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镜是雍正的宠臣，他和李卫、鄂尔泰都是雍正心目中的“模范督抚”。田文镜更是被雍正誉为“天下第一督抚”。
他们三人都不是科甲正途出身，田文镜是康熙二十二年以监生身份出仕的（据说这监生也是花钱买的）。
他在福建长乐县当了一个小县丞 ，干了九年才升为山西宁乡县知县。
后来又用了十三年的时间才升任直隶易州知州。田文镜只干了一年知府，就调到京城任吏部员外郎。
有意思的是和他齐名的李卫，也是花钱买的官。李卫一起步就是兵部员外郎，而田文镜却苦熬了23年。
田文镜在京城一呆就是16年，康熙帝死去时，他已是61岁的老人，但一直没受重用。
究其原因，主要是康熙帝以宽仁为政，“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所以生性刚直、严于执法的田文镜就入不了康熙帝的法眼。
而雍正皇帝的即位为田文镜带来了升迁契机。
雍正皇帝用人不拘一格，并不喜欢那些科甲正途出身的官员，他认为 “正途出身人员，往往结党营私，扰乱国政，反不若授职富人，籍以牵制科甲，庶合于先圣人立贤无方之意”。
他继位后一改康熙帝的“宽仁”政风，力主严猛为政，整顿吏治，厉行新政。
雍正帝厉行改革，首重用人，继位之初即大力提拔重用忠诚可靠的能臣贤吏。
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田文镜走进了雍正帝的视野。
雍正元年，田文镜奉命祭告华山，由于敢于揭告山西巡抚德音匿灾不报而被任命为山西布政使。
这是田文镜仕途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他扶摇直上，一发不可收拾。
雍正二年正月调河南布政使，八月署理河南巡抚，十二月实授。雍正五年七月特授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衔。雍正六年五月又加授为河南山东总督，而河东总督这一职务是为他特设的。
田文镜秉性刚直，严于执法，加上基层干了二十多年，积有丰富的行政经验，老成干练。对雍正帝的知遇之恩，自然是感激涕零，舍身相报。
他在河南不遗余力地推行雍正的各项新政，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士民一体当差、整顿吏治等都卓有成效。走在各省的前列，因此被称为“模范督抚”。
客观上看这些政绩也给河南老百姓带来了好处，但田文镜为人严厉峻急，措施过于严厉，以致于他在河南招致广泛的反对和怨恨，被称为“酷吏”。
田文镜是清官不假，但要说他是个好官，还真算不上。他在治理河南期间，也有一些败政和过失。
顺治、康熙和雍正都力主开荒，雍正帝认为诸事中“惟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
于是，田文镜就积极在河南展开开荒工作。他所奏报的河南开荒数目竟占整个雍正年间报垦总额的94%，数目惊人，明显是在捏造。
这些虚报的荒田，数年后即征收钱粮，势必加重了河南农民负担。
田文镜发迹于雍正元年揭发山西巡抚匿灾不报，而几年后田文镜在河南也做了件匿灾不报的缺德事，让他人设崩塌。
雍正八年，河南许多州县水灾严重，粮食歉收，雍正帝下令被水州县减免漕粮。
田文镜却奏称“豫省连岁丰收，今春二麦又稔，民间家给人足，虽夏秋雨水稍多，而高阜地面仍有十分、九分、八分不等，即使低洼处所亦有七分收成，实未成灾。"
他不仅没有减免灾区钱粮，反而严催州县征粮，致使许多灾民流落他乡，逃荒乞讨，留守的灾民很多人只得鬻卖子女来活命。田文镜不仅不想法帮助灾民赎回子女，反而去捉拿牵线的中间人。大量饥民无法生存，只好聚集在地主富户处闹事。
别的不说，就这件事，田文镜算是一个“青天大老爷”吗？
事后雍正帝并没有深究田文镜的责任，而是百般袒护，认为是由于田文镜年老多病，精力不济，为属员所欺造成的。
这么大的灾情田文镜怎会不知情 ，他还是过于迎合雍正了。
雍正帝十分相信“天人感应”，他认为只要大臣们公忠体国，实心任事上天自然会眷顾佑护，降祥瑞以嘉示。
既然雍正帝喜欢“祥瑞”，而田文镜也深能体会君心，不断上报吉兆为雍正帝造势，形成了君臣一唱一和之势。
仅雍正三年到雍正五年，田文镜就向雍正帝进献祥瑞六次，什么“一茎二穗三穗之禾”都成了祥瑞。
这些奏报不仅讨得雍正欢心，而且也让他觉得田文镜是位为国为民，尽心尽力的能员大吏，故而雍正更加宠信田文镜。
而水灾等灾异是败政的象征，是“上天”对治理者不满意的警示。被皇帝树立为榜样的河南出现了水灾，那么不仅是对田文镜治理成绩的否定，也是雍正帝用人政策的失误。
这是田文镜所极不愿意看到的。
在《雍正王朝》里田文镜曾自称他一头想着皇帝，一头想着百姓。
其实他心中只有雍正帝，没有别人。他不是科甲出身，也没什么朋友，在政治上是个“孤臣”。他一生没有子嗣，在家庭上没有牵挂。因此他就一门心思效忠恩宠他的雍正帝了。
“此心惟知有君，而不知有人；此心惟知有君，而并不知有己”，这是田文镜的原话，他对雍正帝称得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说到底，田文镜只不过是雍正的最忠实奴才罢了。
即位后的乾隆帝对田文镜瞧不上眼，他指责田文镜“苛刻搜求，以严厉相尚，而属员又复承其意指，剥削成风，豫民重受其困。”
他还给雍正的三个宠臣排了个位次：田文镜不及李卫，李卫不及鄂尔泰。
乾隆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