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初中学历史的时候就很崇拜朱元璋,但是直到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我才找到真正的原因。
一、军事斗争思想
群盗纵横半九州,干戈满目几时休。官曹各有营身计,将帅何曾为国谋。猛虎封狼安荐食,农夫田父困诛求。抑强扶弱须天讨,可惭无人借箸筹。——刘基《忧怀》
朱元璋出身于大乱之世,崛起于群雄之间,从白手起家到天下至尊,历史上最为华丽的逆袭莫过于此,说起“得国最正”,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长河中,朱元璋最为当之无愧。少年时期的我,多少次梦想自己金戈铁马气吞万里,麾千军征战天下,抚一方黎民安居,神驰之余,还是要面对繁重的学业,还是要挣扎在工作的漩涡,所谓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这或许是一个男孩都曾经有过的英雄梦吧。
我从去年12月底从区里的图书馆借出一本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1964年版),计划于1月份读完,说起来惭愧,我虽然经常自诩为历史的爱好者,但是对历史知识的掌握非常贫乏,吴先生的此著对我来说来是有些专业性的,我对历史事件的兴趣远远大于对经济政治制度的兴趣,因此看过遍也只能说是浮于皮毛、过于浅湿了,掩卷而思,只好以“但当涉猎,见往事耳”来安慰一下自己。
元末明初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大乱世,或许是吴《传》里对农民起义斗争的描述和分析,采用了当时比较流行的阶级斗争方法,致使我总是想到我们的红军前辈们的革命斗争——恰好元末的起义军也称为红军,推翻元朝封建统治的战争与我们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有诸多相似之处,所以在字里行间我的眼前总是能浮现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影子。退役前我总是喜欢和同事们说“我不喜欢军事”,但其实我是不喜欢现代军事,我对古代的冷兵器战争很感兴趣,其中的古典气质更能够使我陶醉其中。朱元璋的帐下聚集着当时军事素质最高的将领集团,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朱文正等一批名将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均称得上具有世界一流的水平,朱元璋本人的军事才能也足以凌驾手下诸将之上,其军事思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这是朱元璋在残酷的军事斗争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以我的理解,大体上有这么几个特点:
慎战而不怯战,重战而不唯战;
放权而不松权,集权而不专权;
治军而不束军,养军而不娇军。
如果说再找出一个人与其军事思想最为接近的话,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重在杀伤敌有生力量而不在一城一池的得失等等诸如此类,如果仔细去研究两人的军事思想,或许能够发现更多的相通之处,只可惜那已经并非我力所能及的了。
从战略高度上讲,他的儿子朱棣的军事水平远远无法与他的老子相比。
二、政治经济能力
除了单纯的军事斗争水平之外,其政治斗争水平在他那个时代也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所谓“政治能力”绝对是一个综合性指标最高的能力,甚至连上面说到的军事能力也是服从于政治能力之下的,正所谓“军事是政治的延续”。作为一个最有权威的皇帝,如果说朱元璋的军事能力对于我们来说有可借鉴学习之处,那么我认为其政治能力是不可复制的,他的政治斗争手段部分来源于其地位——皇帝,部分来源于个人能力——劳模,部分来源于特殊经历——起于最低成于最高。
政治斗争说到底是权力的斗争,我认为朱元璋对权力的掌握欲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对官僚系统的不信任,即便现在的官僚系统是为他本人服务的,从内心深处讲他肯定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整个官僚系统,这能很好地解释他屠杀功臣、设立锦衣卫、分化军权等行为。
但同时,伟大的朱元璋也并不是没有缺点,心狠手黑就不说了,单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他所设立的制度有其先天的缺憾,太过理想化的设计在实际施行的过程中趋于僵化,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无法支撑计划经济式的制度,二是制度的固化无法泯灭个性的发展,群众的创造力是任何制度都无法限制的,群众的力量也是制度所无法阻拦的。只有采取有利于当下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制度,才是合适的制度。朱元璋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制度领先于生产力的时代。
这让我想起现今的社会,经济力量的日益壮大并没能很好地带动制度的完善、文化的繁荣和人民整体思想水平的提升,当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若再不加以控制,必然会引起足以动摇社会根本的巨变,所以我们深化改革、严惩贪腐、加强法治、重视文化等等一系列举措,不能不说是有一定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的。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朱元璋的软肋。
出身的贫寒使朱元璋比一般人更加重视自己的亲戚宗族,建国后给他们分封了很高的俸禄和很高的爵位,使他们不用劳动就能享受到衣食无忧的美好生活,真正做到了“苟富贵,无相忘”,但是到了明晚期,朱氏子孙已经繁衍到一个庞大的数目,成为了朝廷最为沉重的负担。对亲情的过分重视也蒙蔽了他政治上的敏锐,他最为中意的皇太子朱标死后,他将诸子分封到各地为王,并赋予战时军队指挥权,用以巩卫边疆和镇压农民起义,紧急时期甚至可以带兵入京勤王,皇太孙朱允炆曾经问他:“有敌人来了叔叔们可以对抗,但是叔叔们有异心了,我该怎么办呢?”
朱元璋对此哑口无言。
以他的政治能力和斗争经验,他会想不到这种事的发生吗?我看未必。或许从心底里他不敢相信儿子们会起兵造孙子的反,或许他不敢去想像那样残酷的场景。最后朱元璋带着放心或不放心解脱了,皇太孙朱允炆战战兢兢地坐上了皇位,四年的时间他在战争或者说战败中度过,直到他的叔叔朱棣将他赶下了皇位,下落不明,至今都是历史上最大的悬案之一。
经历了长期的战乱,生产遭到巨大的破坏,王朝建立初期最为首要的任务肯定是使农民回到土地,与民休息恢复生产,在这一点上朱元璋做的还是合格的,他统计了全国人口和土地,建立了户籍和税收制度,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有力推动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创立了历史上别具一格的“洪武模式”,在当时的社会历史下,是有利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在他的治理下大明王朝渐渐走上兴旺发达的大道,也为朱棣日后征战漠北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但是这套模式死板而缺乏弹性,尤其是对工商业的繁荣和兴起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后来明朝的统治者只有一步步扔掉朱元璋的模式,才更进一步地发展起了经济。
由于自己出身的原因,朱元璋对农民有很深的感情,制定了很多有利于农民反映自身问题的措施,比如发行《大诰》,允许甚至鼓励农民进京告御状——此时的朱元璋还兼任国家信访办的主任;同时为加强自身统治,维持国家和社会稳定,他还采取了一视同仁的开明民族政策。与此相对的,洪武一朝对官员的要求很高,甚至于苛刻残酷,分权不够,监察不够,还要设立特务组织监视他们的一言一行。整个国家仿佛是一个听话的提线木偶,千丝万缕的控制最后都集中到朱元璋这个操纵木偶的人手里。
木偶最后会脱离操纵者的控制,估计是他所料未及的吧。
三、人才组织利用
朱元璋的麾下聚集着当时第一流的人才,——实话说我对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朱文正、冯胜、傅友德、蓝玉等名将的兴趣,更早于朱元璋,如果说从纯粹的军事角度出发,我可能还更加喜欢这些人一些,这起源于我对武侠小说的喜爱,《倚天屠龙记》让我第一次知道了徐达和常遇春,《倚》书中说徐达用兵如神来源于张无忌传授的《武穆遗书》,常遇春不到四十岁而亡是因为胡青牛不给他治病而小张无忌医术有限的原因,后来看到历史正文,再与小说对照,感觉别有一番趣味。
在战争年代,朱元璋率领众军逐鹿天下的征程让人热血澎湃,但问题是,可以马上取天下,而不可马上治天下,事实证明,在治理教化万民方面,文臣——或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是儒生,具有更好的专业素养,所以朱元璋从一开始就重视对儒生的笼络利用,从朱升李善长,到刘基胡惟庸,从宋濂到汪广洋,这些文臣虽然说经历、结局各不相同,但都是朱元璋治理天下的主要力量。
让合适的人干合适的事,这就是会用人。
至于悲催的胡丞相,被朱元璋养肥后杀鸡儆猴,更是可笑而可悲了。
四、精神思想价值
我从初中学历史的时候就很崇拜朱元璋,但是直到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我才找到真正的原因。朱元璋的成功史虽然说是不可复制的,但是极具励志意义的,每当我感觉自己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想想朱元璋,——劝慰自己至少还没有惨到他老人家年轻时候那个地步,有先辈的榜样作用,自己眼下这点事仿佛根本不值一提了。朱元璋进过寺庙,后来加入过明教,但是他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呢?我们不可能去找他本人询问一下,填个登记表,但我推测,他既不信佛教,也不信明教。
他信什么?他只信他自己。
宗教只是一个外在的表现形式。他进入寺庙并不是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和解脱,而是因为他实在活不下去了,不进寺庙就没有饭吃得饿死,他加入明教是因为明教宣传的教义是契合他当时的愿望和诉求的,但是当他拜佛拜明尊的时候,是在真心地乞求救赎吗?不是的,他心中的佛也好、明尊也好,都是他自己,从表观上来看,他可能应该归入于客观唯心主义,但从本质上讲,他一定是不折不扣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相信自己能推翻一切,他相信自己能建立一切,他相信自己能主宰一切。
他相信不管多么困难,不管那个对手有多么可怕,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都一定可以战胜他。他一直坚信着这一点。
所以他是我的偶像。
所以他也应该是天下所有奋斗者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