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本质区别

  一些人提到西方和中国的区别,常常说西方人注重个性,中国人则强调集体性,压制个性。这种说法用来描绘某些暂时现象,或有几分真实,但如用来说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本质性的区别,则是完全说反了。

  西方文化带有浓重深厚的宗教印迹,从其根源上就不是注重人的个性,相反,倒是更多强调集体性、服从性,排斥异端,注重外力的引诱或压服,无论对内对外都呈现这种特征。如果说近代西方社会给人以更多个性自由的感觉,那只是其经济科技发展领先于其他地区的结果。而中国在近代遭受更多民族压迫,窒息扭曲了本身的文化特征。

  中国真正的思想文化特征是尊重个性,启发自觉,注重人本身的进步。
  《论语》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朱熹《论孟精义》解释说:“三军之帅,众可夺也;匹夫之志,虽万乘之主有不能屈,况可得而夺乎?”“惟不可夺,是以谓之志,可夺非志也。山岳可移,志不可移,死则可夺,志则不可夺。”

  《论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儒家对“尊己”“为己”“立己”等概念也多有强调。孟子说:“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朱熹《论孟精义》中说:“自爱,仁之至也;自敬,礼之至也。”明儒郝敬说:“故已重于天地万物,寻常行处,常知有己,即是放其心而知求。”程颐说:“不立己,后虽向好事,犹为化物,不得以天下万物挠己,己立后,自能了当得天下万物。”

  中国文化传统注重启发人的自觉性。
  《论语》里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也即人内在的主动性积极性已经达到相当程度,在此基础上再加以点拨启发才能起到好的效果。
  《易经·蒙卦》说“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即对方有内在需求,去成全他,而不是对方没有这个需求,却硬要去灌输、去教导。
  《礼记·学记》说:“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君子对学生的教导开喻,是指引道路而非牵着鼻子走,鼓励强化优点而不是去压抑,打开思路而不直接告诉其答案。
  程子说:“人皆有是道,唯君子为能体而用之。不能体而用之者,皆自弃也。”人本来没有的东西,你也不能强行给他。正因其内心本来就有,故可激发之,让其自觉,自己发展成长。
  朱喜说:“立教之本,不假强为,在识其端而推广之”。王阳明说:“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都是尊重人的个性,激发人的自觉,成全每个人的个性发展。

  至于注重人本身的进步,更是贯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始终。
  《大学》开宗明义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即个人之进步,“亲民”即社会人群之进步。明明德,非用社会之外力对人加以改造、灌输,而是对人固有之天性、固有之个性灵明的启发觉醒。明明德即致良知,是每个人内在天性的自我发现、自我成长。

  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也确实可说是到了一个关键节点。一方面是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物质生活的富裕繁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的日益成熟,这种发达富裕可能会上升到更高的层面,许多重复机械性劳动,甚至简单的智力工作都可以被机器代替。而另一方面,如果人群大众的精神素质不能随之进步,随之而来的也可能是文明的腐化退化,越来越多的资源被用于低层次放纵享乐,越来越多人陷入心灵空虚。

  带有深厚宗教印迹的西方文明传统,注重外力或外在权威的利诱恐吓,注重外在制度的束缚限制,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要建立制度去改造人,试图强行把人改造成某种范本,把人群变成所谓道德高尚的新人,又会导致一个令人窒息的社会。外在束缚和制度规范有其作用,但仅有外在制度规范,没有人的自觉需求,则很难持久,也很难保持行进在健康的方向。简言之,无外在,是空谈;无内在,则不持久。

  中国传统本有一整套底蕴深厚的思想文化体系,尊重人的个性,启发人的自觉。如果充分弘扬挖掘这套思想文化体系的潜力,取其精华,适应时代需要,与发达的生产力、合理的制度配合,所起到的作用就不是什么改造人,而是成全每个人的发展进步。不是外界强求一律,个性泯灭,而是每个人的自我完善,自我的思想行为一致。外界不需要树立某个所谓正确的理念,灌输给人,改造人,而是每个人至少有自己认可的理念(良知),并将之落实,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就是很高的境界。而社会的任务,制度的任务,不是去改造人,而是在个人的力量无法达到落实自己理念的情况下,帮助之,实现每个人的自我成长。这对于整个人类的进步发展,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这其实和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阐述“立人”的思想核心是一致的。鲁迅说:

  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夫势利之念昌狂于中,则是非之辨为之昧,措置张主,辄失其宜。
  新生一作,虚伪道消,内部之生活,其将愈深且强欤?精神生活之光耀,将愈兴起而发扬欤?成然以觉,出客观梦幻之世界,而主观与自觉之生活,将由是而益张欤?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
  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鲁迅所说的立人,其思想实质,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四书说的也无非是立人。明儒罗汝芳让人顶天立地,“大君子自树于宇宙之间”,“立己立人,己达达人,浑然而无彼此,洞然而靡始终”,都是完全相通的。

  但鲁迅说“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是过于超前了。若说是二十一世纪之新精神,再不济是二十二世纪之新精神,或许是不错的。而促成这“新精神”之实现,中国传统之思想文化体系当有其独特的重要贡献。从这个意义上回应汤因比对中国的期许,是可能的。

  至于日本人编写的这本《未来属于中国:汤因比的中国观》,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了解以汤因比为代表的西方有识者的关切与焦虑,以及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与期望,开阔眼界,在此基础上激发独立思考,也是有其不可替代的阅读价值。

摘选于《未来属于中国:汤因比的中国观》序
作者:杜车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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