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被称为“沙漠中的大画廊”，它承载了中国1500多年的历史变迁和艺术沉淀，也见证了最初的东西文化融合。莫高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66年（东晋时代），现在有735座洞窟、2000多尊造像、4.5万平方米的壁画……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古典文化艺术宝库。就在这些炫灿的壁画背后，是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的坚守和奉献，而樊锦诗就是其中之一。
樊锦诗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敦煌的人之一，与敦煌相依相守55年，被称作“敦煌的女儿”。第一次来敦煌，是1962年，正在北京大学就读的樊锦诗，按学校的安排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那时，她24岁，还没想到此后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都会跟它结缘。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她的面前，令人惊心动魄。樊锦诗曾回忆当时的情景“初见敦煌，惊艳无比。”
相较洞窟内的美，洞窟外的生活却判若两样。漫漫黄沙中，住的是破房子、土炕，水是苦的，没有电灯…樊锦诗很难想到，会有条件如此艰苦的地方。想进洞窟，往往还要爬一种“蜈蚣梯”：在一根木头上打上眼，插上很多短木棍。走在上面，颤颤巍巍叫人十分害怕。
可是，尽管条件艰苦，那里却拥有一大批优秀的学者、艺术家。常书鸿是留法的著名画家，段文杰也是知名学者……年轻的樊锦诗并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甘愿留下？由于水土不服，实习期没满她就生病了，不得不提前返校。走的时候，樊锦诗心里觉得，“敦煌我看够了，因为我过去想来看，终于看着了，我也不想再来。”
1963年，樊锦诗毕业分配时，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当年同一批的四个实习生都要。出于心疼女儿，樊锦诗的父亲给北京大学写了厚厚一封信请求改派，要女儿转交给学校领导。然而这封信樊锦诗却永远没有交上去。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每个人身上都有强烈的建设国家的主人翁精神。他们喜欢将国家和自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任何时刻都没有在当时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深远。
樊锦诗正是如此，毕业前已经向学校表态，会服从毕业分配，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父亲的信如果交上去等于说话不算话，这让樊锦诗觉得非常不妥。就这样，樊锦诗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又一次来到了敦煌。那年她25岁，不久后，敦煌研究院以她为原型，制作了一个雕像，取名《青春》。
当她再一次看到那些石窟时，也被深深地打动了，“原来那么破的一个地方，经过常先生、段先生，他们也没有钱，就这样白手起家初步做了整理，已经不是一个破烂的地方了。”樊锦诗留了下来，“去了之后觉得这是艺术，我怎么一点也不懂？不懂怎么去管敦煌呢，所以要跟段文杰他们学习，慢慢懂了一点皮毛。”
因为是南方人，个子又小，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里的老先生们就叫她小樊，“他们非常爱护我，给我非常温暖的感觉。”“受老先生的影响，我也看一些书，也进洞看，越看越觉得敦煌太重要了。”她终于理解了那些老先生，“敦煌跟他们自己的身心连在一起了，所以稳稳当当在这儿待着一直不动。”
带着对敦煌的爱，樊锦诗全身心投入石窟的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由她具体主持编写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成为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
1998年，已经60岁的樊锦诗从前任段文杰手中接过重担，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上任不久后，樊锦诗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1998年左右，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把压力都顶了回去。现在说起来，樊锦诗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位，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的遗产，“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面对敦煌旅游开发的热潮，樊锦诗非常矛盾，敦煌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遗产，应该展示给公众。可是这些洞窟还经得起过多的参观吗？为了保护莫高窟文物和缓解游客过多给壁画、彩塑带来的影响，敦煌研究院在2003年初开始筹建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
建成后的游客服务中心可以让游客在未进入洞窟之前，先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的实地参观。“这样做不仅让游客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
樊锦诗另一个大胆构想是建立“数字敦煌”，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同时也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这促使樊锦诗考虑要用“数字化”永久地保存敦煌信息。
樊锦诗对促进敦煌文物的保护事业作出的贡献，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极力称赞樊锦诗，他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
2008年底，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正式开工。在这一浩大的保护利用工程当中，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安全保卫等基础性工程外，还要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完成敦煌莫高窟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加工处理和数据库建设，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通过数字电影等现代展示手段，给观众提供了解敦煌文化、艺术和价值的全新视角。
建国七十周年之际，北京大学邀请了七位不同时代杰出的“北大新生”亲手写下书信，为本科新生表达祝福，讲述他们的“北大情缘”，作为给新生的特别礼物与全新改版的录取通知书一同寄出。1958年北大历史系新生樊锦诗是这七位“北大新生”之一。
季羡林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再没有第二个。
余秋雨说：这里的雕塑都有脉搏和呼吸，挂着千年不枯的吟笑和娇瞋。这里的每一个场面，每一个角落，都够你流连长久。
敦煌莫高窟，作为中国给予世界独一无二的礼物，却在以一种缓慢的，不可逆转的态势在消逝。而这个叫樊锦诗的姑娘，在最青葱的岁月选择来到大漠深处，倾尽一生的时间守护敦煌，为莫高窟带来了“永生”。她是永远的“敦煌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