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世界决定让一个不在母亲葬礼上哭泣的人去死

《局外人》——世界容不下一个不在母亲葬礼上哭泣的人

“今天，妈妈死了。也可能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深至哀悼。’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这是《局外人》一书的开头，平淡，冷静，惊世骇俗中令人着迷。

《局外人》出版于1942年，是二十世纪文学中当之无愧的经典。这是一部极其精简的小说，总计不过两部十一节。文字简洁、清晰、流畅，试图以“白色书写”的风格达到某种清醒的表述。

作者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于1913年11月7日，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省小城蒙多维。父亲于191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随即，加缪跟随母亲前往阿尔及尔郊区的贫民窟，与严厉的外祖母以及残疾的舅舅共同生活。虽然家中物质短缺，又没有任何可阅读的书籍，加缪却并未因此而落入平庸的泥沼。他发现了无尽的财富，与他相伴的星空，大海和阳光。“我生于贫困，但在幸福的天空下，在大自然中，我与之感到一份融洽，而非敌意。我的生命因此并非始于痛苦，而是始于圆满。”

1930年一场肺病险些使他死亡。1934年与第一任妻子迅速失败的婚姻让他感受到人与人之间信任的脆弱。青年时代在阿尔及利亚从事记者工作以及本人成长的经历，让他对底层社会的生存状态有清晰的认知。而求学时代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尔罗，尼采和萨特作品的阅读，使他在文学和哲学层面获得了关于生命之残酷与荒诞的范例。

1937年加缪出版了人生第一本著作《反与正》：“有两件事对我极其珍贵，我也难以将他们分离：我对光明与生命的热爱，以及试图描述绝望经历的隐秘执念。”或许，这便是《局外人》动笔的契机。

加缪的早期哲学观受存在主义影响。根据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人和一把剪刀的区别在于，剪刀先有其需要存在的功能或者意义，再被人创造出来；而人是先存在，然后再赋予自己意义。因此，每个个体因为自己的选择和体验，最后所呈现的生命本质是不同的。而长久以来人类社会所形成的清规戒律，一方面让人在找寻自己本质的时候有迹可循，但在另一方面又试图将每个人刻板有序的同质化。就像墨尔索在餐馆里所见到的那个小女人，举手投足言行装扮都精准无误，却仿佛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着，墨尔索称她为“机器女人”。

墨尔索拒绝成为这样的机器人。为了对抗荒诞，他拒绝撒谎，拒绝表演，拒绝被规训。

收到母亲的去世的信息后，墨尔索向老板请了两天假，然后坐车到养老院给母亲守灵和送葬。守灵期间墨尔索没有哭，甚至还抽烟，喝门房递给他的牛奶咖啡，并几度昏昏睡去。送葬的时候墨尔索也没有哭，他只注意到周围的田野，天空的红光和海风带来的气息，甚至想着“我好久没有来乡下了，要不是因为妈妈的事情，这会去散散步该多惬意”。整个过程，他唯一的感受是累和某种厌烦。

母亲葬礼的第二天，他便去游泳，碰见了之前一直有好感的女同事，于是一起看喜剧电影，上床睡觉。整个过程，他的表现冷静，淡漠。

在生活和工作中，墨尔索也是一个把“我怎么都可以”挂在嘴上的人。邻居雷蒙问墨尔索是否愿意做他朋友，他回答：“我都可以”。老板计划将他从阿尔及尔转调至巴黎工作，他说：“可以，但说到底，我其实怎么都行。”女友玛丽问他是否愿意娶她，他说：“怎么都行”。

在墨尔索看来，工作，友情，婚姻和爱情只是正常人安置生活的方式，只是某种规则，没有意义，不值得被认真对待。在母亲的葬礼上哭泣更是一种形式，如果内心没有这样的感受，也无须表演。他认为“人永远也不该演戏。”

然而社会大众和检察官可不这么认为。墨尔索虽然是因为“不幸”杀了人而被带上法庭，但出庭作证的都是目睹他在母亲葬礼上没有哭泣的人：养老院院长，门房，母亲的朋友…证明他“麻木不仁”。检察官认为在母亲葬礼上没有哭泣和杀人动机“这两件事之间有一种深刻的，悲壮的，本质的联系”，因为他蔑视这个社会的根本规则，“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为了避免整个社会都陷进去，他最终被判“退出人类社会”。

加缪曾在1956年美国大学版的序言中把《局外人》概括为 “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不在他母亲葬礼上哭泣的人，都有可能被处以死刑。”“这本书的主人公之所以被判刑，是因为他不参加社会设定的游戏规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就是这个社会的局外人：徘徊在社会边缘，孤独而充满肉欲。”墨尔索对抗这种游戏规则的方法很简单：他拒绝撒谎。总有人想让他为自己的罪行悔恨，他却坚持说与其说是感到悔恨，不如说是觉得厌烦。因为这个差异，他被治罪了。加缪认为，“他（墨尔索）追求一种‘绝对’和‘真实’。这个真实虽然只是从生活和感觉中衍生而来的消极真实，但是没有它，人类不可能战胜自我，也不可能战胜外部世界。”

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墨尔索是加缪的一次自我诊断。但是，加缪显然比墨尔索走得更远。墨尔索看透世界的荒诞并打破规则后，并未积极寻求一种与荒诞世界相处的自安之道，而是走向消极和另一种荒诞。但加缪在感受到荒诞之后并未走向消极和混沌。他积极寻找出路，积极创作，关注那些“沉默的人”并为他们发声。加缪认为，“确定生命中的荒诞感觉不可能是一个终点，而恰恰是一个开始。”

其实墨尔索并非没有可能寻找到一条出路，完成生而为人的本质和意义。他并非麻木不仁：到达养老院后，他第一时间想做的事是想见到妈妈；在邻居老萨马诺为其走丢的狗伤心哭泣时，他想到了妈妈；在海滩边向那个阿拉伯人开枪的前几秒，他感到“这太阳和安葬妈妈那天的太阳一样，我的脑袋也和那天一样难受…”。在临刑前的夜晚，他也想到了妈妈。只是，他所感受到的真实是：“妈妈已经准备好重头来过，所以没有人有权利为她哭泣。”

在与玛丽和雷蒙的相处的某些瞬间，他也隐秘感受到一种可以把控的意义。临刑前夜，在漫天星斗和夜晚的自然气息中，他“第一次向这个世界温柔的冷漠敞开了胸怀。”

可惜，这个荒诞的世界，终究没给他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