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百喻经》里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村庄，百姓所需的饮水，必须走上五里路，到村外一条河里担。走五里路，村民们个个怨声载道：“苦啊！”怨言传到皇宫，国王于是下令：这条路不可以叫“五里路”，把它改名为“三里路”吧！改名后，这个村庄的百姓再去挑水时，个个欢喜之至，连连称赞国王的德政。
心里不欢喜“五里路”，便怨声四起，改作“三里路”后，以为距离缩短了，便不由得欢欣快乐。可是，世间哪有绝对的欢喜，或绝对的不欢喜，不过是人心里的分别罢了。其实只要觉得为了生存生活而奋斗努力，不作五里、三里想，那么就是十里路、百里路也不足以让身心疲累了。
㈡我听过一个传说：一个人要是在月光下奔跑，就能让那些过世的亲人看到他。过世的人因为失去了身体重量所累，走起路来一定很快，所以尘世的人需要用奔跑的速度才能跟得上他们。那为什么还要在月光下奔跑呢？是不是因为月光就是亲人们在那个世界的灯呢？我想。
也许我看起来有点儿傻——我尝试过这个传说。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我默默地奔跑在清凉的月光下，在轻风中，我感觉到自己的头发和裙裾都在微微地飘起，仿佛有人在背后温柔地抚摸着我。那是亲人们的手臂么？我一边跑一边四处张望。如果亲人们能看见我，我希望他们无论在任何角度都能看得清晰一些。
亲人们是能看到我的，我想。不然，那个夜晚我为什么会睡得那样安恬呢？
后来，只要看见月光，我便觉得有一种分外的亲切。我知道，也许，这月光在另一个世界里，也如阳光一样沐浴着我的亲人。
㈢朋友家的小男孩到我家玩。他和我们家小女孩差不到一岁，一样“幼稚”。
两人很期待相见，不过，偶尔也会有“小规模”的推扯。
两人都不是属于暴冲型，所以我们顶多要先出手者先道歉。
吃完饭，我问他们要不要吃蛋糕。怎么也想不到这也可以吵。
“不要！”我家小女孩不爱吃甜软食物。
“要！”
“不要！”
“要！”然后，两个人把声音越拉越高，越说越大，重复了高达十二遍！两人嚷得面红耳赤。
然后，我笑了。他们才停止，呆呆看着我。没两分钟，又手牵手去玩了。
我笑的是，一个要吃，一个不吃，各行其是，有什么好吵的，一点也没冲突。两人吵起来只是因为不甘示弱。
人们吵架，往往不是因为刚开始那件事真的很严重，而是在沟通过程中，开始对对方的态度或语气有意见。最后气的不是原来的事，而是因为被挑衅的感觉实在不舒服。
吵架有益感情？我其实不赞同，明明可以好好讲，却要常吵起来，必然是因为某些态度一直在激怒别人。
人们吵架的状况，都很像幼儿。幼儿一次比一次大声，希望能用声音压倒别人！而成人们因擅长语言，吵架方式会变成辩论，笔战，明嘲暗讽，事实上本质并没什么不同。最后，恨因过程中彼此的不断得罪而加深，忘了为何而吵，火爆味一次比一次浓。就算是情人，也会渐渐因此不爱了。
很幼稚，不是吗？而幼儿还比我们强。因为两人还不会说道理，所以只能拼了命比声，不懂也不会做进一步的语言攻击，没有遭到什么心灵或自尊的伤害，过了一分钟就尽释前嫌。大人没这么简单，一吵就变得明枪暗箭冤冤相报何时了。
一件小事，让我有奇妙转变。那天我接获一位友人的信件，他认为我在节目中说的故事在影射他，写了千言书来责备我，信中充满火药味，更夹着强酸味。我收到信，对他的自行对号入座也不高兴，我认识的那行业的人并不只他一个。我心里怀疑他是精神有问题，回了几句，也没客气到哪里去。
当我感觉我自己也很幼稚地变成想要“以暴止暴”之后，我重发了一封信，跟他道歉。“我真的不是在说你，但你的确因为我说的故事而不高兴，让你心情恶劣，我确实该道歉！”
人，还真永远不用期待别人先行转变态度。不多久，他也善意地回信，说自己想太多了，一时气愤，希望不要损伤友谊。
很感谢这二位“黄口小儿”教我的事理。
是的，任何吵架都是幼稚，气势和口才压过一个人，难道就会让人心服？吵架，原是未脱离幼儿期。
我们总可以找到别的方法。如果目的不是“一刀两断”，期待的不是“多一个仇人”，那么，千万别吵架。
㈣大概是1969年前后，母亲因肝病导致脸部浮肿。肝病一向有“女怕脸肿，男怕脚肿”的说法，除此之外，她还伴有黄疸、全身乏力、脾肿大等症状。当时医生授一消肿利水的奇方——鲫鱼汤。医生认为，患者急需补充优质蛋白。既是优质蛋白，又能消肿利水的，首推鲜活鲫鱼，且要三两以上，药效才好。
这可难住了父亲，要知道在那个时候，物质极度匮乏，菜市场里绝对没有活鱼供应。他便去“黑市”，也就是地下自由市场购买，说是市场，其实就是鱼贩的流动摊位，如同间歇泉一般地时隐时现。更要命的是，因为“历史问题”，父亲还是“戴罪之身”，常去黑市是犯忌的。
但为了母亲，他义无反顾地去黑市买鲫鱼。买回来后，他马上开始操作，先是为母亲“退黄”，按每碗鱼汤一百克鱼计算，剖二百克鲜鱼熬约三十分钟，待骨肉分离时捞出骨渣，这时鱼汁呈白色，略注黄酒与蜂蜜，再熬十分钟，倒入两碗，早晚服用。十天后，母亲脸部的黄疸消退，再服十天，两眼黄疸大退，月余黄疸全消。他们即去医生处报捷，医生看了一眼说：“浮肿未退，继续。”父亲一听，傻了，医生这可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当时父亲的月收入才三十六块。虽说食堂里的红烧大排才一毛七一块，荷包蛋也才八分，但时值冬令，鲫鱼原本就少而贵，鲜活的、三两以上的更贵，每天一条，总得八毛钱左右，甚至一元，一个月下来，岂不是要把家里掏空了。而且医生还不知道，为了抢一条活鱼，父亲多少次揎拳捋袖，和人在鱼摊前撕作一团。
父亲默不作声。医生继续说：“鲫鱼三四两，去肠留鳞，以商陆、赤小豆等分，填满扎定，水半锅，煮糜去鱼，食豆饮汁。忌盐、酱二十天。”“一定要活鱼吗？”父亲只问了一句。“当然!”医生顿了顿，又说，“刚咽气的也行。李时珍说过，杀取动物用其肉，骨子里是欠仁爱的，肉还不冷，灵性还在，所以现杀不能现吃，应候其肉冷再烹。忌与大蒜、砂糖、芥菜、猪肝、鸡肉同食。”
父亲一回家就去了黑市，而且很久没回来，母亲不放心了：“怎么回事呢？阿二去看看吧!”
天已摸黑。路灯下，我远远地看见父亲正蹲在地上，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搪瓷盆子——那时卖鱼的都把鱼放在搪瓷盆里，以便稍有风吹草动就提盆走人。而鱼贩则尴尬地注视着父亲，二人之间似乎是一种对峙。此时的西北风像野兽一样咆哮着，父亲蜷缩着冻得簌簌发抖的身子，但仍然坚定地蹲着。见我在他身边蹲下，父亲转脸尴尬地对我笑笑，然后附着我耳朵悄悄地说：“我在等鱼断气。”
我不解地看着他，没说话。为什么活鱼不买，非要等到它咽气呢？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黑市的规矩，鱼一死，就腰斩而沽，一条一元的鲫鱼就可能暴跌到四五毛。
天越来越冷，也越来越暗，搪瓷盆里的鲫鱼，盖着水草，那腮帮子还在一口气、一口气地翕动着，越来越缓，越来越缓，忽然它不动了。
父亲胜利似的叫起来：“看！它不动了!”鱼贩恹恹地叹了口气：“好吧，拿去吧，算我输拜侬！蹲了两个钟头伊港!”
然而父亲还没完，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飞快地抽出一把剪刀，钱还没付，就一刀刺入鱼腹，剐出鱼肠，那鱼心还在一翕一张呢。
“马上放血，和活鱼有什么两样呢？”他得意地对我眨眨眼，那鱼贩见状，眼珠瞪得老大，傻了。
这以后，父亲就成了“老蹲”，只要有耐心，就不怕等不到刚断气的鱼。刚死的鱼或处于弥留之际的鱼，尽管半价，价格还是高于久死之鱼。或许被父亲的举动所感动，或许觉得父亲“老举识货”，可以省却与人的反复解释，鱼贩到后来都会主动招呼他：“过来吧，老胡，格条鱼，快勿来赛哉!”
西北风还是没有饶过他，大概第一天蹲守时他就着了凉，以后他天天拖着清鼻涕去蹲守，撑了十天左右终于倒下了，发高烧到四十度。
眼见母亲的浮肿在慢慢消退，不能功亏一篑，父亲决定派我去蹲守。医生也听说了父亲的故事，急颁手谕：“不必死抠鲫鱼，其他利水消肿的河鱼也可以，比如鲤鱼、泥鳅(炖豆腐，专治湿热黄疸)、黑鱼、青鱼等，只要如前法炮制，均可。”
“等断气”的范围扩大了。问题是青鱼太贵，且鱼身过大；鲤鱼固然消肿，但系著名的“发物”，忌；泥鳅口感太差；黑鱼，利水效果好，口感也好，无奈一口气总是断不了，你就是等它通宵，兴许它还在一翕一张呢。
我那时还小，天天蹲在寒风里发抖，鱼贩看了于心不忍，常常主动喊我去拿将死未死之鱼，有的甚至将刚死之鱼直接剖了，扔过来，也不收钱。长大后读书，每每读到“仗义每多屠狗辈”，我便会想到他们。
大概一个月后，母亲的浮肿全然退去。
那是1969年上海的冬天。高天固然滚滚寒流急，大地却仍有微微暖气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