盒饭和肉包子盗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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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中在黄石二十一中就读。它的前身是冶钢一中。位于马家嘴车站不远处。
距离学校不远有一座天主教堂，半人高的十字架耸立在哥特式五边形的顶端，非常显眼。几年前我骑车去西塞山江堤看桑林，经过母校时停下，想进去看看。学校大门紧闭，只在上学，放学，或者车辆进出时敞开。大门右下角切出一道小门，供人平时来往。门旁有一间门卫室，穿制服的门卫不让闲杂人等通过。校门两侧挂了牌，写着“家长学校”之类的黑色仿宋体。我不是家长，当然进不了学校，只在大门外感慨了一番。我很羡慕现在这些师弟师妹们——我们那时常常被校外的二流子骚扰。
学校由3幢主楼构成。进校门后是一条又长又宽的大坡，倾角约30度，贯穿学校中轴线。上坡后左边是教学楼。教学楼再左边是行政楼。2幢楼之间有几棵大松树。有一棵松树贴着教学楼太近，晒不到阳光，所以歪着长，就像一个瘦高个侧着身子伸出脑袋来望天。顺着上坡的方向继续往前走，坡道结束，是一块好不容易才腾出来的平地，左边是教学楼办公室区（与主楼连在一起），右边是篮球场。篮球场再向右走一段是实验楼，几年前一个年轻的实验员把废弃的实验材料丢在不远处的路边，其中包括少量的钠。第二天一场大雪把它覆盖了，清洁工铲雪的时候，藏在雪下的钠与化掉的雪水发生剧烈反应，突然爆炸。清洁工的脸就这样因为实验员的蠢行而毁容。
回到坡道前的那块平地，再往前是一条长且陡峭的阶梯，它陡得不合理，而且还高，假如有人从上面失足滚下来，非死即残。好在我从未听说过有人摔下来过——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爬完阶梯视野忽然开阔，呈现眼前的是主操场。操场由400米跑道和足球场组成，另外还有简易的水泥看台，国旗台。跑道上铺着碎煤渣，比塑胶跑道阻力大许多，不容易跑出好成绩。跑道怀抱中的足球场没有草皮，只是夯实的黄土。偶有几撮野草从球场边缘的土中冒出，装饰着贫瘠的操场，娇弱的身子不再敢向凶残的球场迈去半步。我们当年在这里举办运动会和足球赛。体育课中大家练习铅球，引体向上（另有几根高低杠竖在不起眼的一隅），此外，立定跳远在下面的篮球场，大家为了中考的30分体育成绩而锻炼体魄——1分压死几千人，可不能倒在体育三项上。主操场不远处还有两个砖砌的水泥乒乓球台。我在这里练就了接打各种轨迹诡异的不是旋球的旋球（除了户外的风，还有台面上细小的煤渣）。乒乓球台前面50米就是锅炉房，生产蒸汽和开水的地方。锅炉房是半开放式的。锅炉和蒸箱在里面，不必受日晒雨淋。外面一片只剩下断壁颓垣，残破不堪。仿佛不久前历经了战火。部分墙面已剥落，裸露出红色的砖块。煤堆在外面的墙边，被雨水洗得乌黑油亮。水池的一半也暴露在外，池壁的砖缝间有绿油油的小草冒出，这里虽然没有沃土，却有喝不尽的水。水池里伸出5个水龙头，两个在里间，三个在外（一旦雨下的大了，这三个就没法用）。锅炉房的浓浓蒸汽散发出来，带着一股锈损的铁腥味。小小的锅炉房已经显现出正在远去的旧工业时代的颓败景象。我的同学梅特回忆起那个锅炉房时用到的一个词是“恐怖”。
本校就读的学生主要来自三条街道：黄思湾，工人村，马家嘴。除了马家嘴的学生，其他两地的学生距离学校有一站或两站路程。为图方便，他们之中许多人会带午餐便当去学校。早上提两个金属饭盒上学，一个装米，一个装菜。上早自习前先去锅炉房把饭盒放进蒸箱，中午放学后取出蒸熟的盒饭作午餐。我住黄思湾，是这群学生中的一个。
早上我骑车来到学校，把自行车锁进教学楼和行政楼之间的车棚里。先去教室放好书包，然后提着饭盒去锅炉房。先到的学生已经在水池里洗米，水池中流淌着乳白色的水。我把饭盒里的米淘洗干净，加入适量水，然后把两个饭盒一起放进蒸箱。蒸箱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丑陋大铁箱，里面被铁栏隔成一排排。有的人喜欢把饭盒塞到顶里面——可能是为了防“盒饭大盗”。放好饭盒后，我赶紧回教室，准备早自习。我是英语课代表，带领全班同学早读，所以一定不能迟到。我翻开一篇课文，字正腔圆，声音脆亮地念道：“Is everyone here today？”
我的初中成绩浮动在第一和第二梯队之间，但是在我们班却能排前三。我们班是全校最调皮的一个，班上有好几个同学和马家嘴这片的二流子认识，一只脚已经迈入江湖。因此校外的二流子对我们班格外照顾，从不来我们班收保护费。这是身处这个班所能获得的为数不多的好处之一——沾了“坏”学生的光。校外的几个二流子中，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叫“袁权”，后来我知道有一个明星叫做袁泉，每看到她，我就想起他。袁权长得很怕人，一脸弹坑，瞪眼时两颗滚圆的珠子拼命想从眼眶中挣脱而出，表现随时会蹦落的势态，很有恫吓力。他的左手臂上用烟头烫了一个北斗七星阵，至今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是为了吓人，他的两颗眼睛珠子已经够用了。袁权时不时来我们学校收保护费，他会提前一两天告知某个学生：“明天给老子带两块钱来听到冇？”。一般不会有人敢和袁权对抗——不怕被二流子揍，就怕被二流子惦记，毕竟，学生的任务是学习。回想起来，我们那时真的很懦弱。来学校找学生收一块两块保护费的二流子必定是无能鼠辈。如果我们团结起来，袁权怎么敢这样猖狂？教室里总会有一些垮掉的桌椅板凳，和它们的腿一起堆在角落，像战场后方的尸体堆。每个人操一条腿，一拥而上，二流子还敢来吗？我记得一句话：“如果天使像黑手党一样团结，魔鬼将永远没有机会。”
有一天上午上学，我在车棚锁车时碰见了袁权。他让我把自行车给他玩。我知道，给了他未必拿得回，所以合理地拒绝了他的请求：“不。”然后他拉着我的车尾，我抓紧龙头——我们尴尬地僵在那儿。尴尬的是他，我更多是害怕。最后旁边有位老人家过来劝，他松手后不忘朝我背上的书包补了一脚，恶狠狠地威胁我，“放学给老子等着”。我们班的老大叫张臣，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他。他听完后笑了笑，拍拍我的肩膀说，没事的。我永远都忘不了他脸上的那种让人心安的悠然神情。后来我在很多黑帮电影里的老大脸上都看见了那种神情，意思是：“放心，我罩着你。”放学后张臣带我一起走。袁权那个痞子还真来学校找我，不上学，不上班的人真的很闲。我们往坡下走。袁权从坡下向上迎来。他看张臣的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那可怕的眼珠子里吝啬地挤出最后一点点残存的友善。他们彼此笑笑点头，就这样擦肩而过。出大门后张臣点着一根烟歪着肩膀晃着脑袋回家了。我再转身回去取饭盒。
我们这个“臭名昭著”的6班还发生了很多故事，但从来不包括二流子的骚扰，也不存在别班的刺头来我们班找事儿。
上午放学后，同学们从各个教室鱼贯而出，奔向锅炉房。饭盒放在外面的学生最先取走饭盒，最后的是放学后被“请喝茶”的学生。那时蒸箱里只剩下孤零零的三两个，而且自己的不一定在其中——可能盒饭已被“盒饭大盗”光顾，连盒带饭不知去向。于是他们只能去校外买炒粉，解决午餐的难题。“盒饭大盗”对食物有比较高的讲究。他从来不会光顾穷人家孩子的盒饭，对那些多肉的盒饭往往青睐有加。
吃完饭后离下午上课还有一两个小时，这段时间可以睡一个饱满的午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带便当去学校。即便午觉只能趴在桌子上睡，也比那些回家吃午饭的学生方便的多。除了午睡，我还要做一些作业。其他的时间，我会和其他同学打乒乓球，篮球，或者看闲书，那时我喜欢看《科幻世界》，《灌篮高手》。可是我却不记得还做过什么其它事情。三年里那么多个中午，我已不记得自己具体做过什么。这些时间里发生的事情造就了现在的我。现在的我回头看那时的自己，却已经看不清楚。我只觉得伤感，仿佛自己的青春被别人偷去了。
我努力回忆，终于找到了点什么——“肉包子盗窃案”。距离实验楼不远处有一个小饭堂，它专为校职工建造，提供早餐。有一天中午吃完午饭，我和梅特在篮球场打球。虽然风很大，球常常投歪，我们还是玩得不亦乐乎，浑身大汗。当时，我的一个樱木花道式投篮失手，球抛出了球场，又被风吹远。我跟着球追，到了饭堂。饭堂已经没有人了，我好奇地进去看了看，只见一片狼藉。餐桌上，地上，都是肉包子——没有肉只有包。我赶紧把梅特喊了过来，他看见此情景也吓了一跳。两个蒸笼盖子掀到一边。蒸笼里仅残存两三个幸运儿。如果把包子想象成人，眼前的景象真是惨绝人寰，这些包子仿佛被野兽扫荡过，内脏全被掏空，只剩下一具具“躯壳”……我是抵达惨剧现场的第一人，不清楚后来这件事怎么收尾的。我将这个“肉包子大盗”和“盒饭大盗”联系起来，认为它们应该并案处理。肉包子盗窃案发生以后，我们的盒饭被偷的情况也基本杜绝。我甚至猜想后来饭盒被偷只发生在学生之间：或者无意拿错，或者有意拿错。自“肉包子惨案”后学校一定加强了监管力度，从前学生盒饭被盗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直到校教职工的肉包子被糟蹋。
虽然没有任何证据，我依然相信袁权就是那个“肉包子大盗”，同时也是“盒饭大盗”。人活到这种境地，真的没什么意思，连乞丐都不如。不知道他此刻是否在蹲号子。
现在二十一中的学生一定无法想象，他们所在的学校曾经有过一件“肉包子盗窃案”，而且是只偷肉不偷包。他们不再受到二流子骚扰。另外，这些学生甚至可能再也没有带便当的习惯了。
我们班因为“江湖中人”太多，初三时被拆分，塞进其它个班级“改造”，同时组建了一个新的六班，也就是快班。我成了唯一一个六班出身，六班毕业的学生，做到了从一而终。我不记得张臣被分去了哪个班，虽然说我们班级内也会出现霸凌现象，但是决不允许外人霸凌我们班。我曾对班上的“坏”同学心生反感，有一种“好”学生的优越感。可是现在我非常怀疑当年那种优越感的正当性，平心而论，那几个“坏”学生对我还不错，从不为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