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作于2010年）为本人所作《锦江街巷》（中卷）书序（独立撰文的非署名文章 · 本书为公开出版物）
【文章：完 璧；配图： 【德】弗瑞兹·魏司、建川博物馆、成都市建设信息中心】
展开锦江区的地图，或许再豪迈一些，“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唐·杜甫《登鹳雀楼》），站在合江亭侧香格里拉大酒店的顶层俯瞰，我们便会发现两条绿色的河流东流南下，西边的一条河流谓之南河，北边的一条河流谓之府河，二十一世纪初叶两条河流复名为锦江。这锦绣风光，正如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浪淘沙》中所描述：“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
南河与府河古老而现代，它们在锦江区域内最先流经两座大桥。一座为南河上的老南门大桥，亦即万里桥。该桥是成都市区中最古老的五大石拱桥之一，也是诸葛亮联吴抗曹送别使臣的地方。另一座为府河上的红星桥。该桥与南河上的新南门大桥首尾相望，遂顺畅了红星路南北交通大动脉。南河与府河经合江桥汇流后，东过安顺桥（古称长虹桥），南折九眼桥（古称洪济桥），越望江崇丽，汇沙河之水，至二江寺，一如九天瀑布般飞流直下，从从容容，潇潇洒洒，坦坦荡荡，一路奔向岷江。正是“濯锦江头路。望祥云，密拥旌幢，初开天府。”（宋·李廷忠《贺新郎》）
锦江文化，是水的文化，因为有了李冰父子，大河长流，奔腾不息。河流，孕育城垣，润泽四方；街巷，车水马龙，繁花似锦。当我们翻阅这本记载古老成都旧河景观、故道情韵及地域文化的书时，便会置身于流逝的时光中：河的延伸是路，路的延伸是河。码头，成为水陆交通的流动节点、商贾百姓的生存通道、文人墨客的感怀别地。而“文人码头”，似乎更能留下千古情怀。唐朝武元衡《赠别崔起居》：别泪共将何处洒，锦江南渡足春风。宋朝程垓《望江南》：身在汉江东畔去，不知家在锦江头。
沿着两条河流款款而行，我们还会发现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现代城市里，有几处标志性的场景引人注目，那就是码头。从老南门大桥南河段始有南门码头、合江亭码头，从红星桥府河段始有猛追湾码头、紫薇园码头、东门码头、庆龄码头。同时，我们也能随意看到繁华热闹的市井街巷和现代道路密网般地与河道交融衔接。
“东村闻酒美，买醉上渔船。”（南宋·陆游《广都江上作》）“樵风溪上弄扁舟，濯锦江边忆旧游。”（南宋·陆游《秋兴》）遥想当年，大诗人陆游吟游在市井陋巷与码头河湾，体察世间万象，感受民间情怀，不知留下了多少诗句。
分布在城际间的南河、府河、郫河、沙河等大小河流几十条，其岸边星罗棋布的码头明清已有，这些码头都是城市的繁华地带、经商口岸。北门多是停靠运载日杂、木材的小船；东南面则多为大船、客船停泊，如府河上的水东门码头，南河上的上莲池码头。两河汇流后的府河（锦江）亦有七里郭家桥码头、三里漏贯子码头、三里高河坎码头等七十二处码头。一般盐、糖、布匹多在合江亭码头上岸下船，客船常在水东门、万里桥码头停靠。
旧时成都外东府河边的大安横街，是城内通往府河、南河达于合江亭的水陆交通要道。但见府河边的码头，如东门外的大码头、二码头、利昌码头等，往来于此的货物和旅人，车载舟行，热闹非凡。从岷江运来的柴火、木炭，以及乐山、叙府（宜宾）的山货特产，逆水而上，泊岸吐货；本地的货物商品让空船再次满载，顺水而下，运往各地。府河新东门（俗称水东门）大桥的漂木堆积场，是岷江放漂木材的终点，劳作在那里的无数抬工和改料工，把燃料及建房用料提供给市民。据说民国初年的水东门码头，日吞吐量是成都货运码头的一半，达一千多吨。
在南河与府河的拥抱中，古老的青石桥街，以一座有名的青石桥以及青石桥码头把“内河”与街巷连接起来，成为交通要道。重新修缮于清代（1730年）的金河，地处城市中心，河中行船如织，交通极为方便，商贸发达繁荣。可以想象，百年之前，老成都石板铺成的街面，由陆路进城的贩客挑夫的脚步声和推拉货车的轮毂声此起彼落；水路则由金河进城，当年青石桥码头水运的繁忙，使城内河道成为交通动脉。我们仿佛还能听到宋朝词人孙光宪借《渔歌子》的寻问：“扣舷歌，联极望，桨声伊轧知何向？”
成都码头水运的渐行渐远，是因为马路的兴起。这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把那些残存的老码头及河边老街，深深印在了老成都人对过去岁月的回忆里。一座古老的城市，因其傍水而聚，千年不移，必然留下深深印迹。我们可以从《成都通览》《成都市街道纵览》中发现，与“水”“江”“河”“泉”“桥”“龙”相关的地名和街名仅锦江区就有数十处之多，如水井街、合江亭、水碾河路、芷泉街、青石桥街、横九龙巷等。还有因码头而派生的街，如东门的东安街、黄伞巷、交子街（今均隆街）等，南门的青莲上街、下莲池街等，都是热闹非凡的临河街区。
“马路”一词虽然产生于十八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时（苏格兰人约翰·马卡丹路发明并设计“马路”改变了陆路交通），但成都城市通衢大道却古已有之。有码头必有桥，而桥梁其实也是“马路”的一部分。旧时成都四门，锦江区占其二，即南门和东门。此二门与南河、府河相连的几条街道，名声远播，堪称“宝藏”。
南河上的老南门大桥（古称万里桥），曾连接着成都有史记载中最古老的一条街，南街，又叫赤里街（今锦江区南大街）。《蜀都记》说：“成都之南街名赤里。”扬雄《蜀王本纪》载：“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成都在赤里街，张若徙至少城内，始造府县寺舍，令与咸阳同制。”据老人讲，清朝、民国时期，南门大街是成都通往雅安的必经之路，亦为旧成都四十八条大街之一。
府河上的东门大桥（古称濯锦桥、长春桥），曾肩挑起源于唐中叶的“成都首街”——东大街，把成都城南门的新南市与东门码头的日趋繁盛，大踏步延伸至外东方向。待高骈出任西川节度使时，城东城垣急剧扩大，以至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资治通鉴·唐记》也将其筑建新城之史料纳入其中。东门城门“迎晖门”内街口筑有牌楼，横额“既丽且崇”，源自左思的《蜀都赋》(作于晋惠帝初年，即292年)，东望有四座牌楼依次矗立，即天福楼、紫东楼、牛王庙和节孝坊。西望则数百间商铺排开难见尽头，一派繁华景象尽在著名文学家李劼人的《死水微澜》中。
让我们将时光推向历史深处。当成都城东城垣之外尚为荒郊野地时，一条古代官马大道早在数百年前的汉代就形成了，它就是古东大路（距今2200多年），古代成都通往川东的官马大道。它上起成都东门，经洛带进入龙泉山，再辗转至金堂五凤溪，尔后经简阳顺沱江而下至重庆。明朝中叶后，龙泉镇新东大路日益繁荣，及至清乾隆年间龙泉镇置驿，旧东大路逐渐成为成都出东门通往金堂五凤溪、淮口镇的商道，不再是通往川东的官马大道。而古东大路的衰落及老成渝公路的衰微，却因为一个时代的巨大嬗变。
府河上的东风大桥，曾把自豪的目光延伸向东西两端。城市中心的现代商业和东郊现代工业的紧密衔接，使一个立体现代都市的无限风光被尽情演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于人民南路建成的成都第一条现代化新型大街——东风路，让焕发新貌的成都人很快体会到与现代化大城市相适应的非凡气象与大家风范。在即将跨越新世纪时，蜀都大道（1981～1984年）的陆续建成和成渝高速公路（1999年9月15日）的贯通，如长虹般飞架起“出东门”的新“东大路”。如今，成都正以成渝经济区领衔者之一的身份，摆动起长江经济带的大龙之尾。
南河上的锦江大桥，曾为民国初期的永济桥，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与之相连的人民南路就以接轨世界时空隧道的高昂姿态，把新中国城市建设者们的未来理想蓝图叠印在成都市的版图上。成都市人民政府第一届副市长、著名作家李劼人，以世界之都巴黎凯旋门前香榭丽舍大街的标准和规模，设计并规划出一条南北交通大动脉，即延伸人民南路，打通直通双流机场的道路，绵延出成都城市道路建设史上五十年持续的辉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都市两大标志性建筑——高档涉外宾馆锦江宾馆和锦江大桥，其双“锦江”名称，更是得到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和元帅朱德、陈毅的首肯。
府河上的九眼桥（古称洪济桥、锁江桥），曾把锦江温情脉脉的灵性和成都人不事张扬的内敛、沉稳大气的悠闲、不急不慢的儒雅、不咄咄逼人的平和，舒展在绵长的江岸。当我们信步徜徉在滨江路、顺江路上时，历史便会把船工号子、江中船帆、贩夫走卒、评书客栈、茶楼饭馆的历史图画，回放于脑海中，刻录在想象里。
就在我们蓦然回首千年，沉吟于古老洪济桥“门泊东吴万里船” (唐·杜甫《绝句》)的盛景中时，我们也正在回望另一个古老水陆交通的繁华景象：锦官驿街，从明初设立锦官驿到清代中期形成街市，及至成为商贾云集的贸易繁华区，正是得益于交通要塞的地理成因。驿站紧邻合江亭码头，陆路向东经龙泉驿等十二个驿站到达重庆。水路可直通乐山。合江亭，携唐宋春秋景观与明清水陆码头之盛名，曾使锦江水运发达、舟楫如梭。商贸交通的拓展，亦使下游九眼桥、玉女津诸码头迅速兴起及繁荣。
宋朝丘崈《洞仙歌》云：锦江桥那畔，罗绮重重，曲巷深坊暗香度。码头河道旁，锦官驿一带水井街、水津街，那些川西民宅簇拥中曲曲折折的小巷子里，启瓮熏城的全兴老窖陈年佳酿醇厚甘甜，酣畅醉意中的我们，又在梦回千年河岸人家之生活甜美了。
唐朝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曰：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锦水东流绕锦城，星桥北挂象天星。锦江两岸的街区，自古以来都指向着河流，依偎着码头，既商味十足，亦文味浓郁，更不乏平民色彩。虽少了些码头文化强悍、义气、仗义的元素，却多了些包容、开放、自信的时代感。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气象万千，锦水长流。
（下篇：《人民南路书画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