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十几二十年前，空姐还是令人无比艳羡的职业，多少重点大学的优秀毕业生都趋之若鹜。如果再往推数十年甚至近百年前，那时的空姐是怎样一种光辉的形象呢？空姐，在早期也被称为空中女招待，或空中女侍。那我们不妨从女招待的渊源说起，也为读者建立起一个理解的时空坐标。
一、女招待之兴
侍者，侍候人之人也，传统的侍者——店小二，都是男子；女侍者，或曰女招待，很迟才出现，国内一般认为始于1920年广州平权女子茶室，香港，则要更早十来二十年：
女子献身提壶工作，是开始在一九一O年，即清宣统二年，那时西营盘第四街有所谓“茶档”出现，这种茶档主要的营业是卖茶，兼售一些饼食，像现在的茶楼一般，但是主持茶档的并非男性，却完全是由妙龄女郎负责，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在华灯初上的时候，就坐在茶档那里，等候客人光临，所以有“女子茶档”之称，她们所售的也叫作“大姐茶”。这些女子茶档的营业，无不卜昼而卜夜，每当夜候，附近的男子们时间，就联群结队，相约往饮“大姐茶”去，那些当炉红粉，个个都擅长口才，伶牙俐齿，谈笑风生，引得那些狂蜂浪蝶，每晚如蚁赴羶，拥集茶档那里，泡一壶龙井或水仙，叫一两碟饼饵，就坐上几个钟头，尤其在暑热天时，那些女子茶档更加营业鼎盛，每个提壶大姐，都忙个不了，她们周旋这些客人间，必须面面俱圆，八方玲珑，否则，在茶客间，往往就发生拈酸吃醋，争风吵架的事件，凡到那里喝的，俱是年青的小伙子，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之间，他们是抱有猎艳的目的而来，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个对象，企图在浅斟低酌之间，运用一些手腕，甜言蜜语，获得对方的垂青，得偿他们的大欲。
那些经营这种茶档的女子，其中当然大多数是为着赢利，才肯抛头露面，笑脸迎人，招呼周到，但也有少数和一些受雇充当女侍的，他们有些是新寡文君，有些是怀春少女，也有一些是贪图金钱快乐的淫娃，春花秋月，心怀荡漾，经不起异性强烈色情的挑逗和诱惑，初时虽然只不过口角生风，打情骂俏，但不久，则愈弄愈凶，她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任由色胆猖狂的男子，捏面握手，恣情调戏，驯致路人侧目邻里讪笑，她们依然无所畏忌，致有女子茶档是私寨，喝大姐茶是打水围的流言，风流艳事，愈传愈广，有心世道者纷纷抨击，认为女子茶档是卖淫的场所，有伤风化。后来港政府以舆情如此不满，经派员调查，也认为伤风败俗，遂下令禁止，这种女子茶档由此便寿终正寝，销声匿迹，风流云散。（东山《四十年前的女子茶档》，载黎晋伟主编《香港百年史》，香港南中编译出版社1948年出版，第137页）
而在百货业使用女售货员，则更早于茶楼：
商店用女职员之风气，近年始吹到香港。数十年前，女子固不肯抛头露面出而执役，商店亦无雇用之者。香港商店之雇用女职员，当以先施公司为鼻祖。
先施公司开业之初，原设何东行侧，规模不大，普通洋货店而已。总理马应彪为澳洲华侨，颇好模仿西人习尚，首先雇用女子卖货员，藉以招徕顾客。推其时风气未开，妇人女子都深闺静处，遇陌生男子，辄含羞答答，避之若浼，先施公司竟雇佣女员，无怪轰动一时，市民称异，公司门前，不期而集者，凡数百人，皆呆看店中之女职员，驱之复来。继且传遍全市，来看女职员者川流不息，围得水泄不通，气得些头脑新颖之总理哭笑不得，乃往投诉华民政务司，请设法维持秩序，免碍生意。结果华民政务司蒲鲁贤派出更练四名，到公司轮流守护，但公司不能禁人进内游览，更练亦无权将之驱逐，马氏又请政府开导群众，当时华民政务司总文案为中国老学究区凤池，深知中国社会习惯，一时不易改革，勉强而行，更恐闹出笑话，因劝马氏暂时搁置雇佣女卖货员之计划，马氏然其说，立将女员遣散。后来风气渐开，女职员已不为众异，今则百货商店几无一不有女职员者矣。（孔言《女售货员小史》，载黎晋伟主编《香港百年史》，香港南中编译出版社1948年出版，第137页）
从此，中国饮食业服务业以至百货销售业，一步步由店小二时代进入女招待时代。但是这种饮食业服务员性别角色的转换，在整个民国时代，都充满争议，个中情形，十分耐人寻味。
在沿海相对开放发达地区，渐渐将女招待视为一种正当职业，而且当局都在努力通过职业培训与管理消除戴有色眼镜者眼中的“不正当”。如《社会改造》1930年第2期敢的《对于北平女招待我们应有之认识》，提出要改变观念正确对待女招待：“女子招待之本身虽无所疵议之余地，而其环境却有注意之必要。所谓环境非他，就是那与女子招待最接近的雇主和老板们的观念。”《玲珑》1931年第25期杨雪珍的《“女招待”——活招牌》也认为呼吁正确对待女招待，乃是培植妇女职业发展的需要。这些吁求，终于得到官方的回应。如《妇女月报》1937年第1期《杭市女招待施行礼节训练》载：“（本刊十二月七日杭州电）杭州市政府为彻底革命恶习，并使女子真正得到职业计，将杭市现有之女招待，重行登记，同时将请杭市妇女会施以相当礼节训练云。”
可是，在非都市或相对偏远的地区，对女招待仍然喊查喊禁的。广西省1936还大规模查禁过一次（见《广西省政府公报》1936年第123期《电各区监督等关于各县市茶楼酒店所雇女招待应饬一律辞退仰各遵办》）。就在广州市的女招待理直气壮争平等的时候，广州的附廓县南海竟然发布查禁命令：“严禁乡村茶楼烟室雇佣女招待”，理由是“雇佣最女招待最足以伤风败俗贻害地方”，“同时乡村土霸每利用不能立足市都之女侍廉价雇佣以维诱惑青年籍广招徕，遂至纯穆乡风影响极大”。（《南海县政月报》1933年第4期刊登11月24日县公安局发布的《通令遵照查禁雇佣女招待由》）有意思的是，连华人聚居的新加坡，也曾取缔女招待：“取缔的办法，是严密限制这些女子到工部局咖啡店执照管理处去，请求登记，然后往华民护司处请求批准，并领执照。如有认为不正当行为的妇子即不准予领照。即已领照之女子如果发觉其在店中有什么越轨的举动时，亦得将其执照立即取消。”（《南洋情报》1933年第6期叶绍纯《星洲当局之废娼与取缔女招待问题》），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势力真是无远弗届。
二、飞行女招待之尊
女招待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的新转机，在于一种新型女招待——空姐的出现。空姐，在民国可的确是被称为女招待的，只不过加了一个前缀——飞行女招待。
要知道，最初的飞行招待，也还并不是女招待。首次载客飞行发生在1914年1月1日的美国，美国飞行员托尼·贾纳斯驾驶贝诺伊斯特水上飞机搭载1名乘客从圣彼德斯堡飞行到坦帕，飞行速度仅有91km/h，票价5美元；这当然用不着招待。1933年2月8日，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的全金属双发单翼客机波音247首飞成功，巡航速度248km/h，航程776km，可搭载10名乘客。随后，该机首次商飞，并安排了一位飞行女招待提供服务，不仅标志空姐的诞生，也标志着现代民航班机的诞生。中国民航起步于1920年，是年5月8日，正式开通京沪航线的北京至天津段的飞行，使用德利·佩奇HPO/400轰炸机改装的W.8客机“京汉”号，可搭载16人，但中国空姐的产生，却并非像欧美那样同步，而是要迟不少。因此，也才有国内关于飞行女招待的各种望洋讨论。
就在中国内地就女招待问题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玲珑》1936年第30期刊载了译人《美国飞机上的女招待——职业与婚姻同时解决》出来解围，说做女招待就要做飞行女招待，那可尊贵着——美国“写自荐书的已达数千人之多”，要求高得很：“第一，她必须是一个登记的看护；第二，身高不得过五尺，而且不得超过一百二十磅；第三，年龄须在二十六岁以下；第四，她必须要有忠于服务的精神，能够顾全他人的舒服，而且能够做各种不同的工作，从解释航空的基本常识起以至于替客人的小孩换尿布为止”。要求虽高，但前景看好，不仅解决了职业问题，还能解决婚姻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嫁一个好人更为重要：“大多数的女招待员在服务几个月之后就向公司辞职，因为她们有些和乘客恋爱上了，有的和驾驶员熟悉起来，不到几时，就结婚了。”
由于中国航空运输业的落后，三十年代就提出空姐的问题，真是名副其实的“云端的问题”。所以，到四十年代，国内的媒体才开始认真地讨论起来。《中美周报》1946年第216期野马《美国女招待》说：“美国女招待虽然是个极平常的工作，但是这种职业决不是每个美国女人都可以胜任的。美国的旅馆业、饭店业和夜总会业，曾联合会议，讨论怎样地选择女招待和怎样地训练她们。他们选择女招待的标准很高，他们认为理想女招待的身高是从五尺四寸到五尺八寸，体重是一百十磅到一百二十五磅。娇小的身材和敏捷的步伐都是极好的资格。对于女招待的训练，他们研究一种大纲，共分十二课，另设女招待职业训练班，日夜分班教授……学科和实习是并重的。”在这篇文章里，空姐已变得“极平常”，而且重心在其职业的训练，并与饭店女招待相提并论。
当时倡导酒菜馆新型化现代化的粤菜馆如新都饭店等，在选录与培训女招待方面，简直就是一种美国范儿：“男女侍者约二百人，女侍者都经过严格的挑选……须合乎标准的体格，体重须在九十磅至一百十磅以内，体高须合五十五吋至六十吋，腰围二十吋至二十五吋……都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所以才能说它是“新型，使人满意；它永远站在时代的尖锋”（《大众》1943年第4期戈正璧《大饭店》），这时代尖锋，就是空姐标准，就像我们今天称舒适的大巴、高铁座椅为“航空座椅”一般。
在这种新的观念影响之下，媒体也开始正面称赞女招待了。像《中国空军》1947年第97期百克的《飞行女招待》的开篇辞就是：“最新兴的职业，是旅行的好机会”。紧接着开宗名义地为女招待正名：“女招待，并不是一个不好的职业，这要看从事这种职业的女人们，所采用的是什么态度。从坏的方面看，是利用她们的色情来兜揽顾客；从好的方面看，女人是温柔的、细心的，担任招待的职务，比男人要来得‘胜任愉快’。如今，许多做招待的女人，都能看重自己的人格，因此，提高了她们的社会地位，这自然是个好现象，不久的将来，这个职业会更普遍化。”而这种普遍的契机是，向空中发展：“在中国，女招待的活动仅限于地面，还没有想到发展到空中去。在美国，飞行女招待已成了一个新兴的职业；尤其是对于爱好旅行的女孩子们看来，做一个国际航空线上的飞行女招待是很有光辉前途的工作。目前美国航空公司雇用了五百个飞行女招待，分别担任飞往欧洲等客机上的工作，不久的将来，飞往太平洋的客机上也将有女招待出现。”究其实，到这时，“飞机上用女招待还是一件新观念，那是十年以前由加利福尼亚的女护士邱奇所创始，她说飞机上如果有女孩子是有很好的心理作用的。……”这也就难怪，十年前《玲珑》提出飞行女招待的问题，乏人回应，因为那时美国都才刚刚出现空姐。
地面的女招待飞上蓝天变成了空姐，就像母鸡飞起来变成了凤凰一样。只是这样的好景到今天就变得平常，平常到动辄受气以至挨打了，不知何时，才有一种新型的女招待，变成时代的“新凤凰”呢！
三、飞行女招待之不易
人前风光，人后艰难。当飞行女招待也实在不是桩容易的活，特别是在当时的飞行条件下：“她需要经过许多训练，而且工作很辛苦，二十小时的高空飞行中还要照顾客人是不容易的，有些女招待飞一次就轻了五磅体重。”而且从业时间也甚短：“服务时间超过一年的也很少，主要原因是每年有百分之五十的女招待都结婚而不再升空了。”（美新《飞行女招待》，《礼拜六》1946年第53期第18页）不独如此，偏偏考进去又很难，训练更艰苦。
考进去及训练有多难呢？《女声》杂志记者张宛青对中国航空公司1946年招考的首批空姐郑蕾有一个专访，颇能见实情：“在去年她们第一次招考的时候，她们的应征条件是：廿六岁以上的未婚女子；通晓平、沪、粤、英四种方言；身高五尺以上；体重不得超过一百二十磅；有高中以上的程度。”而这个祖籍湖南，寄籍杭州，有着盈盈的体态，姣娇的面容，和爽朗的性格，才二十三岁的郑蕾，更是重庆大学音乐系出身，为了个性偏爱于游历，才毅然的投入了“空中小姐”群。她们考进去还要学习：“医药常识；飞行常识；飞机构造；招待旅客之谈吐应付条列；天文常识。”教授者也是清一色的洋人：“前四项是由一位美国太太PREVOST担任的，这位太太已回国去了，现在另由一位SHELLING太太负教授之责。天文的方面，则是GRIMSHOW先生教导的。”因为当时乘机不易，旅客好奇，譬如“有位旅客要询问到飞机构造时，‘空中小姐’便得一五一十的讲解给那位旅客听”。（张宛青《和“空中小姐”聊天：这是一种女人新兴的职业吗？》《女声(上海1932)》1947年第4卷第9期,12-13页）这比现在当空中要求高多了！
为什么要请美国人教呢？一方面是美国人是先行者，民航业发达，经验丰富，关键是人家的要求确实要高多了。根据曾在美国丹佛军械学校和圣马哥斯领航学校工作过的徐菽园的调查：
美国民航公司对于女侍应生选择殊苛，须具备修养、情调，和善，自发力，智慧，而美丽次之，女侍应生之教育程度会在高中毕业，精通数学，一般科学，化学，物理，英语，文学，心理学，历史，社会科学，现代语，演说，现代地理，体育，救护，家庭经济，并在大学肄业一年，在大学之课程应为修辞学，文学，演说，心理学，经济，社会学，航空史，地理，卫生，体育，救护实习，现代语及历史。
……女侍应录取后须受五星期至七星期之训练，其受训课目有票务，飞机暖气及通风设备，沿途风景，与其他民航公司及铁路公司之关系，及其他情报，庶可对乘客有问必答。（徐菽园《空中女侍應生》，《旅行杂志》1948年第22卷第1期，第46-47页）
叶琴的《“空中小姐”》一文所说的中国空姐受训内容，比较接近美国的标准：“三个月的训练，这训练的内容是很广的：航空史，中国航空公司的历史，组织和路线，中国的地理，海关及移民规则，学习救护、服务规则，飞机设备构造和应用方法，都是她们必修的科目。”（《妇女》1948年第3卷第3期第8页）
当然，讲得最真切也最感性的，非《申报》的报道莫属。考录和训练是美国式的：“负责训练班的主任是季莱。他采用美国的方式同样来训练中国小姐。投考员要经过体格检查，智力测验，还要能说国语，广东话和英语。录取以后的功课也相当费力，训练时期规定二个月，她们必须习读航空史，中航公司的历史，组织和路线，中国的地理，海关及移民规则，学习救护，服务规则，熟识飞机设备构造和应用方法。”此外，“她们还要被带到龙华机场的修理问和各部门去实地讲授”，则或有过美了。更过于美国的是，她们不仅“才貌双全，举止态度工作一定使人满意不必说，先看她们的制服，就称得上‘漂亮之极’。棕色呢的‘夹克’和短裙，配着棕色皮腰带，棕色半高跟皮鞋，没有翻领的‘夹克’右襟用两粒金色扣子搭在左襟上面，右肩下绣着一只银色飞机，左袖肩旁绣中航公司标记。这样的服装，看去比美国女兵的制服要美丽得多了”。（记者迈天《活跃在中航机上的“空中小姐”》，《申报》1946年4月19日第3版）
中国的空中小姐，出现甚晚，至1947年7月18日才有中国航空公司的第一批空中小姐训练毕业。（《“空中小姐”毕业礼》，《申报》1947年7月18日第4版）首批毕业的十位“空中小姐”，主要来自广东，占六人，另有苏州一人，宁波一人，上海二人，年龄最大二十五岁，最小二十一岁。不仅社会关注，公司内部也甚高看，中国航空公司的刘总经理在毕业致词中就称她们为“二十世纪的女郎。”（《空中小姐授翼典礼》，《申报》1947年7月19日第4版）当然早先也曾有过一些空中女服务员，但那是没有经过挑选训练的，所以航空公司方面也未曾宣扬。（《空中小姐》《南洋(吧城)》1947年第22期第 1页）中央航空公司则反应较慢，至1948年6月26日才培养出第一批空中小姐，但也十分看重，称“欲谋航空事业之发达，安全之外，舒适实为首要，故‘空中小姐’在推进航空事业上，实占极重要之地位”。（《央航空中小姐首届毕业典礼》，《申报》1948年6月26日第4版）
如果说空中小姐是飞上蓝天的凤凰，那会驾飞机的女子，那更是凰中求凰了，在民国时期，无不被称为女飞行家，比起男飞行员简单无感的称呼，简直不止高了一个档次。文献可考的民国女飞行家，计有颜雅清、李霞卿、顾基、郑汉英、王灿芝、朱慕菲、林鹏侠、杨瑾珣、张海伦、陈秀芬、张瑞芬、黄伟真、李雅琴及其学友梁君、李月英、权基玉、万钟奇、王肖云、孙贞、钟瑞芬、徐孝扬等二十一人，她们的故事也是各有各的精彩，只是本文容纳不下，得另撰专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