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起沿着马路狂奔，用他们最初的态度观察一切，这一态度后来变得忧伤起来变得敏锐起来惶惑起来。不过，他们一路上行为古怪地手舞足蹈，而我跟平时一样在后面踉踉跄跄地尾随我一直都跟在我感兴趣的人的后面，因为我唯一感兴趣的人就是那些疯狂的人，疯狂地生活的人，疯狂地说话，疯狂地要被拯救，想要同时拥有一切，从来不会哈欠连连、不说陈词滥调的热卖……而是不断地烧呀、烧呀、烧呀，就像巨大的黄色罗马焰火筒炸开来像一只蜘蛛划过夜空你可以看到一道蓝色的灯光出现，人人大喊：“噢噢噢！”他们曾经把歌德的德国这些年轻人叫做什么？
——杰克· 凯鲁亚克《在路上》
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拖着自己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寻找狠命的一剂天使般圣洁的西卜斯特渴望与黑夜机械中那星光闪烁的发电机沟通古朴的美妙关系，他们贫穷衣衫破旧双眼深陷昏昏然在冷水公寓那超越自然的黑暗中吸着烟飘浮过城市上空冥思爵士乐章彻夜不眠他们在高架铁轨下对上苍袒露真情，发现默罕默德的天使们灯火通明的住宅屋顶上摇摇欲坠他们睁着闪亮的冷眼进出大学，在研究战争的学者群中幻遇阿肯色和布莱克启示的悲剧他们被逐出学校因为疯狂因为在骷髅般的窗玻璃上发表猥亵的颂诗他们套着短裤蜷缩在没有剃须的房间，焚烧纸币于废纸篓中隔墙倾听恐怖之声
——艾伦·金斯堡《嚎叫》
凯鲁亚克和金斯堡是好朋友，一个写小说，一个写诗，《在路上》和《嚎叫》就是“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宣言。其实，两本书应该合为一本，叫《在路上嚎叫》。
在此之前，“迷惘的一代”曾深入人心，人们还记得海明威《老人与海》中年老的圣地亚哥与巨型马林鱼的“搏斗”，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美国梦”的破灭，马尔科姆·考利在《流浪者归来》中写到：“这一代人之所以迷惘，首先是因为他们是无根之木，在外地上学，几乎和任何地区或传统失却维系。这一代人之所以迷惘是因为他们所受的训练是为了应付另一种生活，而不是战后生活，是因为战争促使他们只能适应旅行和带刺激性的生活。”
“垮掉的一代”与之遥相呼应，亦源自战争。“beat”就是“垮掉”的意思，一个形容词，但你看他们的作品，你会发现，“垮掉”是动词。“beat generation”就是“垮掉的一代”。先是海明威、福克纳等一帮年轻作家刚刚在文坛站住脚跟，野心勃勃，后有萨特出版《存在于虚无》，呼吁用行动成为自己，此时恰逢二战爆发，生灵涂炭，满目苍夷，将人们带入“疲惫”，二战后，美国政府发起越南战争，更加让人绝望。于是乎，一系列运动井喷而来，性解放、妇女运动、反文化运动、嬉皮士等等，“垮掉的一代”与它们密不可分。精神的上“疲惫”并没有阻止他们的“行动”，他们反对战争、鄙视邪恶的资本，他们寻找自我，表达个性，他们的骨子里迸发出不屈的“嚎叫”。
凯鲁亚克和金斯堡此时开始了他们的“动词”生涯——
1948年，凯鲁亚克与友人尼尔·卡萨迪相约横跨美洲大陆，历时两年，最后抵达墨西哥，颇有点像当年切格瓦拉骑摩托漫游美洲的情形，都是寻找，都是“在路上”。一边行走，一边写作。写《在路上》时，他大量服用安非他命，以保持精神亢奋，仅仅三个星期就完成了。他在日记中写到：“我现在把一路上的故事都讲完了。”他将故事写在一条长一百二十英尺长的纸上，不加标点，不分段落，就像一条大路向前延伸。《在路上》被美国批评家吉尔伯特·米尔斯坦成为“垮掉的一代”的《圣经》，其影响之巨已超出国界，不仅是突破美国战后保守文化、追求个性解放的奠基之作，也于七八十年代在中国掀起了一阵旋风，“今天派”的主要诗人如北岛、多多、芒克就曾模仿凯鲁亚克离开知青点四处流浪。《在路上》至今依然畅销不衰，还在影响后来者。
金斯堡1944年就认识凯鲁亚克了。两个人相见恨晚，彻夜长谈。金斯堡后来回忆凯鲁亚克和他的谈话，对他写作《在路上》期间的经历印象极为深刻。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金斯堡内心的“动词”。1955年，曾被大学开除过的金斯堡完成了他的长诗《嚎叫》，并于当年在旧金山的一次朗诵会上，凭借此诗获得轰动性的成功。从现有的照片来看，金斯堡朗诵时处于一种“癫狂”的状态，不难想象他的声音究竟具有何种魔力。这首长诗批判了美国的物质主义，描写了美国青年夫的颓废生活，形式上模仿沃尔特·惠特曼的长行自由诗，作为一部诗歌作品和一部历史文献，此诗可同艾略特的《荒原》相提并论，是金斯堡和他的同道者的里程碑。在越战中，金斯堡是一个坚决的“反战”者。
以这两人为代表的作家们用行动表明，“垮掉的一代”并没有“垮掉”，尽管他们疯狂的举止已经被后来者深深记在心中，他们只是试图“反叛”，毫无恶意，他们除了身体以外，就只剩下“游荡”的灵魂了，外面已经竖起高墙，他们必须“突围”，他们得做点什么。就像他们作品中的动词那样，要挣脱文本而去。
这让我想起一直以来被忽略的另外一个女诗人，她是金斯堡的“精神之妻”，“垮掉文学”的教母，她叫安妮·沃尔德曼，如今已过七旬。“‘垮掉的一代’仅存的硕果。”
我见过她。有一年来昆明参加文学节，着一身黑衣，长发披肩，走起路来轻快有力，丝毫不像一个年近七旬的人。据说她在来之前经历了一场大病，你看不出他脸上被病痛折磨过的痕迹，只是留下了岁月的沉淀，那种坚毅的神情。
她朗诵诗歌的时候就像一个“女巫”，诗稿在她手中飞扬，每念完一段，就抛向空中，声音像一只鹰穿过，听者的心。她舞蹈着，她在表演诗中的所有“动词”，那一瞬间，就仿佛回到了回忆中的年代，凯鲁亚克刚刚结束旅行，写出了《在路上》这部“旋风”般的作品，而金斯堡稍后完成了惊世之作《嚎叫》。我看出了她的孤独。我因此联想起中国历史上那些“孤独”者。比如李白，那个仗剑走天涯的侠客，“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比如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居然有点“嬉皮”的意味；比如李贽，做“异端”也做得那么自在，“我以自私自利之心，为自私自利之学，直取自己快当，不顾他人非刺”，这是那么个性；比如金圣叹，行刑前想到的不是恐惧，而是美食，大笑而去。他们都很狂，是“反叛者”，他们同样也很孤独。两种孤独这时候连接在一起，打通了时空，打通了中西。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他们时代的”垮掉的一代”。有人说，“垮掉”是一种消极，但是我在读他们的作品的时候想到的不是“疲软”、“撤退”、“无奈”，而是强大的力量，喷薄而出。
我从安妮·沃尔德曼的身上看到了活着的“垮掉的一代”，跟她聊天总让我觉得精神一振，就好像在跟凯鲁亚克和金斯堡这两位大佬对话，我用蹩脚的英语，发出“世纪大问”。聊完之后，我一个人走在路上，暮色四合，我竟想起当今的作家们来，背脊发凉。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写作情况——
老一辈的作家大部分已经到了“重复自我”的处境，或者不再写作，享享清福。他们必然不像年轻人那样血气方刚，精力旺盛。但他们中还有一部分坚挺者，你说他是老顽童也不过分，从他们的作品中还能依稀看到八十年代的影子，这是可喜的。
不过，你再去看看有些八零后作家们的作品，你就会发现，他们的作品中少了“力量”和“愤怒”，多了“迎合”与“软弱”。今天，你很难再看到一部像《在路上》和《嚎叫》这样的作品，振聋发聩，当头棒喝。他们似乎忘记了历史上为此作出努力的“孤独者”，他们写作的目的，大概不外乎以下几个：赚钱，为此写作动力十足，弯腰、迎合，不得不失去自我；获奖，他们在写作之初就想着成名之后的种种了，以至于当他们哪天偶然获得了一个小奖也恨不得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他们渴望别人认同他们的身份，“知名诗人”、“知名作家”；跟风，大家都在写，自己就跟着。我看过他们写的东西，跟他们的态度倒是惊人吻合。
尤其是年轻一辈，一些九零后作家们。如果说八十年代开始写作的这一辈还有“骨气”的话——“先锋文学派”显然在此之列——那么，现在的这一辈中的有些作家就有点让人惋惜了。有评论者指出九十年代出生的人是“垮掉的一代”，物质丰富，精神空虚，放大忧伤，脆弱无力，但是，细细一想，这一代跟“垮掉的一代”扯不上关系，除了“垮掉”的动词性。前者是“洒脱地前行”，后者则是“无奈地蜷缩”。单就这一部分青年作者而言，“服从”似乎早已成为了他们写作中的“圭臬”，服从利益、服从欲望、服从权力，失去了自己的立场，表达的是“同质”的东西，个性几近泯灭，写作何以可能？
我认识几个年轻的写作者，有天分，对文字的敏感很是难得，但是经常参加一些无聊的活动，发表演说，写作上也略微掌握了些“套路”，多得编辑赞誉，“渐入佳境”。然而我却看不到他们身上的“反叛”，那种对写作道路的质疑，对自我的坚守，对困境的抗争。这是一个缩影。
当然，不得不提的是，我对这些所谓的作家了解不多，也不够深入，目前只知道这些“小道消息”，说不定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这些呢？我在心里安慰自己。遥想古代的那几位前辈，西方60年代的“神交之友”，80年代强壮而激情的父辈，那才是写作的去处啊。斯人已去，唯有向往。
走在路上，天已大黑，天空中闪着点点星光。我知道“垮掉的一代”不得不成为历史，他们的使命在那个时候已经完成了，但是，他们没有死去，我翻《在路上》和《嚎叫》的时候，他们就活着，况且安妮·沃尔德曼还在，我有幸见了她一面。而另外一些遗传着他们的基因的作家们还在，虽然寥寥，但却无时无刻不影响着身边的人。
我又感到了希望，不觉加快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