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说：人往往憎和尚而不憎道士，他究竟想表达什么观念？

文·段宏刚

1927年12月17日，鲁迅先生在《语丝》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小杂感》的短文，全文不到1000字，后来被收录于《而已集》结集出版。这篇短文在结构形式上常常用一句话作为一个段落，文风泼辣、犀利，却不乏幽默俏皮，其中，有两句话流传很广，堪称“鲁迅式”名言。

第一句话是文章最后一段：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官，立刻想到性，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第二句名言如下：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鲁迅为什么要这么说？他又想表达什么？我尝试着从历史角度来分析。

佛教由东汉末年经过西域胡人之手传到国内，俗话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佛教因为有一套“高大全”，并且能够自圆其说的教义，对听腻了儒、道思想的人来说，觉得佛教很新鲜很有内涵，所以，佛教传入中国伊始，被看作是一种与“儒家学说”类似的治国之术，可以使国家长治久安，那些佛教高僧也被看作是具有奇才异能的国师，受到历朝历代帝王的追捧。

为了本土化，佛教不断融合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变得越来越风光，无形之中挤压了道教的生存空间，于是，就产生了旷日持久的“佛道之争”。

在“佛道之争”中，佛教因为历朝历代某些帝王的重视和推崇，很快就让道教处于下风。

“佛道之争”在本质上有三个具体要点。

一是在观念和信仰上的争执。

二是在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上的争执。

三是对信众数量的争夺。

“佛道之争”就像在市场上切割蛋糕，划分利益，一个蛋糕就那么大，你吃得多了我自然就吃得少。虽然佛教和道教都属于高大上的组织，都有一套自己的清规戒律，都教导人心向善，都倡导通过修行来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

然而，面对“自身利益”，比如，发展信徒，壮大势力，提升地位，延续影响力，他们依然会顾不上慈悲为怀、众生平等和仁义道德，可以争个你死我活。这些行为显然跟他们的教义背道而驰。

历史上，佛教兴旺发达之时，必定是道教每况愈下之日，同时也是朝廷和黎民在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时候。历史上，从南北朝到隋唐这数百年间，是佛教非常高光的时期，佛教繁荣昌盛，大兴土木，建造了许多富丽堂皇的寺院和佛塔，导致社会财富不断流向佛寺，对社会各行各业造成了严重阻碍。

所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三位帝王，在他们掌权期间，实在无法忍受寺院富得流油，和尚们一个个肥头大耳，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就使用武力剥夺了他们的特权，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史称“三武灭佛”。

“三武灭佛”后，唐代大诗人杜牧只能发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感慨。

在普通大众的思想里，早已形成了“富和尚穷道士”的观念，只因为和尚跟道士比较起来，大部分和尚身宽体胖，肥头大耳，一脸的富态，一些和尚若披上袈裟，更能彰显富贵之相。而道士大多清瘦单薄，看起来给人营养不良、缺吃少穿的感觉。

从实际作用来看，佛教对社会的贡献未必有道教那么突出。

佛教偏向于出世，倡导僧人远离红尘的困扰，不去关注世俗之事，只潜心修炼和追求自我的精神价值。如果世上大部分人带上这种思想，都去吃斋念佛，什么也不去干，活在自我世界里，还有人给供养，那么，给社会方方面面带来的后果会相当严重。

道教虽然在某些方面也有出世思想，但道教在发展过程中，主动吸收了儒家的入世思想，倡导人们在盛世时潜心修炼，在乱世时要积极入世，做济世救人、拯救苍生的楷模。

虽然佛教也倡导拯救苍生，但他们停留在语言教化的层面，实际作用并不大。而道教则是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去实现价值。像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药王”孙思邈，吕洞宾、全真七子，既是著名道士，又是济世救人的楷模，为许多人解决了实际困难。

凡夫俗子追求的是实用价值，不管一个宗教的教义有多么高深和智慧，若对俗人用处不大，那么，它也是无用的。

另一方面，佛教从唐代开始，就呈现出商业化的趋势，寺院的建设越来越豪华，富丽堂皇程度堪比皇宫，到近些年，寺院的商业化趋势更加突出，每天来寺院拜佛、烧高香、布施的香客络绎不绝，不少僧人出门有豪车作为代步工具，寺院俨然成为僧侣们聚财的场所。

佛教和寺院已经偏离了自己的清规戒律，早已不是圣洁之地，在普通大众心中的地位一降再降，所以，鲁迅早在90多年前就看清了这一切，说出了那句话，带有鲜明的讽刺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