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社会支柱》中博尼克的个人主义色彩

一、简述

《社会支柱》是Henrik Johan Ibsen（易卜生）的一部现实主义戏剧，易卜生，生于挪威希恩，是一位影响深远的挪威剧作家，被认为是现代现实主义戏剧的创始人。

    《社会支柱》以博尼克一家为主人公展开书写，博尼克一家三代经营一家轮船公司，是当地经济命脉。年轻时的博尼克留学巴黎，与楼纳相爱，母亲召博尼克回来经营家族产业。回到镇上后的博尼克与一个女演员--铎尔夫夫人通奸，并有了一个私生女叫棣纳。公司日渐衰败，博尼克得知楼纳的异母妹妹贝蒂会继承一大笔遗产，于是决定与贝蒂订婚。贝蒂的哥哥约翰为了妹妹的幸福，替博尼克担下罪名，逃到美国，楼纳因为被博尼克伤害也去了美国。后来，博尼克成了有名的资本家，他和几个合伙人要修建一座铁路，并秘密买下了沿线的产业。这时约翰和楼纳回到挪威，楼纳知道了当年事情的真相，她回来是为了让博尼克承认自己的罪行。约翰原本没有这样的想法，可是他跟罗冷同时爱上了棣纳，罗冷心生嫉妒，于是他指责约翰与铎尔夫夫人通奸，并偷了轮船公司的钱逃走。约翰这才去找博尼克希望他可以出面解释，但博尼克为了自己的名誉拒绝约翰的请求。博尼克这样做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当时他正在修建那条铁路，如果这件事情败露会让他在整个社会上失去威信。博尼克不可能那么做——至少在浪子回头之前——因为他不只是这个社会的社会支柱，他更担心的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但在后来因为“印第安少女号”经过自己偷工减料地改装后，他认为自己的名誉要完了，这时博尼克的手下告诉他“印第安少女号”推迟了出海时间。虽然事情平定，但博尼克因为良心过不去，还是告诉了所有人真相。

博尼克在剧中是这个城市的支柱，是这个社会的社会支柱。博尼克如同这个城市的中心，少了他城市就会停止运转。造成一人独当社会支柱的局面，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博尼克身上的个人主义太重了。

二、分析

1、我们想弄清楚博尼克的个人主义，可以从其他人物着手来分析博尼克身上的个人主义。首先要讲的是他的儿子渥拉夫。渥拉夫是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他非常的活泼，并且梦想着有一天能到美国去当牛仔，这跟他父亲的那种中规中矩或者说是懦弱完全不同。这不得不提到《社会支柱》的背景，《社会支柱》是一部社会讽刺剧。当时挪威是一个懦弱的具有奴性的国家，正好像剧中博尼克那类人；而当时美国作为一个刚建立不久一个年轻的充满生机与傲性的国家，正像楼纳以及约翰和渥拉夫一样。渥拉夫正是这样，想去外面闯荡，可是博尼克却始终认为他应该继承自己的产业，像自己继承母亲的公司那样。剧中第三幕里，仅仅因为渥拉夫出门游玩回来的太晚，博尼克便做出了不许他出门的要求，就算这时他仍不想让别人知道。博尼克希望渥拉夫按照自己想要的样子活下去，就像海尔茂希望娜拉永远像只小鸟一样待在他身边。博尼克只想让别人围着他转，他只想创造一个自己喜欢的社会罢了。易卜生指出，从表面看，资产阶级社会好像繁荣富贵、高尚体面，背后却隐藏着许多腐朽丑恶的东西，揭露的是这些“社会支柱”的势利和虚伪。

2、第二个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博尼克船厂的工头渥尼。易卜生的戏剧很少直接描写工人阶级，在《社会支柱》中，我们看到了以渥尼为代表的工人与资本家博尼克的直接矛盾。渥尼经常在星期六向船厂的工人做讲演，博尼克让人转告他不许这样做，因为这是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渥尼回答说，他的社会不是博尼克的社会。渥尼在这一点上看的很清楚。博尼克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人，他在支撑和管理这个社会的时候往往会只站在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层面出发去思考问题。但渥尼这个角色本身也不够完美，可能是因为他受到当时挪威工人运动具体情况的限制。

3、博尼克的个人主义体现在他想让这个社会变成什么样。贝蒂，他的妻子是前期悲剧的一个角色。贝蒂跟博尼克不是真心相爱，博尼克是为了利益才选择跟贝蒂结婚。无爱婚姻是导致博尼克个人主义强化的关键，《骆驼祥子》中祥子和虎妞的无爱婚姻致使祥子越来越麻木潦倒，而虎妞则成了家中较为强势的一方。博尼克的无爱婚姻，家庭经济权也掌握在他的手里，让原本就以自我为中心的他更加小我化。 “没有经济来源就没有独立的人格”，同样的观点在《玩偶之家》中也体现出来。贝蒂经常受到博尼克的打压，就是博尼克这样的个人主义者也是导致那个时代女性地位低下的一个主要因素。

三、总结

从书中这几个角色我们可以感受到博尼克身上的个人主义色彩。易卜生还在一次讲演中说道：“现在的欧洲正在准备着改造社会关系，这种改造，主要是想解放工人和妇女的将来状况问题。”的确，妇女问题——包括婚姻、家庭、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在他的全部戏剧中占据着极大的分量和重要的地位。而他所写的《社会支柱》更多的是想体现渥尼那句话，他说，他的社会不是博尼克的社会，同样博尼克的社会也不是渥尼所代表的工人阶级所向往的社会。易卜生认为人民需要的是一个人人都是社会支柱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发声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像博尼克那样的，以个人利益为重，以自我为中心，根本不考虑到人民的“社会支柱”；不是一个所谓“民本”，但其实是“治民”不是“民治”的社会。

博尼克的个人主义反应的是当时统治者的个人主义，《社会支柱》正是讽刺了这一现象，同时也揭露和讽刺了当时社会和官场的更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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