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是提了一些问题，需要后续仔细阅读思考或查阅资料方能解决。这里面有些小问题，也有大问题；有整理性的问题，也有探索性的问题；有零碎的问题，也有框架性的问题；有一些似无价值的问题，也有一些似有价值的问题。然而，只要提出了，也就可以从模棱以至于忽视中彻底逃脱了，也就具有明确的前进方向，有的放矢！
第四章 两汉经学时代的文学理论批评
第一节 西汉前期的道家文学观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为什么经学到西汉发展至鼎盛？
为什么会主要受楚辞影响？仅仅是因为统治者出身楚地，喜欢楚地文学吗？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刘安这个评价中肯吗？我读离骚，发现屈原抒情是有一种极致性的。
为什么说刘安对屈原的评价是以道为主、儒道合流的？
《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这段话有几层意思？其内部理路是怎样的？主要想表达什么意思？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真正伟大的优秀的作品，大都是作家坚持自己进步的理想或正确的政治主张，在遭到反动势力迫害后，为了反抗这种迫害而坚持斗争的产物。（坚持→遭迫害→反抗）——为什么这么说呢？具体有哪几方面的原因呢？
《离骚》“盖自怨生”的特点与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什么内在联系？如何细微地来理解这种“怨”和“愤”？有没有其他例子？（一 事业不成，求之与书 二 著书本就是志向 ）
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这话的主旨是什么？内部逻辑是怎样的？司马迁对之有怎样的理解和发展？
怎样看待司马迁以文学的手法来写历史？比如里面很多人物的神态描写动作描写对话描写，这些不都是虚构的成分吗？是不是与其实录精神相悖？
还有，司马迁是以怨愤著书的，那么其著作必然含有其主观情感，这样不是有悖于客观的“实录”精神吗？
第二节 封建正统文艺观的确立——从《礼记·乐记》到《毛诗大序》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观念是什么意思？天人为什么能够合一？是建立在怎样的逻辑或者原理之上的？
孔子的“诗教”与汉儒的“诗教”有什么不同？从中可以儒学得发展具有怎样的特点？
谶纬学说为什么会在汉代盛行？
（谶纬之学，中国两汉时期一种把经学神学化的学说。“谶”是一种隐秘的语言，假托神仙圣人，预决吉凶，告人政事。谶书是占验书，“纬”是相对“经”而言的，是汉代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一类书。）
阴阳五行说的“同类相动”, “同气相感”是什么意思？所谓物感说是什么意思？与阴阳五行说是否有联系？有怎样的联系？
对诗歌本质认识的深化，把“志”和“情”紧密结合了起来。——为什么说抒情和言志是诗歌的本质？汉儒为什么要取消“明道”的特性呢？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这里提出了“物→心→声→音→乐”，这五个概念各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分？
“声成文，谓之音”是什么意思？
是故情深而文明——其中“文”是什么意思？
《乐记》中文学观点可以大致概括为几项？它对什么有所承继，又产生了怎样的发展？联系何在？
“发乎情，止乎礼义”——礼义对情有规范约束作用，这种作用难道不是有违“情”的自然性吗？难道不会对人本身构成伤害吗？为什么说它是荀子“以道制欲”思想的发展？荀子所说的“道”和这里的“礼义”有什么区别？音乐中含有“道”吗？我们一听音乐就能感到这种“道”吗？如果感不到，还怎么“制欲”？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 “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讽谏说，为什么说“讽谏说”是在探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讽谏说为什么算是一种文学思想？讽谏是为什么和文学产生了关系？（所谓讽谏说，还是在探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何为“变风”？何为“变雅”？
风——地方民歌 雅——周王室直接通知地区民歌（雅正），两者都反映了社会现实，具有引导规范而“归于正”的教化色彩。
孔颖达引郑司农（郑众）所说，谓“比者，比方于物”; “兴者，托事于物”。又引郑玄注《周礼》中释“六诗”时说的：“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比兴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它们又有怎样的内涵？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可以怎样概括“风雅颂”呢？三者联系在哪里？大雅，小雅怎样区分呢？什么叫“政有大小”？为什么又多出一个“颂”？作为祭祀的“颂”，“颂”需要反映民风致事吗？实际上反映了没有？怎样反映的？是否作为其主要内容？“形四方之风”，形字何解呢？
郑玄谓“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为什么呢？风是反映了民风以引导治道，还是反映了圣人对民众具体教化的功绩？
左传说：“赋诗言志”，楚辞中已有“情志一也”的萌芽，荀子明确提出了“明道——抒情——言志”的文学规范，《毛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四者所提倡的有什么异同？其中有怎样的发展？这种发展又意味着什么？
第三节 儒家“定于一尊”与扬雄、班固的文学理论批评
为什么儒学在汉代能够“定于一尊”？
如果说《礼记·乐记》和《毛诗序》是体现了汉代儒家对诗乐的评论，那么，扬雄和班固更突出的是在对《楚辞》与汉赋的评论中反映了汉代儒家的文学观。——为什么这么说？所谓汉代儒家的文学观本质特点在哪里？（为统治阶级服务？）这种本质特点又能反映出中国文学的哪些特征？后事儒者或其他文人如何对其进行发展？发展了没有？怎样呢？
扬雄的“原道、征圣、宗经”文学原则，与荀子的“原道、征圣、宗经”有什么异同？如何细微地理解之？这种不同说明了什么？或者说，并不说明什么？扬雄将其系统化，如何系统化呢？引入了什么又剔除或者缺失了什么？系统化的标准何在？结构性如何体现？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睹乎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以圣人来统一规范。为什么要规范？求统一求规范的意识反映什么？
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词人？什么意思？和后世的“词人”有什么区别？
扬雄批判屈原不够明哲保身，批判楚辞浪漫主义，与其赞美屈原人格高洁，诗作文质彬彬，有怎样的矛盾之处？反映出儒家怎样的观念？为什么这种矛盾没有引起进一步地理论反思？为什么类似的矛盾（既要求“讽谏”，又提倡“发乎情止乎礼”）在《毛诗大序》中也有体现？
为什么说“辞赋本身的铺张华丽描写，导致的结果是欲讽反劝，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
班固在《汉书·扬雄传》中讲得很清楚：“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注意细致而充分地思考一下这个段落。
从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是谶纬神学的极盛时期，汉章帝亲自主持白虎观会议，令班固主持编纂《白虎通义》，把儒学的神学化正式肯定下来，并形成一套完整思想体系。——这样的情形是不是与楚地文学的那种迷离惝恍有关呢？是怎样的关系呢？还与什么有关呢？着是否开启了后世的魏晋玄学之风？
按照三纲五常的礼教原则来看，臣对君“露才扬己”即是不敬，“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更不符合于臣道，违背了“君为臣纲”——什么叫“按照三纲五常的礼教原则”？什么叫“三纲五常”（具体含义是什么）？为什么它是不好的？什么叫“礼教”？此词何出？
他在《两都赋序》中肯定“赋者，古诗之流也”。赋与诗的不同在于：诗一般是配乐的，而赋是不合乐的。——似乎十分牵强，赋的铺陈扬厉之特性从何而来呢？
贤人失志之赋，属于古诗之流吗？
班固发挥了《乐记》和《毛诗大序》关于文艺和现实关系的论述，指出了诗歌可以反映社会风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发挥”？如何发挥？搞清楚是哪一点！
——从阐述《毛诗大序》中有关变风变雅产生原因的分析，说明怨刺之诗的创作源于王道之衰落。（原因的具体探究）
——在《汉书·食货志》中，他进一步指出：“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创作的动机）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何休）
注意搞清以“文学与现实”这一母题出发，从《乐记》《毛诗大序》到班固的发挥，再到何休的观点，其中所谓的“发展”又怎样特点？（引入新元素 探究原因 解释新现象新问题 概括总结 ）
班固的“实录”与司马迁的“实录”有何异同？
第四节 王充对谶纬思想的批判和他真、善、美相统一的文学观
刘秀能得天下是否与“谶纬思想”有关？具体史实是怎样的？
东汉初的桓谭和王充是在批评神学迷信思想过程中，对先秦儒家传统又有许多重大突破，而成为具有反传统精神的异端思想家。——他们突破，突破在哪里？反传统反在哪里？必须搞清楚！！
王充认为真实是任何著作、包括文学作品的生命，只有真实的作品才有补于世用，才具有“真美”而非“虚美”——是否乃受班马二人“实录”精神之影响？怎样的影响呢？这里所谓的“真”，仍在强调文学的“实用特征”吗？那么这种“真”不就较为低等了？
王充提倡所谓“科学真实”，与艺术真实有何区别联系？其所谓“科学真实”，是不是艺术真实的基础？为什么？
“或时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增而甚之的艺术真实性
第二，增善消恶，有补世用。王充认为有“真”方有“美”，而“真美”又是和“善”分不开的。只有高度真实的文章和著作才是有益于世的，而虚妄之作是必然毫无实用价值的。——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先自足地达到了真和美，也就自然使作品“有补世用”了？——看来并不能如此理解。
——他指出历史上的许多著名著作都是针对现实问题的有为之作。《对作》篇云：“是故周道不弊，则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杨墨之学不乱传义，则孟子之传不造；韩国不小弱，法度不坏废，则韩非之书不为；高祖不辨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转，则陆贾之语不奏；众事不失实，凡论不坏乱，则桓谭之论不起。”（注意对原文细致考究。）
他并不是不要文采的华美，而是要求在以内容为主导的前提下，使形式和内容相统一。《超奇》篇中对此有一段重要论述：
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着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岂徒雕文饰辞，苟为华叶之言哉？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
王充的“心以文为表”说显然来源于扬雄的心声心画论，而他的“内外表里，自相副称”说，既是对孔子“辞达”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说的发挥，也吸收了道家的自然之美说，认为文章应是人内心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注意对脉络性叙述要有真切鲜活而细微的理解认识！
王充的思想——
真
世用
独创（1 与“崇古贱今” 2 与“述而不作” 3 与语言“艰深古奥”）
第五节 王逸对《楚辞》的评论与东汉后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
从表面上看，王逸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是和刘安、司马迁比较一致的，但是，实际上他肯定屈原及其作品的角度，是和刘安、司马迁很不相同的，相反，从评价《楚辞》的出发点看，倒是和扬雄、班固的文学思想完全一致的。——注意其独特性。
对于屈原的作品，王逸认为它并不违背“温柔敦厚”之旨，也更没有越出“礼义”规范。——注意与“兴观群怨”之“怨”的联系性！
所谓“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楚辞》确有继承《诗经》艺术传统的方面，但在艺术表现上毫无疑问具有许多新的创造与突破，而形成了自己特殊的艺术方法与表现手法。——有何创造与突破？？
他认为屈原作品中上天入地、奇异诡谲的描写，都是有所比喻和寄托的，也就是说都是有现实生活的基础的。
“文学之士”之文、“文章之士”之文与先秦“文化”之“文”有何区别？
东汉后期对文学独立性的认识，对文体的细分与魏晋时期有何不同？为什么不把东汉后期称作文学上的“自觉时代”？
感悟：没有对某一方面知识有着充分的熟悉、了解与见解，没有形成畅达的知识结构，提出的问题也会很一般，因为没有立足点，没有一种稳固而深刻的角度！更不用说什么“大视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