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圣殿上的心灵之舞

——评钟世华《穿越诗的喀斯特:当代广西本土诗人访谈录》

诗人在诗歌写作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通过他们对自身的生存经历、创作道路以及对时代变化、诗歌发展等方面的诗学阐述,我们可以清晰地观看到诗人个体与诗歌本真之间的通约性。正如诗评家张桃洲所说:“要洞悉一首诗的秘密,有效的方式之一当是倾听诗人的自我陈述……人们总会从那些哪怕是诳语的言谈中,领悟源自诗的隐秘深处的个中消息。”一般说来,与诗人们的畅谈有助于我们探究在诗歌圣殿上跳舞的优美文字的由来,而且还能够通过谈话本身窥探其背后所隐藏的“诗的秘密”。钟世华的著作《穿越诗的喀斯特:当代广西本土诗人访谈录》(以下简称《访谈录》)正是以“畅谈”的方式,建构起了诗歌写作与时代生存、诗歌语言表达与诗人心灵处境之间的驳杂关系。广西诗人数量众多,这些诗人尽管在创作风格上存在差异,但他们对诗歌写作本身的追求与热情有着较大的相似性,由此他们在写作中始终保持了对生活的无限热情、对苦难的敏感辨识和对生存的丰富想象,这些内容在钟世华的《访谈录》中均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美国著名哲学家、神学家蒂利希曾经说过:“艺术所要呈现的是无论如何与本我相关的事物”,作为艺术特殊组成部分的诗歌对“本我相关事物”的呈现尤为重要。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离不开社会时代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新时期以来,诗歌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创作热潮后,逐步走向“边缘化”的发展趋势。诗人们在诗歌“退潮”中逐渐失去了对美好生活的自我体认,其创作热情也随着诗意表达方式的远去而渐趋隐退。与此同时,诗人们对生活本身的敏感与警觉始终无法逃出惯常经验的樊篱,他们所写出的诗歌落入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窘境之中。诗人如何才能在平淡的生活中保持敏感的心灵与强烈的辨识力?钟世华的《访谈录》正提供了一种回答方式,其所访谈的诗人在用心灵感受生活细节,用个体的敏感与警觉感知生存本真,还用充满时代感的语言来表达心灵记忆、抒发怀旧情绪。不仅如此,钟世华的访谈以开放的提问方式来探寻受访者的个体经验,这使得他们纷纷敞开心扉,通过自身对生活本身的感恩表达来体现异于常人的艺术情怀。本书藉此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只重形式、忽视精神特质的访谈录,引领我们不断追寻诗歌的艺术本源和写作本质。应该说,钟世华的《访谈录》是一部真正在探求诗歌写作的本质,并将诗歌本有的感人力量通过访谈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不可多得的佳作。

一、在诗歌艺术来源的角度寻访诗歌写作本质

钟世华是年轻的诗歌评论家,其所写的《访谈录》历时三年多才最终完成,这与当下快速的时代生活节奏似乎是相悖的,而诗歌的作用正是在日益喧嚣的生活氛围中趋于淡化,如学者容本镇为本书写的序言里所说的:“在浮躁喧闹的社会大环境中,诗歌的声音和分量实在是太虚弱、太无足轻重了……”这本书不仅为热爱诗歌的读者开拓了新的视野,而且为诗人不断探寻着的艺术本源指明了方向,同时还有助于我们能够在诗歌的艺术来源中寻访写作的本质。

中国的传统诗歌历史悠久,从古歌谣到诗经、楚辞,再到汉魏乐府、古诗十九首,直至唐诗、宋词,古典诗歌达到了艺术的巅峰。到了20世纪,白话诗的写作开启了新诗写作的潮流,随后的新月派、现代派等诗歌流派在写作中均表现出了与古典诗歌的较大差异,三、四十年代的抗战诗歌更是在内容、形式和诗歌语言层面与时代本身建立了紧密联系,这些诗歌完全改变了传统诗歌的写作面貌。而到了新时期,随着诗歌观念多样化、诗歌写作多元化现象的普遍出现,中国诗歌写作中的丰富性、多样性得以实现。这些努力不仅为诗歌写作积累了丰富的艺术资源与写作经验,而且还作为写作本质的源泉,为之后的诗歌写作做好了充足的铺垫。

谈到诗歌的艺术本源,鲁迅先生曾在《且介亭杂文》里表达出了真知灼见,他认为诗歌最初的产生和自然的劳动有关:

“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诗经中众多有节奏的诗歌与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密不可分,其文字中自然蕴藏着无限的热情。而就当前诗歌写作所面临的驳杂景观来说,广东省作协副主席、著名诗人丘树宏提出了当前诗歌创作应走出乱象,回归诗歌创作本源的看法。由此,当前诗歌写作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来回到诗歌本源,成为摆在诗人面前的重要话题。所谓“回归”不仅包含了诗歌的主题和内容,也即诗歌在表现对象层面体现出对艺术本源的回应,而且还包含着诗歌在表现形式层面要做到内在和外在的完美统一。

“闻弦歌而知雅意”,诗歌的创作必须回归艺术的本源。《访谈录》中的诗人冯艺曾说:“诗人共同的审美趋向应该是把目光投向面对的大山,沿着历史的遗迹,追寻我们民族的历史,探寻广西诗人与中原文化的差异与渊源”,读者能够从如此平静、平实的表述中体察到其内心所包蕴的“寻根”意识。同时,冯艺的诗歌创作也真正做到了在广西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断寻找着壮族丰富的民族文化传统、审美理想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关联性。

二、诗歌语言要承担起词语的责任

诗歌语言应该简洁、纯粹、精美、热情,具有直击心灵的力量。1980年代的朦胧诗在诗歌史上有着重要的诗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它的争论也不断出现,钟世华的《访谈录》并没有忽视对这一特殊的诗歌现象本身的探讨。本书还谈及了广西在1980年代发生的“88反思”大讨论,该讨论不仅揭示出文学创作上的各种积弊与瓶颈,还使得广西更多的诗人直面诗歌创作中的文学传承问题,即诗人如何在依托传统的同时,探索出一条适合个体发展的新的诗歌创作道路。有关“88反思”的大讨论争议颇多,并且没有形成结论性意见,但讨论本身之于文学创作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毋庸置疑。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作为民族文学创作中最好的根基和源泉,作家在面对这些宝贵财富时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扬弃和创新。

诗歌表达因其独特的个性追求不同于散文和小说,它作为词语表达的主要承担者,通过自身的语词传释能够使读者感知诗歌艺术所拥有的纯粹的、美的力量。钟世华在《访谈录》中的提问方式富于诗性,这首先与作者本身的扎实文学素养与深厚文艺理论知识密不可分。他不止一次用富于美感的诗性语言来进行提问,对于受访的诗人们来说,这种提问方式有助于他们在亲切的交谈中形成强烈的价值认同感,也使得他们以敞开的姿态来面对提问。比如在访谈诗人盘妙彬时,钟世华说到“心中有处处有,心在处处在”,这便与“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产生联系,由此使得二者的交谈极具诗性特征。访谈对古人所说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您的诗里行走,仿佛每一句都是一阵自然的风”等话语的引用则进一步增强了其本身的诗性特征。不仅如此,诗人盘妙彬在回答对自己所写的《万物的样子就是诗歌的样子》一文的基本看法时,说出了诸如“山川给我的就是浮云和流水”、“‘云在心端’是我的博客”、“写作对于自己的意义就是清风和明月,是生命和灵魂需要,一生都离不开的”等话语,从其独具诗意的回答中,我们体悟到了诗人自身所秉持的写作责任。

有关诗歌语言问题的讨论也较多地出现在钟世华的《访谈录》中,其中涉及到了汉字神韵之于诗歌创作本身的重要影响。通常情况下,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得二者的创作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而所用文字的不同也成为了二者创作差异的主要原因。“诗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弗罗斯特语),诗歌翻译所造成的理解障碍与交流困境无法规避,这一方面与不同国家的文字差异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也与诗歌题材本身的特殊性不无关系。一般来说,小说在翻译中能够更好地遵循原作,但诗歌中所存在着音律、节奏、情绪等诸多因素,无疑增加了诗歌翻译的难度。当前的诗歌创作呈现出两个极端,诗歌佳作固然能够令读者产生醍醐灌顶、心醉神驰的阅读感受,但同时存在的还有许多粗制滥造的诗歌作品,这些作品使得读者在阅读时饱受折磨,这种问题在当前的诗歌写作中亟待解决。

三、诗歌创作始终要注重主题集中表达

当前,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远离诗歌,诗歌创作队伍也随之陷入到寂寞、孤立的困境当中。与诗歌在1980年代拥趸众多现象所不同的是,当下的诗歌处于“边缘化”的境地。诗歌写作通常是在诗人对生活、生命、自然、世界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后,又对思考本身进行了华丽的提升。诗人应该将自己对于万事万物的个人化体悟,通过诗歌语言传递给读者,以实现诗人与读者之间的共鸣。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认为,“如果诗人自己没有为他的诗洒下热泪,那么,他的诗也就不会使读者洒下热泪。如果诗人没有被诗句的猝然出现而震动,诗句也就不会使读者震动。”诗歌创作绝对不是文字的简单堆砌,它要通过言简意赅的文字传达出丰富的主题和强烈的情感,这也正符合了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主张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访谈录》一书中所列举的实例相当到位,如诗人吉小吉在采访时谈到“诗歌作品永远是诗人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这正与古人所说的“文如其人”相似,也就是说诗歌应该通过文字的表达使得主题跃然纸上。为了说明“什么是诗歌的‘浅度’写作”、“什么是所谓的诗歌创作的‘质朴、原本、真诚’”等问题,吉小吉举出乐柳宗元的《江雪》、杜甫的《绝句》等诗歌。柳宗元在《江雪》中所描绘的世界极为静俏,诗句本身也传达出了中国水墨画的优美意境,极大地增强了读者的现场感,同时也使得诗歌本身的主题表达直中肯綮;杜甫在《绝句》中将自我的生命体验熔铸到质朴、本源的现实描绘之中,在“浅度”写作中抵达着诗歌的真谛。《江雪》、《绝句》是老少妇孺皆知的传统古诗,诗句本身所凝造的画面感很好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诗歌创作的内涵也由此传释出来。因此,诗人应在追寻质朴、本真的写作传统的基础上进行诗歌创作,而不仅仅是依靠毫无节制的“口语化”、“口水诗”来混淆视听。

当然,钟世华在《访谈录》中也提到了不少相当尖锐的问题,比如“当下,口语写作有泛滥之势。不仅是新的诗人,而且在一批有声望的诗人那里,口语的泛滥也已经成为伤害诗歌本身的问题了……”等,这些问题在当前的诗歌发展中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说的“诗歌应该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和生命摇篮”,没有主题的无病呻吟和故弄玄虚,除了在诗界引起一时的聒噪之外,其对于诗歌写作发展本身是徒劳无益的。这不禁使我想到2006年由诗人赵丽华的诗歌创作所引发的争论,赵丽华笔下的诗句极为浅显、直白,比如诗歌《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中,诗人通过短短四句13个字便描述出独自一人来到田纳西,在举目无亲、百无聊赖的心境下,自己动手做家乡馅饼的生存经历,网上有诗歌评论者说赵丽华在这首诗歌里“活生生地构筑了一个十分立体的‘境’,抒发了一种客居他乡的孤独状,使读者意会到一种浓烈的刻骨思乡之情”。这样的解读使我们对泛滥的口水诗产生了直观的认识,即这些诗人已经抛置了诗歌创作的主题表达,而仅用无序的口语来标榜自身的诗歌创作,并且向诗坛提出诸如“如果不分行又会怎样?”、“不就只是一句类似于打电话的口语表达吗?”的发问。诗人如果秉持这样的态度进行诗歌写作,对于诗歌发展来说并不是件乐观的事情,真正的诗人无论身处何种时代,都要在内心坚守一种伟大诗歌的创作。坚持用真心去写诗,把内心的幸福、忧伤传达出来,这在任何时代、任何境遇下都是诗歌创作的真谛。《访谈录》中的女诗人许雪萍说:“一朵花开在自己的香气里,一个人活在自己的苦难里,写诗是为了内心的幸福”,“用诗歌记录生活,记录感受,体会生命。”她的诗作中有回忆,有信念,有孤独,有成长,还有死亡,这或许正提供给了当下诗人一种真正的诗歌写作方式。


结语:

著名评论家谢有顺在《诗歌和什么有关》一文中说出了当前的文学写作现状,“目前的许多的中国作家更像是一个腐朽的无病呻吟者,他们的作品或者没有丝毫个人真实的体验,努力天马行空的去搭建一个文学的虚幻语境,或者是流于平庸,用文字空洞和自己对生活的麻木,写出来很多就像是建筑废料一样的没有丝毫用处的堆砌文字垃圾。”值得我们肯定的是,《访谈录》一书正努力尝试着改变当下学界的写作现状,正如学者石一宁所评论的:“写诗需要心灵坦荡,评诗需要知人论世,读诗需要理解诗人。《穿越诗的喀斯特》一书,追求的正是这样的‘穿越’:诗心的直白,诗魂的呈现,各民族诗人真实的情感与美学流向。”《访谈录》记录了钟世华对广西众多诗人的访谈,立体化地展现了广西诗人们在诗歌写作中的辛苦跋涉过程。通过这些诗人的自我陈述,我们要努力感知真正用心写作的诗人们所具备的心灵底色和灵魂真谛。

愿诗人们都能心怀悲悯地创作诗歌,愿更多评论家们像钟世华一样努力还原诗人创作过程的艰辛与幸福,帮助我们真正的读懂诗歌,读懂诗歌字里行间的幸福和忧伤。

(本文原发表于《名作欣赏》2016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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