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独属的音调激活汉语诗歌的光和热
——也谈诗人李龙炳和他的诗
•张卫东•
如果说，诗歌的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是一种极端的生活方式，那么，诗人李龙炳无疑坚定的选择了这一方式。而之于读者，阅读一个诗人的诗，就是阅读一个诗人的精神与心灵史，就是向自己的内心“移民”。此刻，读龙炳的诗，我想也是如此。
记得十几年前，我曾在《精神的坚守与灵魂的昭示》一文中这样写到：“龙炳的率真与热忱，执着与抗争，强大的个人写作背景与作品的豪迈大气及浓浓的乡土气息，为我的写作注入了巨大的精神支撑和鼓舞。相识数年来，同他的每次见面或电话交流，都能坦诚相对，畅所欲言，并透过彼此兄弟般的信任，感受到他浑身上下充满的激情与活力。他的孤独，他的写作，他对诗歌的一片虔诚带给我的不仅是感动，更是一种鞭策和砥砺，让我一次次建立起写作的信心和对诗的责任与担当。”今天看来，我当时对龙炳，对他的诗，他的写作，其认识是肤浅、幼稚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这让我再次想起2001年季夏，与龙炳在成都宽巷子相识不久，受他的首次邀请，我与诗人孙文和当时还在成都的年轻诗人高岭一道，骑着自行车前往位于城市化前的青白江龙王乡红树村——龙炳居家之地拜访交流的经历。许是受龙炳火一般的激情与低调、隐忍的诗人气质感染，是夜，在竹林溪边交谈了一下午的我们依然兴致不减，晚饭后，坐在他家的屋顶露台，伴着头上无垠的星空和田野上的声声蛙鸣，围绕着诗歌，诗人，以及诗的写作几个话题，又开始了彻夜长谈，直至凌晨三点疲惫不堪地昏昏睡去…… 次日，回到家后，我禁不住写了一首纪念性的小诗《龙王乡的记忆》，以抒发此行心中的感慨并答谢龙炳的诗，龙炳的酒…… 由此，开始了我与龙炳二十余年兄弟般的友谊……
说到这里，如果你只是简单的认为，特定的生存地域必将造就一个诗人特定的全部性格，气质，并由此决定了他写作的视域和作品的全部主题与内容，那么，在你真正读过并读懂了龙炳的大量诗歌后，就会发现自己的狭隘与偏颇，并颠覆你此前所有的认知。比如，一个开着酒坊，却从不饮酒的龙炳竟写出了长诗《奇迹》《一百吨大米》这样视野开阔，气象万千，激情豪迈的诗，就像一个生于长于城市的诗人一样，他的视野，他的诗，怎么可能仅仅局限于都市一隅？所以，当你发现这些以后，就会认定，龙炳绝不是一般意义或一般人所认为的什么“乡土诗人”，在他的内心、他的脑海早已汹涌着现代诗歌的万千气象，就像他身边西江河的流水，早已穿过田野、高山，通江达海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的诗中没有乡土的元素、情节与词根，而这些，在我看来，只是作为他写作的背景与符号，或作为材料的一部分存在、出入于他的写作和诗歌中。
不错，龙炳的确一直生活在乡村，生活在他诗中经常出现的龙王乡（城市化后叫龙王社区）。这是他的出生之地，生长之地，他的家人和亲情，他的父老乡亲，他的囧困与畅快，他的焦虑与烦忧，以及所有的爱与恨，悲与喜都与这片土地息息相关，就像他曾经在诗歌《龙王乡，宿命与幻象》中所言：“命运从来不是我的强项，失败更像大海／自从我看见你在流动，我的一生只能是／一座断桥，一年又一年多么清白的时间／马的四蹄藏在了内心依然飞驰如电……／／永远的乌鸦永远没有进步，几乎所有人都看见了／肉在往下掉。只有我看见了，是翡冷翠像雪花一样／往下掉，掉在了龙王乡，翡冷翠便无声地化了／我已在翡冷翠生活了大半生，眼睛正在瞎掉……”。
这首言语明朗又略带晦涩的诗给我的直接感受是，诗中的“我”出于个人“命运”中某种“失败”的悲情而产生的某种“幻灭”感。而众多的幻象也许是真实场景的变形，也许是诗人想象力的呈现，但虚实之间无不指向“龙王乡”——这个既无法承载和实现诗人某种理想或抱负，却又让诗人无法离开的“宿命”之地，就像诗人留给我们的一个个纠葛不断却又难以打通的现实与悖论。现实的龙炳在龙王乡，诗歌的龙炳在“翡冷翠”。虽然，我们无法完全弄清龙炳写作此诗的全部缘由，但，却能从他闪现在诗中的多个侧面，大致理清诗人在诗中的真实心态，以及留给我们的更多可能的想象空间。我以为，这就是龙炳诗歌的诱人之处与魅力所在。其实，在龙炳的诗中，类似这样的题材和写法很多。“因为他牢牢扎根于大地的感受、思考，并不是‘此时此地’所能局限的，甚至‘乡村知识分子’这样的称呼用在他身上也只能显得滑稽；人性的广阔、复杂和某种文明的‘类’的高度，已像海水中盐之溶于水那样，溶于龙炳的诗歌中；更为可贵的是，他的诗歌，在保持细节潮湿和努力做到技艺有效的同时，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独属音调的坚定、明亮——某种深沉的爱激活了他灵魂的光和热……”（哑石《凸面镜中的李龙炳》）
“我一直认为，／在书桌上放一把刀，／是绝配。／午夜带刀读书，／如同阴阳互补，／刀是技艺上的内行。／外行只能是一堆，／时代的破铜烂铁，／无法回到纯粹的语言中。／书桌之外是沦陷区，／诗歌之外是殖民地。／没有一把刀，／我就不配写任何一个字。”（李龙炳《刀》）
显然，诗里的“刀”决不是一把普通意义上的刀具或一个名词，而是一个隐喻一种象征。就这首诗的语境而言，我以为是龙炳写作中某种技艺的标识，也是暗指他内心某种坚韧的部分和正义的象征。也许，它并没有那么锋芒毕露，但它历经淬火、锻打后的质地，那纯粹，却使诗人的言说，他写下的每一个词不仅具有了韧性，更具有了划破黑夜的犀利。而我，则从这“游刃有余”的“刀”上读出了龙炳心中蕴含的某种书卷般的侠义和勇气。我想，对于一个性情温和的诗人来说，也许内心真的需要这样一把倔强坚韧的“刀”。
正如龙炳自己所说：“我所有的诗歌，都与这片土地的宿命有关，都是对真理、正义。崇高、光明和美好无尽的向往。对文本的探索，无论明朗或晦涩，始终贯穿着坚定的精神立场，在爱与忧愤之间也有对苦难的承担，隐逸着一份刀锋的光芒……” 是的，这苦难的承担，隐逸的光芒，就像他诗中那列“后退的火车”在“乌云的乌托邦”下，尽管“嘴唇上的大海风平浪静”，却此时无声胜有声，就像他体内储存的刀或一把放在书桌上的刀…… 由此，我坚信，一个真正成熟的诗人，在其漫长的写作历程中，即便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同样能够完成一次次“华丽的转身”，并不断刷新个人诗歌写作的样态，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语言的奇迹。
“他的眼睛关闭的声音，像打雷／雨试图毁灭这个世界。／／乡间泥泞小道上有巨人的脚印，／大于一个伪诗人的悲伤。／／“先生，你还欠蝴蝶银行的一笔贷款……”／他突然苏醒过来。／／这味觉的社会终究要变味，／他的猫已不在人间。／／“先生，你毕生的学问，／只适合翻译一个国家的唇语……”／／他已经病入膏肓，／他有不正确的骨头在体内敲锣打鼓。／／他死的时候，听见有人在开他的门，／钥匙却一直在他手中。”（李龙炳《死亡的部分》）
此刻，再读龙炳的诗，面对这样的诗句，你就会由衷的为他多年来诗中独特殊异的形式感与充满想象力的言说而感到惊讶，让你不得不认为你已置身于一个非常个人化的理想主义诗歌王国，这自由的王国永远是属于诗人李龙炳的。
首先，你会发现，龙炳虽然生在、长在乡村，但他的诗绝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乡土、乡村、田园诗一类，而是站在更为开阔的、现代性与当代性的写作场景上的，其言说的宽度与深度，是对自然、社会、人类、人性、人文世界的普遍关注、叩问与打开，充满着直面现实、毫不妥协的立场与鲜明的灵魂朝向和独有的审美价值。
其二，读龙炳的诗，随着他语言持续不断的展开、推进，你会因他对语言与生俱来的、超凡的感受力，而于诗中总是出乎意料的奇妙构建而倍感惊叹。你会发现，他总能将那些看似并无关联、无逻辑的词语在特定的语境中意外的组合在一起，并形成彼此内在的逻辑关系。
其三，就文本形式来看，龙炳写诗有他特有的手法，他的超拔、诡谲，甚至近乎“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使他的诗总是具有出人意料的言说效果，其独特的张力，在我多年来所读到的众多诗人文本中是少有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其形式的构成具有难以复制、模仿的辨识度。
其四，读龙炳的诗，你能透过他时而明朗时而晦涩的言说，时而清晰时而隐约的捕捉到诗人骨节与血色深处，那谦逊、低调中所投射的倔强、高傲和永不退缩的精神品格和隐忍、忧郁的气质，以及无处不在的人文情怀和悲天悯人的大恨大爱。
其五，龙炳的诗歌大都适合朗读。关键是，在读的时候，你会非常自然的感到，龙炳根据不同题材和内容在形式上给予文本的不同节奏和音韵，因而产生出不同的声音效果，或高或低，或急或徐，或长或短…… 使读者在阅读中真切感受到诗人真实可触的生命状态与情感律动，以及每一首独属的音调所赋予文本的光和热。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龙炳和他的诗歌。我认为，对于龙炳的写作，龙炳的诗，无论是他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奇迹》《一百吨大米》《我的咳嗽已是霜降和遍地月光》，还是写于本世纪初的《乌鸦的理想主义》《粮食以北》《天上的铁匠铺》《子弹快跑》以及近些年写下的《数一数蚂蚁》《面孔遗忘症》《大梦不醒》《阴影中的世界》等等，无不直面汉语写作的当下语境，并从个人命运的遭际，用真实的内心向这个日益浮躁贪婪，沉沦堕落，荒诞魔幻的世界昭示着一个诗人坚定沉毅的信念与浪漫不羁的情怀，昭示着一个诗人殊异的语言对这个世界邪恶部分的勇敢对抗和对汉语现代诗写作的独特贡献。“在许多汉语诗人为自己的文化身份苍白无力而痛苦时，龙炳已深切触摸到自己心灵和文明之根的活水，并以大量优秀的文本见证着这一切。”（哑石《凸面镜中的李龙炳》）
“写作就是在虚空中倒拔垂杨柳／浪费的力气可以修一座寺庙／浪费的语言足够谈一百年的爱情”（李龙炳《写作》）是的，我曾不止一次主观的想象过龙炳写作时的状态：当夜色降临，万籁俱寂的时候，忙了一天的龙炳独自坐到灯前，面对诗歌，面对他的写作，陷入沉思…… 窗外的河边有沃尔科特的“白鹭”，室内的案头有阿什贝利的“咖啡”，以及时而浮现在脑海中的里尔克，艾略特，博尔赫斯，米沃什…… 这其间，他的写作应该既有“行云流水”似的畅快，也有“倒拔垂杨柳”般的艰难。于是，他不无幽默又略带调侃的对我们说，写诗有时就像“竹篮打水一样，打不起水却可能打起一条清凉的鱼”。他告诉我们，要写出一首好诗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时常会有“倒拔垂杨柳”般的吃力，因为诗歌是可遇不可求的，是自然而来的，就像上帝的恩赐，有时甚至需要某种“神助”，但只要努力，也会收到意外的惊喜，犹如用竹篮去打水却惊奇的“打起一条清凉的鱼”。所以我就想啊，写作对龙炳是这样，对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特别是前些年，在我多次探访龙王乡，和他并肩走过西江河畔，田间小道以后，更坚定了这一判断。
至于自己的诗人定位，记得多年前龙炳曾在一次访谈中谦逊又不乏幽默的说到：李白是“天子呼来不上船”，所以李白是大诗人，我是“乡长呼来要上船”，所以我是小诗人。话虽这样说，可龙炳基于土地和生命双重滋养的诗歌，就像两簇熊熊燃烧的火焰，让我分明看到，在现代性与当代性的诗歌大格局中，在他几十年持续不懈的诗歌写作中，他对语言，对诗的思考和探索，其敬畏，严谨和认真，他的自然，旷达和优雅，他诗中既“旷世不羁，天马行空”的孤绝又充满忧思与质疑的诗行所展现的那种既有陶渊明闲云野鹤般的飘逸悠哉，又有士大夫苏轼般无视权贵，心系苍生的气节与情怀。几十年来，龙炳用他的诗，他的写作告诉我们，他是一位具有独立人格与思考的真正的汉语现代诗人。而在他与我多年的交往中，我更看到了他始终温良善意却又时不时羞涩的脸上，那颗桀骜，孤绝，低调，隐忍，以及带着某种悲情色彩的、不屈不甘的拳拳诗心与君子风范。
龙炳是位十分优秀也十分受读者喜爱的诗人，他的宽厚豁达，他的与人为善…… 但对于他的诗，坦率的说，从内容到形式，从语言到气质，从诗外到诗内，又有多少人是真正读懂了的？他诗中的忧虑，孤独，痛苦，愤怒…… 他诗中深藏的一切，试问，有多少人是真正感受并触摸到了的？装模作样自以为是的附庸者恐怕不在少数。所以，对于诗歌，我们绝不企望那种虚妄滑稽的集体阅读（即便对于已逝的诗人）。因为诗歌对于个人，写与读，冥冥中都是为了消解内心因生存的紧张、焦虑、怀疑和抑郁等所积结的块垒，为了暂时忘却时间的流逝中，因对死亡临近的巨大虚无感带来的无助与恐惧…… 所以我要说，对于诗歌，即便是出于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或欣赏，也只能取决于诗人或读者自己，取决于他或他的感受力与辨识度，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位优秀诗人和他的诗歌时，要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和肤浅，无知与可笑。
我曾在《诗歌，阅读的可能》一文中这样写到：什么样的诗歌被什么样的读者以什么样的方式阅读，是十分关键的。因为，真正的诗歌交流永远是非常有限的，是可遇不可求的，是奢侈的，尤其对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优秀诗人。面对这样的诗人，这样的诗歌，那种附庸似的阅读重要嘛？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不禁让我想起二十五年前冬天的某个夜晚，当我初次读到龙炳刊载于诗歌民刊《诗镜》创刊号上的长诗《奇迹》时，随着阅读的跟进，深入，我竟潸然泪下，不能自己……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读到龙炳的诗，虽然那时，我们尚未相识，却仿佛触到了他燃自大地与生命的灼灼灵魂之火……
时至今日，我们完全可以说，龙炳以他历经三十余年孜孜不懈的诗歌写作与所取得的成就，让我们有足够理由认为，他的确是位真正意义上的汉语现代诗人。正如诗人哑石在评论《凸面镜中的李龙炳》一文中所说：“我称龙炳为诗人，是因为在他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最容易被显摆者嘲笑的三种诗学元素：大地的容器，花团锦簇的想像力，灵魂的羞涩。”
尽管在曾经的龙王乡，在龙炳宿命般的幻象中，我们同样发现了“远方是一只巨大的舌头”，“天上和人间没有什么不同”，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是“奇迹”诞生的地方，更是“一百吨大米”出发的地方。是的，我们总归要说出自己，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勇气，甚至用我们的“失败”去热爱这个残缺的世界，“时间总会给梦带来好处”，因为作为诗人的我们，“在发明语言的同时也在被语言所发明。”
最后，让我在龙炳的一首诗中结束这篇并不专业的诗歌随笔吧！
意外
我曾经在大街上，
遇见猛兽。
它有足够的压力，浮起乡下人，
让声音变细。
好像体内满是塑料花，
好像拖拉机上的春天，不是春天。
月光，被一本书
对折了一下。
风在炊烟中签名，意味着
梦已经被时代抛弃。
手指一个接一个，
在衣服口袋里默默爆炸。
谁还能能理解，
指甲里的世界，
这轮回中的一粒沙，我听见
坏人也在读杜甫。
被雷击的人，居然没有受伤
唯有眼镜掉在了地上。
2022.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