年后，大诗人艾略特在一首诗开篇说，“曾经有一次在里亚托桥上。”
里亚托桥引出来的是一件事，“他们”——犹太人。
观看《威尼斯商人》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去体验夏洛克的感受，是最重要，也是非常奇怪的经历。
他的仆人小丑高波寻思着逃离抠门的主人时，他的女儿杰西卡从父亲阴暗的住宅里逃走，奔向情人的怀抱，并声称“我亲爱的丈夫拯救了我，把我变成一名基督徒”时，我们会笑。当他坚定地在靴底磨刀嚯嚯时，我们会颤抖。当聪明的波西亚用法律细则击败他的谋杀企图时，我们拍手称赞。这位犹太人绝不肯放弃的法律条文的字面意义，一步一步也从法律的字面意义上被消解，这历来被称为诗意的公正。然而这诗意没有让我们感到轻松。
我们拍手称赞的是什么，为之微笑的是什么？是为犹太人的女儿盗走父亲的财物投向一个攀高枝求包养的基督徒小鲜肉？ 为犹太人遭受基督徒的讥讽嘲笑，被吐口水？而最后，法庭上那一幕，当波西亚智胜时，这位已经被彻底摧毁的人还要服从最后一个判决，改信基督教。这还没完，还要回答波西亚的提问“犹太人，你服是不服？” 犹太人丢了官司，丢了女儿，丢了钱财，丢了信仰，丢了复仇的希望，最后还要“我服。”
看戏的过程，每个观众所经历的开心、喜悦、不解、不适的混合体验，其实只是所有人一生中都要经历的一个缩影。人生的全本通常更像一个偶然，出身、宗教、年代、身份，没有一样轮得到你来选。当我们降临人世时，只成型了一部分，余下的部分，得交给文化。历经千万年的文化中，不可避免地，既有养料也有毒素，没人能够躲得开。
排外，即是文化传承中非常复杂的一部分，其基础大概是黑猩猩消灭异类的本能。但这样的传承不应该成为人类不可避免的宿命。
十七世纪的威尼斯有一首希腊文的诗，它吟诵一位与上门兜售点心的希腊东正教糕点师相识相恋，最后私奔的犹太女子。诗歌以女子的皈依东正教以及与糕点师的婚礼结尾，尾声是一部合唱，唱词是羞辱那女孩子悲痛欲绝的母亲。这诗后来还出现过很多变种版本，每一版的重点，是对母亲的羞辱节节攀升。直至合唱中提到她未来的外孙，可能会长着犹太人的脸庞，但会有一双海蓝色的眼睛。
诗人的用意其实已很难揣测，他不遗余力地展示犹太母亲的痛苦，似乎超出了嘲讽和羞辱。不妨揣测这就是一位天才诗人，在面对复杂的世界时，做了天才诗人应该做的
截至1516年，威尼斯的犹太人都可以在城里任何他们喜欢的地方居住。而这一年颁布的一条法令，将他们统一赶到了一个废弃的铸铜厂，只能在那里居住和礼拜。后来的贫民窟、犹太人聚居区“ghetto”一词，就源自“geto”——威尼斯语中铸造厂的意思。
允许他们在那里开当铺、放贷，白天也可以出来，到城市的其他部分从事法律规定的有限工种——买卖二手衣服、在希伯莱书籍的印刷厂里做工、教授音乐和舞蹈、以及行医。只是一到晚上，他们必须赶回ghetto，届时整个区域大门紧闭、上锁，由专人把守。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守门人的工资还得犹太人自己来出。 夜间唯一的例外是犹太医生，在他们的基督徒病人需要他们时可以离开。
所以2016年的威尼斯挺尴尬的。在热衷于庆祝各种周年纪念的今天，五百年无疑是个大庆年，可是这ghetto五百年怎么庆呢？
其实放到1516年的历史框架下，ghetto算不得多大的耻辱。相反，它可以说是一个聪明的折衷方案，怎么与“我们”极不喜欢的“他们”，以我们能够容忍的最大限度，来和谐相处并互相受益。威尼斯在思想自由、经济繁荣方面的前卫也许正在于此。当时的意大利以及欧洲其他地区，不乏游方传教士四处鼓动民众，让他们起来要求政府驱逐犹太人，更极端的，烧犹太教堂，烧《塔木德经》，关学校，禁止拉比从业。所以，当 ghetto 在威尼斯被创建时，尽管夜里看似把他们“关起来”，但某种意义上也不啻为一种保护。
ghetto以这样一个妥协的形式，既非融合，也不驱逐，让“我们”和“他们”共生。
一本叫做《意大利的历史》（“The History of Italy”，1549）的书，对威尼斯所提供的这种程度的“自由”，有过有趣的描述。书的作者，也是著名的历史学者威廉·托马斯直接把该书所记录的对象称为“陌生人的自由”，也就是本文所说，“他们”的自由。
书中说，那里没人会对他人的所作所为做出评价，也不会有人去干预他人的生活。你可以是天主教徒，也可以是福音教徒，没人会在意。或者你是犹太人、土耳其人、或者信仰魔鬼的人，你都是自由的。总体来说，那个社会的每一方面都如此，没有人会冒犯到任何人。这也是为什么那里吸引了那么多的“他们”。
这段描写听起来有点像后来一度的美国。可是繁华的威尼斯衰落了，灯塔般的美国听说也不再伟大。
与这段描述相反的，是一位威尼斯人对文艺复兴时期伦敦的观察。他被当时英国人的惧外和仇外深深地震撼了。“外国人在伦敦是不被喜欢的，所以聪明的外国人会穿英式服装，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开口说话。”
作为这个背景下的英国人，莎士比亚通过一部戏，在对仇外心理的折衷妥协基础上，表达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追求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了。
作为商贸货物集散地的威尼斯，它拥有众多的贸易伙伴，这当然得归功于威廉·托马斯所谓的“陌生人的自由”。 为了确保物权在人们心目种的信心，其法律就不得不将合同所涉的基督徒与“他们”同等对待。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在那个到期契约的纠纷中，他在法庭上拥有完整的法律地位。
夏洛克一上法庭就通过系列的反问，直击主题:
“为什么不给他们（奴隶）自由？为什么不让他们与你的后代结婚？为什么要让他们为你劳作流汗？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床铺得像您的一样软？”
是啊，为什么不？这是我们现代人的回答。
但夏洛克的要点不是解放，是契约。正如“奴隶是我们的”一样，“我要求的他身上那一磅肉，是我付出代价买下的，是我的，我要得到。”
有毛病吗？这仅仅是他对物权的捍卫。
当然，这里的界定必须是绝对而狭义的。在这个狭义范围之外，他与“我们”之间，不存在不言而喻的信任，也不存在共同的价值观，或者公认的平等。一旦这件事从民事纠纷移向刑事案件——也就是说，变成了犹太人企图谋害一名威尼斯基督徒的性命——夏洛克便不再是安东尼奥的平等对手，而是我们一直对他认定的角色：无法教化的异类，他们。
在包容这个问题上，《威尼斯商人》仿佛显得很悲观。无论是在闹市还是在法庭，两种信仰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夏洛克希望合法地利用契约的字面意义来毁灭自己的敌人，波西亚依靠智商成功反击，用敌人的方法技高一筹击败了敌人。
这出喜剧的目的，是以金钱、对爱的向往、以及强大的法律来取代暴力和残忍，最终这些力量足以将异类——“他们”——归化，融入“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这是唯一的手段，从夏洛克女儿私奔嫁给基督徒，到他自己面对法庭裁决的威胁，其结果都是被归化。表面上看，既避免了流血，也消除了仇恨。
但是法庭上的裁决并没有真正定义这出剧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第一次看戏时对夏洛克的同情，甚至对他复仇心理的理解，一直困扰着我。这个同情和理解跟自己的种族和信仰没有关系，这个问题在我成长的年代是不存在的，虽然也有56朵花，但所有人都只有一种信仰。所以这出戏的“狡猾”之处，也许在于，它搅扰了每个人，无论你是谁都会不舒服。如果夏洛克行为端正，老老实实做一个滑稽的小角色，情况可能会完全不一样，也许《威尼斯商人》便会跟《无事生非》一样，就是一部喜剧，不大会扰人不安。
莎士比亚成功地展示出了夏洛克身上尖刻的幽默感，恶毒下面隐藏的痛苦，他对于自己智慧的骄傲，以及他的孤独。我们在自己身上找到了同样的品质，以及生活里经历过的诸多细节。夏洛克既好攻又善守，既对他人苛刻，又对自己防护有加，就像威尼斯的ghetto。莎士比亚在一个本身充满了种族敌对的戏剧里，想要拆毁人心之间的那堵墙。
而为了这个目的，他却没有塑造一个可爱的“他们”——他的犹太人是个恶棍，一个有明显谋杀动机的坏人——他给夏洛克赋予了非常之多的戏剧张力。如果在普通人中做个调查，《威尼斯商人》留在你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对白有哪些？我猜大多数人会出乎自己的意料，发现头脑里回响出的台词都是夏洛克的，“你们说我是信仰错误的人，凶残的狗，你们往我的犹太人袍子上吐口水”；“犹太人没有眼睛吗？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性？”；“如果你刺我们，我们不会流血吗？如果你挠我们痒痒，我们不会笑？”这些当然都不足以消除人们对他的恨。可是，一种不安却被撩拨了起来，很难平息的不安。
原本只是要在一部意大利小说《大羊》（“Il Pecorone” ）的基础上写一部喜剧，然而在写作中审视这个被人唾弃的恶棍的灵魂，应该是搅得大师不安。
“你服不服？”“我服。”
通过想象力来创造生命，是人类的重要品质之一，可惜我们大多数人不具备那样伟大的天才。为着各种各样的限制，我们很难进入他人的体验，凭借伟大的艺术，我们可以打破一些限制，唤醒这样的体验。莎士比亚之所以伟大，不是他为我们提供了矛盾的解决方法，而是他通过作品唤醒了一些沉睡的意识，搅得我们不安。为我们提供了从思想的ghettos中逃离出来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