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二）

王莽摄政及代汉，不仅没有使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得以缓和，反而愈益加深了。还在他摄政刚刚四个月，宗室刘崇因不满王莽专制朝政，遂与张绍合谋起兵攻宛（今河南南阳）。第二年，东郡太守翟义移檄郡国，以王莽“毒杀平帝，摄天子位，欲绝汉室”为号召，发兵十余万讨伐王莽。槐里人赵明、霍鸿等人，在关中起兵响应。王莽惊恐万状，立即分派王邑、孙建、王奇、王级领兵镇压。王莽建立新朝那年，又有宗室刘快起兵胶东。

这些反莽的兵火，大多属统治集团内部相互火拼，表明王莽代汉与正统观念格格不入，给新莽政权又蒙上一层阴影。

新朝面对深重的社会危机，加以新的政治动荡，一开始就陷入重重困境。为了摆脱危机，稳定政局，集中权力，王莽登位后，即下令改制。主要内容有如下几项。

改变职官制度。在中央，设“四辅”，位上公；又设“三公”、“四将”，合十一公。“三公”之下，设九卿，分属三公。九卿之下又有大夫、元士之设，分主中都官诸职。此外，还有“六监”，位皆上卿。在地方，仍然实行郡县制，郡守称“大尹”，县令长称“宰”。王莽仿效古制，对职官制度作了较大改变，职官名称及秩名也都全部更改。

推行“王田”制。王莽认为，土地兼并起于“废井田”，造成弱者无立锥之地。他企图通过恢复井田制，解决土地问题。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下令推行“王田”制。法令规定，凡男子不满八口之家，占地超过一井（九百亩）的，必须将多占土地分给九族，或者乡里；没有田地的，按一夫一妇百亩之制，授予土地；土地不许买卖。这个规定直接损害官僚贵族、豪强地主及商人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的反对，结果只推行三年即告废止。

禁止买卖奴隶。西汉末年，随着土地兼并加剧，奴婢数量不断增加，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与推行“王田”制，同时，又改奴婢为“私属”，禁止买卖奴婢，以维系小农“王田”制同时，又改奴婢为“私属”，禁止买卖奴婢，以维系小农经济，保证农村劳动力。但是奴婢买卖并未停止，犯禁者数不胜数。因此，天凤四年（公元17年），又重申禁止买卖奴婢，规定“一切调上公以下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

（《汉书·王莽传》），即通过加重征收口赋的办法，制止买卖奴婢，然而收效仍然不大。

实行“五均”、“赊贷”、“六笔”政策。这是一项工商市场管理政策，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开始实施。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临淄、邯郸、宛、成都等城市，设置五均官，称为“五均司京师”，由长安东西市令、其它五大都市长充任，管理五谷、布帛、丝绵等物价。五均官在每季的第二个月，要定出各种货物的标准价，以稳定市场的价格。上述货物滞销时，五均官要按质量由官府以原价收购。如果市场货物超过标准价，官府则将掌握的货物，按标准价出售。如果低于标准价，则听任自相买卖。五均官所属的钱府，还负责征收工商税。

“赊贷”指官府发放贷款。凡是贫苦的百姓，因无钱办理祭祀和丧葬，可以暂时向官府借钱，祭祀的借期不超过十天，所借丧葬钱限于三个月内还清，官府不收取利息，这种贷款称为“赊”。还有一种贷款，即贫民经营产业，如果资金短缺，可向官府预借，官府收取的利息，每年不超过十分之一，这种借款称为“贷”。

“六管”是指官府统一掌管六种经济事业。这就是对盐、铁、酒实行专卖；名山大泽、铸钱、五均赊贷，由官府管理。这是六种对社会经济生活影响较大的事业，由官府实行垄断，目的在于避免豪民富贾从中渔利。

变更币制。自从汉武帝统一货币以来，至西汉末年，五铢钱成为当时通行的货币。

居摄二年（公元7年），王莽变更币制，另造新币大钱、契刀和错刀三种，与五铢钱同时并行。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登位后，又废错刀、契刀和五铢钱，另造小钱，重一铢，与大钱并用。翌年，王莽再改币制，分黄金一品，银货二品，龟宝四品，贝货五品，钱货六品，布货十品，共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统称为“宝货”。这些货币品名繁多，质量不纯，加以使用原始货币，更为混乱，结果新币无法流通。在这种情况下，只好使用小钱、大钱两种，龟贝之类，不得不废止。天凤元年（公元14年），又罢大钱和小钱，改作货布和泉布。王莽几次变更币制，造成货币流通混乱，社会经济遭到破坏，而每次改币都有不少人破产。至于犯私铸之罪，全家被没为官奴婢，或者被罚作苦役的，更是数不胜数。

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王莽认为，边疆少数民族“僭号称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所以统统贬“王”为“侯”。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他派遣使者收回原汉朝授予的印绶，改授新朝的印绶，引起少数民族强烈的不满，关系也日趋紧张。对于匈奴，除了改授新朝的印绶外，又加给一些侮辱性的称号，称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后来又改称为“恭奴善于”，使宣帝以来和好的汉匈关系遭到破坏，匈奴再度入塞劫掠吏民和畜产。为了对付匈奴的骚扰，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从各地征发囚徒、丁男及甲卒三十万人，由孙建等率十二将分道并出，准备对匈奴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此后匈奴继续虏掠不绝，北部地区遭到严重的破坏。

为了进攻匈奴，王莽强征高句骊兵，高句骊人大量逃出塞外。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王莽派辽西大尹田谭追击，结果田谭战死。王莽又派严尤进攻高句骊，诱杀高句骊侯驺，并将高句骊改名为“下句骊”，引起高句骊、夫余等族更大的反抗。

与此同时，西南地区的皌町王邯，因怨怒王莽贬王为侯，遭到大尹周歆杀害，当地少数民族因此起兵反抗。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派遣冯藏发巴、蜀、犍为吏士进攻皌町，士兵因疾疫而大批死亡。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又派廉丹和史熊发天水、陇西、巴蜀等地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进攻皌町，士兵因饥疫而死亡数万人。

此外，西域各少数民族，也因王莽改王为侯，与新朝关系逐渐恶化，以至中断与内地的往来。

新莽代汉及其改制，本是汉家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借以挽救汉室于危亡，也符合王莽攫取最高权力的愿望。然而新莽取代汉室本身，由于不合封建“正统”观念，在道义上得不到广泛的支持。王莽摄政及登位之后，立刻遭到统治集团另一部分人起兵反对，形成政局持续不稳的局面。甚至后来一些参加农民起义的贵族，仍然以“复汉”为号召，使王莽在政治上处于被动的地位。这是新莽代汉及改制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而王莽改制企图牺牲官僚贵族、富强地主及富商的部分利益，以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的做法，又使王莽在政治上进一步陷入孤立的境地，因而改制受到很大阻力而无法继续推行下去。再加上改制不切时宜，甚至照搬古制，政策又屡屡变更，以及吏治败坏，官员营私舞弊，因此改制失败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新莽代汉及改制如同火上加油，使汉末的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因而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终于爆发了。

继居摄二年（公元7年），长安附近爆发赵明、霍鸿领导的起义之后，天凤二年（公元15年），边郡五原及代郡又爆发农民起义。天凤四年（公元17年），又有临淮瓜田仪起义于会稽。同时，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西）吕母，因儿子吕育被县宰冤杀，遂聚众百余人为子复仇，并发展成万余人的起义队伍。各地农民起义方兴未艾，更大规模的绿林起义，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爆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